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见||张生祥：翻译传播学：理论建构与学科空间
什么是翻译传播学？国内外对这一理论的建构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无定论。翻译学科是一门开放式的学科，具有很广的学科探索空间和余地，为我们对这一学科的理解和阐释提供了可能性。翻译与传播互为一体。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译者作为翻译传播中信息的传、受者，在翻译中担任的主要任务除了还原、重构和建构文本的意义之外，其还肩负着传播文本信息的重任。信息在源语文本、译者、目的语文本、读者之间的交互流动，说明了翻译与传播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孟伟根认为它“是翻译学和传播学交叉研究的结果，具体地说，是将翻译及其传播因素相联系，将传播学和翻译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相关研究，并以其相互关系及其机理为研究对象进行探索”，“从系统论角度审视翻译、研究翻译，对翻译中的种种现象进行传播剖析和阐释”。
一门新学科的创立，必定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与学科体系。国内有学者倾向于将“翻译传播学”定为“翻译”和“传播”的词语联合关系。但是，按照其独特的学科体系来看，我们又会不自觉地将其界定为“翻译+传播学”，把研究重心落在了传播学。如果为了在概念术语上与其它学科有所区别，将其作为一种体系的简单划分，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若与该学科所限定的研究对象不相对应，将翻译学机械地归类为某一学科的次级学科，那么，这种做法会有很大的误导性，不利于我们清楚地认识翻译学科的跨学科性或学科空间。
一、翻译传播学的跨学科性
按照研究对象不同，我们往往将学科划分为研究事物性质的学科和研究事物之间关系的学科。前者属于本体类学科研究，后者为关系类学科或交叉类学科研究。按照目前的翻译学科的发展现状，我们可以将其归为本体性学科研究的范畴；交叉学科或关系学科旨在揭示事物之间的关系，一般统称为跨学科研究。有学者提出，“跨学科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不同学科交叉出新的分支学科……；二是就某一问题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梅新林，2011）在翻译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两种学科的理论互借现象，如翻译地理学研究地理与翻译的关系、翻译生态学研究生态与翻译的关系等。关系学科是本体学科的进一步延伸和探索，为学科的理论建构和学科空间拓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关系类学科从本体类学科分化出来，是科学朝着系统、精细方向发展的自然结果。基于关系类学科的认识，翻译传播学的结构应是“（翻译/传播）学”，而非“翻译+传播学”。
翻译是一种文化跨越地域、族群、民族和国家的传播实践，传播是翻译赖以生存的手段。由此看来，翻译与传播不是一般的并立关系，而是行为与手段的融合，是人类活动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展现的交互关系。结合传播要素来研究翻译，是翻译研究的一个新进路。许多翻译现象，通过传播学研究视角来加以关照，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结合传播研究翻译现象，是一个有待发掘的新领域，有些传播问题也期待翻译学阐释。鉴于此，翻译传播学从一个独特视角切入，对翻译现象进行新的阐发与解释。
二、关系视角下的翻译学科体系重构
随着科学的理论发展与多种社会现象的纷繁出现，单一学科的研究成果已经无法满足对社会现象的诠释和解析。如果我们把对未知世界的认识比作一个完整的科学图谱，那么单一学科的研究进路，只能是构成我们科学认识的某一重要组件。科学的本质在于探索、认识、揭示和还原自然和社会的原本面貌。学科的机械分类，是我们探索世界的某一种可能的、可靠的科学手段，其结果只能是对世界的某一“地貌”、“图景”的有限揭示。
跨学科科学方法的出现，帮助我们采用多种学科的理论建构和方法论体系来重新认识和解释旧有的和新近出现的现象。一般的做法是相互借鉴概念、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对本体学科中的问题进行“跨学科式”的科学分析。这样的做法看似有效地补充、弥补或增强了某一学科本身的解释力，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之道，但也只停留在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照，并没有将学科的生命力释放出来，仍然局限于学科图谱之间内观式的方法论层面，让我们在开展深层的世界探知方面缺乏一种全景式的科学视角。
