超脱隐身与现身之分 实现更良好翻译效果
无论是传统翻译观的译者被动隐身,还是现代翻译观彰显译者主体性的现身,实际都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适应与选择的结果。
从隐身到现身
人们普遍认为译者的隐形是为了让译作更加透明,也就是在翻译中语言要流畅自然,不能在翻译的时候施展自己的写作技巧,而要忠实于原文的遣词造句,表达出原作者的写作风格特征。
纵观中国翻译史,近百年来从近代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到傅雷的“神似”说,再到钱锺书的“化境”说,这些“翻译原则”“翻译标准”和“翻译规范”,虽表达方式各异,但其中无不透露着“忠实”二字。为了达到译文的忠实对等,译者自然将自己隐藏起来,让译作看上去好像是译语的原作,看不到任何翻译的痕迹,译者隐而不见。
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一书中提出了“归化”和“异化”这两个概念。他对“流畅的”“透明的”“归化式的”翻译策略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种翻译方式实则是对“英美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的一种张扬,是英美文化政治霸权中帝国主义价值观的一种体现。而“异化翻译”正是针对这种“归化翻译”暴力的一种阻抗。它保留了语言文化差异的异化,使翻译成为异质性的话语实践,而不是盲目地认同目的语的主流文化。这种异化翻译方式对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重构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对于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也进行了有效干预,最重要的是它能够让译者从“通顺”“透明”的归化翻译中现身,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和价值,使译者的文化地位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承认。
译者量力而行
当我们从译者行为的视角考察翻译活动的时候,便会发现若想做到“适者生存”,译者必须适应当时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中重要的、突出的因素,如“准确地理解原文”、“得体地衡量翻译生态环境”、“合理地兼顾诸‘者’”(如作者、读者、出版者、资助者、委托者、译评者)等。
超脱隐身与现身
纵观东西方翻译史,我们得知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语码转换,而是涉及两种语言文化大环境下多种因素的复杂过程。传统翻译研究多局限于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层面,关注如何才能更好更忠实地传递原文的信息,希望译者“隐身”。而生态翻译学则跳出了传统翻译研究仅仅关注语言文字转换的框架,从一个更广阔、更立体的层面上去审视翻译,认为翻译是译者为了更好地生存发展而对翻译生态环境适应和选择的结果,要让译者“现身”,从这一崭新的立场看翻译。
由此可见,我们对翻译问题的讨论,不能总局限于传统的翻译研究层面,不能随意批判传统译论关于译者忠于原文隐身是绝对错误,而必须根据具体的翻译对象、翻译语境,及时地变换视角,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生态翻译学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开阔的且能揭示翻译行为本质的翻译研究新视角。因此,无论是传统翻译观的译者被动隐身还是现代翻译观彰显译者主体性的现身,实际都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适应与选择的结果。
注1:生态翻译:是从原文内在的生态结构出发来对翻译作品进行选择,并且在翻译的过程中循环原作固有的生态结构来在另一种语言中进行再现,所以,生态翻译首先注定要带有特色。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