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儒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诡异洋翻译
马儒翰（1814—1843）（左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有史以来一场奇特的对外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对英方的无知与英方对中国的熟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不过，本文想问的是，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格局？是清军将领过于无能，还是英军主帅表现神勇？笔者在读史过程中发现，双方主帅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反差，恐怕与他们各自对待翻译问题的态度有关。那么，英方在对待翻译问题上到底与中方有什么差异，为什么会有此差异，这些差异又有什么后果？本文拟以英方首席翻译官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为个案，对鸦片战争期间的翻译政治作一初步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谓“翻译的政治”有两层意思：第一，指作为英方首席翻译的马儒翰与鸦片战争的关系；第二，指马儒翰的语言、文本翻译与鸦片战争的关系。
一、在19世纪以前，英语是一种地方用语，在国际上尚无政治地位。即使19世纪上半期，法语仍然较英语更为通用。在这种情况下，与之相隔万里的清政府，自然没有培养英语人才的必要。为了与欧洲打交道，他们只是设置了拉丁语和俄语专业。当然，反过来，英国对汉语的态度亦是如此。乾隆五十七年（1792），马嘎尔尼使团准备来华，寻遍了英国、瑞典和葡萄牙的里思本，都没能找到一名翻译人员。最后不得已，在意大利聘请了两个华人传教士，但是他们却只懂拉丁文而不懂英文。这说明在19世纪以前，英国人对中文的掌握也极为有限，在与清政府的交涉中并没有语言优势。然而，中英之间相互隔膜的“平衡状态”，很快被传教士马礼逊打破了。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英国伦敦传教会传教士，1807年来华传播基督福音。为了胜任传教工作，他在来华前后苦学中文，短短几年便能口说笔写。来华后不久，为了取得合法留居资格和提高经济收入，他加入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获得了大量语言实践以及观察中国政治、人情的机会。与此同时，这份兼职还让他与英国政府建立了联系。1830年左右，当马礼逊因种种原因与伦敦传教会疏远后，便开始与政府正式合作。1834年7月，英国任命马礼逊为驻华商务监督中文秘书兼译员。就这样，本为传播福音而来的传教士，最终却成了英国政府驻华商馆的一员。马礼逊精通中国语言和政治，他的加入大大提高英政府的对华了解水平。从此，中英之间的“隔膜平衡”被打破了。
马礼逊任职不久就因病去世，但这并未中断英政府对华的语言优势。因为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又被请来继任中文秘书。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是马礼逊的长子，1814年（嘉庆十九年）4月生于澳门，1822年返回英国上学，1827年再度来华，旋即转往马六甲学习中文。1830年，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商人急需翻译，督促马礼逊邀其子到广州工作。不久，马儒翰应邀来到广州，为英国商人做翻译。在此期间，他的中文知识得到了实践机会，并于1833年编纂出版《中国贸易指南》（Chinese Commercial Guide）一书。他甚至还准备编纂一部中国官员名录。
英国驻华监督虽然屡屡易人，但每任监督都很重视马儒翰。尤其是1836年上任的义律（Charles Elliot），对马儒翰尤为器重。1840年2月，义律致信英国外相说：“所附信件是我的朋友兼中文秘书马儒翰先生亲自抄写的，他在有关中国事务方面一向是可以依赖和磋商的官员。在我的机构中，没有其他的人对这些信件中的问题具有任何知识。”由此可以想见，义律对马儒翰是多么信任。而马儒翰的加盟，也确实令英方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不必再为语言发愁。而且，凭借对中国政治的了解，马儒翰还可以为义律出谋划策。那么，此时的广东当局情况又如何呢？