科学是解释世界的一种可能手段。某一学科的理论图谱，是整个科学图谱的有机组成部分。翻译学是专门解释翻译现象，揭示翻译本质的一门特殊学科，尽管学人试图对各种翻译现象进行科学的阐释，但仍然属于一种内观式的探究。
如果说翻译是一门研究翻译现象的独特的学科图谱，那么采用其它学科的理论与视角来对其各种现象进行切入式的探究，那么这个图谱将会变得更为完整，更为系统化。翻译传播学用传播学的原理和理论对翻译活动中出现的各种现象提供尝试性的解释，是一种视角学科的研究进路，对翻译现象进行外观式的察看和分析。由此观之，对翻译的研究，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视角来对其加以完整的解释。国内最新出现的两本专著《翻译地理学》、《翻译生态学》等即是新学科视角下的翻译学研究成果。（许建忠，2010；2009）
三、翻译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与学科空间
20世纪40年代以来，传播学在世界的长足发展，为我们理解和思考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翻译活动本身所具有的信息传播本质，为我们参照传播模式来建构这一学科的理论，拓宽它的学科维度提供了可供依循的思路。美国著名的传播学家韦伯`香农提倡的传播学“五W模式”（即：传者→信息→渠道→受者→效果）与拉斯韦尔创建的传播研究理论框架（即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研究以及效果研究等五大模块）（郭庆光，1999），对我们重新审视翻译学学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翻译是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依托文本（包括原本与译本），借助媒介，通过译者和读者重新解读来进行的信息传递、流通的动态过程。翻译过程中的信息流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文本创造者通过媒介将源语文本直接输送给目的语读者，并得到他们的反馈，达到相应的传播效果；二是译者选取源语文本，通过翻译活动，创造出译本，通过媒介将译语文本呈现给目的语受众，在受众接受和理解的过程中产生一定的传播效果。前者为文本信息的一度传播阶段，后者为文本信息的二度传播阶段。这两个阶段交互作用，互为一体。
（一）翻译的操控研究
翻译传播活动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必然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情境性因素的影响。我们应该对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加以思考，即在源语文本层面：谁创造了源语文本并带有什么样的目的？源语文本是在何种环境下产生的？它缘何变得如此流行？谁选择了这个文本？翻译这个文本的原因何在？这一翻译活动受何种因素操控？在译者层面：译者由谁选定？选定译者的标准是什么？译者受什么样的制度或政策影响？译者应遵循何种职业规范和翻译标准？在译本层面：译本的目的何在？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谁控制着译本的发行与传播？
译者在翻译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除了要考虑源语文本生成的各种情境要素之外，还应履行好“信息把关人”的角色，在传播制度和翻译政策的约束下开展翻译实践活动。因此，在从事翻译实践之前，译者首先需要了解源语国家和目的语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社会规约以及传播政策等，主要涵盖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社会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经济控制以及思想文化和社会监督方面的文化控制。(章方，2005) 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跨文化语际交换和传播活动，译者除了要精通外语之外，还应具备渊博的背景知识，这样才能足以应对各种类型的文本题材。
（二）译本的文本分析
翻译的文本分析主要是对译本本身的阐释与解读，主要包括译本的文本类型、文本的层次结构、源语文本与译本的对照和比较、译本的接受度、文本的文化内涵与传译途径以及源语文本与译本的互文关照等。翻译的文本分析一般从口头传播与文字传播两个方面来进行，对译本的表征项及其特征项进行科学性的选取和阐释，具体地讲，即从一个无结构的原始文本转化为结构化的计算机可以识别处理的信息，对文本进行科学的抽象，建立它的数学模型。