广东当局对英国方面的了解，随着1839年林则徐到达广州，有一定程度的改观。林则徐南下时，从京城四夷馆带了一名英语翻译，抵达广州后又招进梁进德、林阿舍（亚林）等人，组成一个语言班子，专门负责搜集和翻译英方资料。这几个人，或随传教士学习多年，或留学美国，属于中国人中英语水平较好的人。清军前线主帅如果能充分借助其才能，对敌人的了解恐不致有太大偏差。然而事实上，由于梁进德等人与传教士关系密切，林则徐根本不敢信赖他们。从现有资料来看，林则徐很少将重要消息透露给他们，更不会与他们商讨御敌之道。这些译员的任务，就是翻译西书西报。如有重要文件，林则徐还会再请人翻译一份，以资对证。这种用而又疑的态度，与英方义律与马儒翰的融洽，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
林则徐不相信梁进德等，但还是采取了“疑而且用”的态度。而继任的琦善，则一律将林氏译员遣散了。他在与英方沟通时，倚靠的是一个叫鲍鹏的通事。鲍鹏与广东洋商关系密切，本来也属“汉奸”一类，却不知何故，莫名其妙受到琦善信任，几乎包办了琦善与英方的所有联络。然而，鲍鹏的英语多为从生意场上学来，无法与马儒翰相提并论。这样一来，中方在翻译人员配备上，自然“逊色”了不止一个等次。而及琦善获罪后，耆英、伊里布等人为避免像前任一样被指责为“滥用汉奸”，则干脆一个翻译也不用。他们给皇帝的解释是：“该夷马礼逊、罗布旦、郭世利均通晓汉文，兼习汉语，勿须通事传话，反致隔阂。”至此，中方在翻译配备上已与英方无法相提并论了。
二、马儒翰和他的父亲不太一样。其父马礼逊服务于广州商馆时，仍保留了自己的传教工作。他仅仅将翻译当作一项迫不得已的兼职。在精神上，马礼逊一直保持着传教独立性，并对鸦片贸易表示过愤慨。而马儒翰则好像没有其父的原则立场。他在对华交涉问题上，与英国商人和官员基本未发生异议。他更愿意将自己当作一个英国公民，为祖国贡献一切。这是他加入英国政府的思想基础，也是他为政府服务的精神动力。
在父亲的教育和熏陶下，马儒翰不仅精通汉语，而且熟悉中国人情。他曾经对英方人员讲：“中国人是讲外表的，但不诚恳，嫉妒，猜忌，好怀疑的厉害。他们一般是自私的，冷血的，而不近人情的。”这种对中国人情的“洞察”，帮助他解决了很多难题。比如1834年，当教徒梁发因散发传教资料被清政府逮捕时，就被马儒翰就用八百元贿赂赎了出来。马儒翰对人情如此精通，以致很多人认为他就是中国人：“马礼逊通晓汉语，有传其为汉奸之仕于夷者”。英方有这样一个“中国通”作为翻译和秘书，自然可以做到知己知彼。
英方也确实给了马儒翰发挥才能的空间。从1839年穿鼻海战开始，英军每次北上，都由马儒翰担任首席翻译。而且在所有与中方交涉中，都由马儒翰先行联系或居中翻译。对其所扮演的角色，苏精先生曾有过一个简洁归纳：1840年英方第一次北征攻下定海后，留下翻译郭士立处理当地民政，马儒翰则继续随义律和懿律北上，负责与中方交涉；8月，舰队抵达天津白河口外，马儒翰奉派乘小艇向直隶总督琦善递送公文，随后又担任双方会谈的口头与书面翻译；会谈结束后，英方舰队南下，途经山东登州补给，也由马儒翰与当地官员打交道；同年10月，舰队到达浙江，马儒翰又陪同义律会见两江总督伊里布，谈判释放俘虏与归还定海事宜。
其实，马儒翰在鸦片战争中远不仅是一个翻译，还是为英军出谋划策的人。据说，英兵攻到南京城下时，就是根据马儒翰获取的地图，确定了攻防战略。当时的部分中国人，甚至认为英军攻战南京，就是由马儒翰提出的：“镇江既破（甲乙本作“陷”），璞鼎查将如国王后命，仍遵海赴天津，再求通商地，中于马理逊（马儒翰）言而止。马理逊者，夷官也，……至是言’燕京漕运，以江宁为咽喉，今但盘踞江面，阻绝南北，即可要挟，所求当无不如志；否但扬言将密招汉奸，挖冲高家堰堤，彼虑工险费巨，合龙无期，阻于外舟，工亦难举，计更无不得请者。事出权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期有利于英，不必跼守国王来文也’。璞鼎查深然其言。随下令诸船并进，一路炮声（1937年本为“声炮”）不绝，瓜州仪征所有盐舶商舟，焚烧殆尽。”梁廷枬的这一说法，虽然还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但是与张喜对马儒翰的印象颇为相符。
张喜是钦差大臣伊里布的仆人，曾多次代伊里布与马儒翰交涉。据张喜回忆，马儒翰曾对他说过：“今日之事，非昔日可比，必须打破了南京，一路上去，打了安徽、江西、湖广、取了四川。一面分船由天津，攻到北京，才好讲话。”由张喜的这段回忆可以看出，马儒翰确实坚决主张攻打南京。这与上文梁廷枬文中的看法颇为吻合。当然，马儒翰的职位是中文秘书，进攻南京与否由不得他。但英方指挥官刚来中国，不了解战略地形，在指挥上肯定会征求马儒翰意见。怡良就在奏折中说：“查夷酋璞鼎查之狡狯万端，大率（小）马礼逊、罗伯聃二人为之导引”；梁宝常也在奏折中说：“英夷领事之人，惟（小）马礼逊、罗伯聃二名盘踞最久，情形俱极狡谲，今俱天夺其魄，接踵而亡”。
三、在鸦片战争交战过程中，为英军提供军事服务的，远不止马儒翰一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马儒翰个人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只能依据材料推测，马儒翰丰富的中文知识，必定为英军的进攻路线和策略，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参考。不过，在接下来的中英条约签订问题上，马儒翰所扮演的角色就表现得很明确了。