由于翻译文本是非结构化的数据，要想从大量的译本中挖掘有用的信息就必须首先将译本转化为可处理的结构化形式。为了准确到位地分析译本，我们就有必要对译本的文本向量做进一步净化处理，在保证源语文本含义的基础上，找出译本中最具代表性的文本特征。
（三）译者的角色研究
翻译类传播关系的最大特点是存在一个再传者——译者，原作需要经过译者的二度传播才能与受众见面。译者是译本的创作者，在他们的两侧是源语作者和译语受众，对于源语文本作者，他们既是受传者又是再传者，对于受众，他们既是传播者又是引导者。
1．译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
译者与作者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在翻译类传播活动中，译者与作者处在同一传播体系中，作者为传播者，译者也为传播者。就传播文化于受众而言，二者扮演的角色不是各自独立的，作者实施第一次传播，译者实施第二次传播。作者对译者具有相对的制约性和支配权，译者依附作者并帮助他完成作品在异地的再创作和传播。译者与作者相互配合，共同再造新文本。
译者与作者之间又是融合的关系。译者译书多是受人之约，或是利之所在，以此谋生者有之，凭兴趣翻译者亦有之。译者与作者融为一体，翻译成为与作者的共鸣和结合。译者与作者在翻译中难分难解。
2．译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
译者与受众的关系是翻译活动中的另一种传受关系。其特点为，译者是信息的再传播者，受众通过译者与作者间接对话，受众对原作和作者的认识是建立在译者对原作和作者的认识之上的。因此，译者的阅读会影响译品受众对原作的认识，进而影响受众对原作和作者的判断、信赖和接受。
翻译传播有别于其它传播的主要特点是传递相异性和接受相异性。受众在接受信息时常常“预先就有趣味方向或预存立场”。（邵培仁，2002：218）这些在信息接受的整个过程中直接影响他们关注什么和怎样关注。
译本的受众像一般意义上的受众一样是复杂多样的，特别是在社会急剧变化，观念不断更新，多种价值观并存的今天，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在传播环节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得到重视。对受众的研究显示，作为译本消费的一方，他们不但有多种选择的机会，还有接触不同媒介的可能；他们常常影响和介入翻译的选题，甚至译本的生产。尽管如此，这不意味着受众就不需要引导。当媒体炒作介入跨文化消费时，译者的合理引导显得尤其重要。（章方，2005）
（四）翻译的媒介研究
在任何一种翻译过程中，媒介都担负着重要的传输信息任务，它是文本信息传输、承载的工具和手段。无论是笔译还是口译，都离不开对一定形式的媒介的依赖。媒介形式的有效选择与合理利用，直接影响翻译的效率、速度、质量和规模。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都与特定时期的媒介技术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媒介技术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口语传播、纸质传播、电子传播、互联网传播、新媒体（如手机）传播等五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翻译活动都呈现出某种媒介特质。媒介技术的创新与多样性发展，为我们开展各种形式的翻译活动创造了硬件条件，翻译的形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如口语翻译、纸质翻译、同声传译、计算机辅助翻译等等。可以说，没有媒介，就没有翻译。
作为翻译传播中信息的把关人或中介，除了加强个人的专业素养之外，还要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既要了解各种媒介的类型和特点，还要对传播媒介的选择与翻译文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唯此，才能顺利地开展翻译活动，高效而又准确地将译本信息传递给目标人群或受众。如今，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型媒介手段的不断涌现，对译者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翻译研究者和传播者来说，也需要对媒介进行深入地了解和认识，这样才有助于翻译学的健康发展。
（五）翻译的受众研究
受众研究，是翻译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对受众进行理性地分析，翻译活动的传播效果和质量就会大大降低。简单地讲，受众是翻译效果的检验者，是信息传播的最终归宿，没有他们的能动参与，翻译活动无法趋于完整。同时，受众又是翻译传播活动中整个文本信息的构建者，他们与作者、译者一道，对文本的意义进行协商、建构与阐释。可以说，没有积极的受众，就没有成功的翻译传播。（迪金森等，2006）
由于语言、文化、教育背景及生活环境等的差异，受众对翻译文本的理解方式、关注内容、需求层次也具有个体性的差异。受众又是某一特定社会的公民，他们同时具有某些共同的群体性特征。加上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为我们研究受众或受众群增添了很大的难度。这就要求我们在从事翻译传播研究时，必须对译本的目标人群（或受众）加以先期调研，包括地域文化、社会阶层、教育背景、年龄层次、职业类别、性别比例以及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在开展翻译传播活动之前对这些因素进行科学地界定、归类和分析。另外，我们在科学地分析受众的构成和类别的同时，还应该将阅读伦理、审美方式、心理预期、人文精神等要素考虑在内。井喷式信息革命的到来和新媒体技术的突飞发展，如何有效地为受众提供他们认同的、急需的文本素材，成为当下翻译工作者们面临的新课题。
（六）翻译的效果研究
1977年，美国传播学者伊莱休`卡茨（E` Katz）首次对过去42年的传播效果研究进行观照扫描、归纳比较（李金铨，1981），为后来的研究开了先河，成为传播学界经验学派的重要研究范畴，以沃纳`赛弗林 (Werner.Severin)、埃弗里特`M`罗杰斯（Everett M.Rogers）与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为代表。传播效果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对个人效果产生的微观过程分析；二是对社会效果产生的宏观过程分析。一般来说，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基于对传播效果的分层次理解。
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活动，其传播效果是评价翻译质量的重要参考标准，因而，翻译文本的传播效果，也是译者/译者群应当投以关注的研究范畴。传播效果，是指传播者发出的信息经媒介传至受众而引起受众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的变化。在狭义上，指具有宣传或说服目的的传播行为在传播对象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动的变化，通常意指传播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的传播者的意图；在广义上，指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对受众和社会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和。在翻译传播效果研究中，主要以译本的大众传播活动对社会的宏观效果为评判尺度。译本的传播效果是检验翻译传播活动成功与否的首要考量。如果传播者发出的信息不被目的语受众所理解、接受并认同，那就失去了其传播意义。
翻译传播是否有效，一般受源本的适当性、译本的适读性与传播手段的适度性等因素的影响。当然了，我们还要考虑受众的阅读能力。比如，译本中新词出现的频率与比重，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尤其显著。最新的接受研究成果证明，翻译效果不仅受译者身份、译本风格和传播政策的影响，受众自身的属性，也就是他们的阅读兴趣、价值取向、信仰观念等方面的个体/群体差异，同样制约着翻译传播的终极效果。
除此以外，噪音因素是影响翻译传播效果的又一重要因素。在信息传播过程中，阻碍、减弱或减缓信息流通的因素统称为噪音因素。任何阻碍有用信息流通的障碍和不属于信息来源原意的附加物，都是传播学研究中的噪音。（郭庆光，1999）通常上讲，噪音存在于翻译传播的每一个环节，它影响着传播过程与传播效果。比如，政治干预、人为控制、自然灾害、种族歧视、社会偏见、等级观念以及媒介手段的使用不当等等。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甚至干扰着翻译传播活动。因此，我们在研究翻译时，应该对它们加以重视，以保证源语文本信息在目的语语境中最大限度地得以传播。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翻译过程事实上就是作者、源语文本、译者、译语文本和目的语受众因为信息的传播而构成的一个动态系统。从关系学科的视角来考察翻译研究，为翻译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进路，有利于深入认识翻译的本质，从而更好地处理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基本问题。译者应充分发挥其信息流通的“把关人”作用，遵从有效选择性原则，积极吸收和消化传播学的有关理论，如传播学的噪音理论、生态理论、反馈理论、控制理论等等，及时关注目的语受众的信息反馈，从而最终实现翻译的传播目的。