1941年中英签定的《穿鼻条约》，就隐藏着马儒翰的影子。当时，英方在占领大角、沙角炮台后，要求中方将穿鼻（英方的中译本称沙角）让予英国，作为其建立商馆之地。两广总督琦善表示，穿鼻乃清朝官兵阵亡之地，英人“在该处寄寓，亦甚不祥”，但是可代为向皇帝奏请其它地方。英方随即发出复照，声称为了满足中方的请求，“同意接受香港海岸和港湾以代替沙角”，并表示只要中方允许，即不再要求增开口岸而归还舟山。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英方送交琦善的中文照会，与其英文原件却略有不同。英文原件中仅提出索要“香港海岸和港湾”，但中译本却提出“今拟将尖沙嘴洋面所滨之尖沙嘴，红坎即香港等处，代换沙角给予”。中文译本与英文相比，多了一个“尖沙嘴”。
其实，中译本多出的“尖沙嘴”一词，意义非同寻常。根据郭卫东先生的研究，尖沙嘴乃军事险要之地，控制着维多利亚湾的航运。如果英方占领尖沙嘴，就会大大增强香港的航运能力。琦善或许知道这一后果，所以对此异常吃惊：原来中英双方只约定一地，现在为何突然成了两地？琦善误以为是英方提高了谈判条件，于是将谈判重心转向要求英方维持原意：“只择一处地方寄寓泊船”，不能再求沙角。英方本来就未要求“尖沙嘴”，现在正好顺水推舟，作出了“莫须有”的让步。那么，是谁在照会翻译上做了手脚，增加了“尖沙嘴”一语？郭卫东核查档案后认为，英文原件中没有的“尖沙嘴”，其实在英方中文秘书档中已存在，故断定“尖沙嘴”乃马儒翰所加。
接下来，在此后的南京谈判中，马儒翰再次扮演了“重头角色”。在南京谈判之前，中方早已解散了通晓“夷语”的人才，将联络工作悉数交给张喜。耆英原来还想调几个通晓“夷语”者作为补充，但是很快为朝廷否决。就这样，中方“兵不带刃”地走上了谈判桌。如此一来，场间的谈判自然全赖英方人员从中操作。具体言之，就是由英方的罗伯聃和郭士立负责口译，马儒翰负责条约文本的起草与核对。讨论的过程，一般先由英方提出草案，然后由罗、郭二人译出，以便中方人员提出意见。双方达成一致后，再由马儒翰确定英汉文本，并对两个文本加以核对。
由英方包办翻译的南京谈判，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口译是当着谈判双方之面进行，翻译人员没有什么操作空间。条约的中译本必经耆英审核，想来也不会存在“欺瞒”机会。马儒翰的影响，恐怕主要表现在中英文本的契合程度上。由于皆为“英文盲”，耆英等人只能审查中文本的内容，也只能依据中文本判断得失，根本没有能力核查英文本措辞。南京谈判后，条约的英文本、中文本和中文直译本，都在《中国丛报》上刊登过，但是没有人愿意核查。通晓英语的人都被视为“汉奸”，他们又怎会“以德报怨”，替政府操心做事？最终的结果是，中方根本未审核中英文本的契合程度，从而为中英再起纷争埋下了隐患。其中，问题最大的当属南京条约的第二款规定。
南京条约的第二款中文本为：“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
从上面可以看出，中文本的意思很明确，即允许英国民人及其家眷寄居五处“港口”，允许英国官员寄居五处“城邑”。在中文语境中，“港口”指城外码头周围的地区，“城邑”则指城内的生活区域，两者意思完全不同。就中文本意思来看，清政府仍不允许一般英国民人进城寄居。而英文本的意思却是：英国民人及其家眷，都可享受与英国官员一样的待遇，进入“each of the above- named Cities or Towns”寄居。显然，英文本根本没有对英国民人与官员的不同待遇进行区分。后来，英方正是依据英文本的这一表述，声称清政府早已承认英国人进城寄居的权利，并由此引发了中方旷日持久的“反入城”斗争。
四、鸦片战争是一场奇特的战争。在战争中，英方由于聘用了马儒翰等人，基本未受语言文字的阻碍；而清政府一方，则因为鄙视商人和怀疑汉人，将林则徐组建的翻译班子，一概弃之不用。结果，作为英方翻译的马儒翰等人，竟然扮演了“居中翻译”的角色。但问题是，马儒翰并不是一个“中立者”。他是在民族国家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有着强烈的民族或国家意识。这种意识决定了他“居中翻译”，却必然“单向思考”。
马儒翰精通中国的人情和政治，能够为英军提供非常有针对性的建议。英军攻打南京的战略，恐怕就是参考了他的观点。与此同时，由于双方主帅互不通晓对方语言，马儒翰能够充分利用起草条约文本的机会，将自己的想法或考虑注入其中，为此后英方强占更多权益提供借口。而反观清军主帅，由于将英语水平较高的中国人一概拒之门外，根本无法获取敌人的真实信息，更无法识破马儒翰在翻译上的“雕虫小技”。他们甚至在开战后的很长时间里，都不清楚英方的主帅到底为谁。
本文来源：浙江社会科学
转自：译匠
（编辑: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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