转自：翻译学研究
一门新学科的创立，必定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与学科体系。国内有学者倾向于将“翻译传播学”定为“翻译”和“传播”的词语联合关系。但是，按照其独特的学科体系来看，我们又会不自觉地将其界定为“翻译+传播学”，把研究重心落在了传播学。如果为了在概念术语上与其它学科有所区别，将其作为一种体系的简单划分，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若与该学科所限定的研究对象不相对应，将翻译学机械地归类为某一学科的次级学科，那么，这种做法会有很大的误导性，不利于我们清楚地认识翻译学科的跨学科性或学科空间。
一、翻译传播学的跨学科性
按照研究对象不同，我们往往将学科划分为研究事物性质的学科和研究事物之间关系的学科。前者属于本体类学科研究，后者为关系类学科或交叉类学科研究。按照目前的翻译学科的发展现状，我们可以将其归为本体性学科研究的范畴；交叉学科或关系学科旨在揭示事物之间的关系，一般统称为跨学科研究。有学者提出，“跨学科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不同学科交叉出新的分支学科……；二是就某一问题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梅新林，2011）在翻译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两种学科的理论互借现象，如翻译地理学研究地理与翻译的关系、翻译生态学研究生态与翻译的关系等。关系学科是本体学科的进一步延伸和探索，为学科的理论建构和学科空间拓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关系类学科从本体类学科分化出来，是科学朝着系统、精细方向发展的自然结果。基于关系类学科的认识，翻译传播学的结构应是“（翻译/传播）学”，而非“翻译+传播学”。
翻译是一种文化跨越地域、族群、民族和国家的传播实践，传播是翻译赖以生存的手段。由此看来，翻译与传播不是一般的并立关系，而是行为与手段的融合，是人类活动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展现的交互关系。结合传播要素来研究翻译，是翻译研究的一个新进路。许多翻译现象，通过传播学研究视角来加以关照，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结合传播研究翻译现象，是一个有待发掘的新领域，有些传播问题也期待翻译学阐释。鉴于此，翻译传播学从一个独特视角切入，对翻译现象进行新的阐发与解释。
二、关系视角下的翻译学科体系重构
随着科学的理论发展与多种社会现象的纷繁出现，单一学科的研究成果已经无法满足对社会现象的诠释和解析。如果我们把对未知世界的认识比作一个完整的科学图谱，那么单一学科的研究进路，只能是构成我们科学认识的某一重要组件。科学的本质在于探索、认识、揭示和还原自然和社会的原本面貌。学科的机械分类，是我们探索世界的某一种可能的、可靠的科学手段，其结果只能是对世界的某一“地貌”、“图景”的有限揭示。
跨学科科学方法的出现，帮助我们采用多种学科的理论建构和方法论体系来重新认识和解释旧有的和新近出现的现象。一般的做法是相互借鉴概念、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对本体学科中的问题进行“跨学科式”的科学分析。这样的做法看似有效地补充、弥补或增强了某一学科本身的解释力，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之道，但也只停留在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照，并没有将学科的生命力释放出来，仍然局限于学科图谱之间内观式的方法论层面，让我们在开展深层的世界探知方面缺乏一种全景式的科学视角。
科学是解释世界的一种可能手段。某一学科的理论图谱，是整个科学图谱的有机组成部分。翻译学是专门解释翻译现象，揭示翻译本质的一门特殊学科，尽管学人试图对各种翻译现象进行科学的阐释，但仍然属于一种内观式的探究。
如果说翻译是一门研究翻译现象的独特的学科图谱，那么采用其它学科的理论与视角来对其各种现象进行切入式的探究，那么这个图谱将会变得更为完整，更为系统化。翻译传播学用传播学的原理和理论对翻译活动中出现的各种现象提供尝试性的解释，是一种视角学科的研究进路，对翻译现象进行外观式的察看和分析。由此观之，对翻译的研究，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视角来对其加以完整的解释。国内最新出现的两本专著《翻译地理学》、《翻译生态学》等即是新学科视角下的翻译学研究成果。（许建忠，2010；2009）
三、翻译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与学科空间
20世纪40年代以来，传播学在世界的长足发展，为我们理解和思考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翻译活动本身所具有的信息传播本质，为我们参照传播模式来建构这一学科的理论，拓宽它的学科维度提供了可供依循的思路。美国著名的传播学家韦伯`香农提倡的传播学“五W模式”（即：传者→信息→渠道→受者→效果）与拉斯韦尔创建的传播研究理论框架（即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研究以及效果研究等五大模块）（郭庆光，1999），对我们重新审视翻译学学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翻译是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依托文本（包括原本与译本），借助媒介，通过译者和读者重新解读来进行的信息传递、流通的动态过程。翻译过程中的信息流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文本创造者通过媒介将源语文本直接输送给目的语读者，并得到他们的反馈，达到相应的传播效果；二是译者选取源语文本，通过翻译活动，创造出译本，通过媒介将译语文本呈现给目的语受众，在受众接受和理解的过程中产生一定的传播效果。前者为文本信息的一度传播阶段，后者为文本信息的二度传播阶段。这两个阶段交互作用，互为一体。
（一）翻译的操控研究
翻译传播活动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必然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情境性因素的影响。我们应该对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加以思考，即在源语文本层面：谁创造了源语文本并带有什么样的目的？源语文本是在何种环境下产生的？它缘何变得如此流行？谁选择了这个文本？翻译这个文本的原因何在？这一翻译活动受何种因素操控？在译者层面：译者由谁选定？选定译者的标准是什么？译者受什么样的制度或政策影响？译者应遵循何种职业规范和翻译标准？在译本层面：译本的目的何在？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谁控制着译本的发行与传播？
译者在翻译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除了要考虑源语文本生成的各种情境要素之外，还应履行好“信息把关人”的角色，在传播制度和翻译政策的约束下开展翻译实践活动。因此，在从事翻译实践之前，译者首先需要了解源语国家和目的语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社会规约以及传播政策等，主要涵盖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社会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经济控制以及思想文化和社会监督方面的文化控制。(章方，2005) 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跨文化语际交换和传播活动，译者除了要精通外语之外，还应具备渊博的背景知识，这样才能足以应对各种类型的文本题材。
（二）译本的文本分析
翻译的文本分析主要是对译本本身的阐释与解读，主要包括译本的文本类型、文本的层次结构、源语文本与译本的对照和比较、译本的接受度、文本的文化内涵与传译途径以及源语文本与译本的互文关照等。翻译的文本分析一般从口头传播与文字传播两个方面来进行，对译本的表征项及其特征项进行科学性的选取和阐释，具体地讲，即从一个无结构的原始文本转化为结构化的计算机可以识别处理的信息，对文本进行科学的抽象，建立它的数学模型。
由于翻译文本是非结构化的数据，要想从大量的译本中挖掘有用的信息就必须首先将译本转化为可处理的结构化形式。为了准确到位地分析译本，我们就有必要对译本的文本向量做进一步净化处理，在保证源语文本含义的基础上，找出译本中最具代表性的文本特征。
（三）译者的角色研究
翻译类传播关系的最大特点是存在一个再传者——译者，原作需要经过译者的二度传播才能与受众见面。译者是译本的创作者，在他们的两侧是源语作者和译语受众，对于源语文本作者，他们既是受传者又是再传者，对于受众，他们既是传播者又是引导者。
1．译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
译者与作者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在翻译类传播活动中，译者与作者处在同一传播体系中，作者为传播者，译者也为传播者。就传播文化于受众而言，二者扮演的角色不是各自独立的，作者实施第一次传播，译者实施第二次传播。作者对译者具有相对的制约性和支配权，译者依附作者并帮助他完成作品在异地的再创作和传播。译者与作者相互配合，共同再造新文本。
译者与作者之间又是融合的关系。译者译书多是受人之约，或是利之所在，以此谋生者有之，凭兴趣翻译者亦有之。译者与作者融为一体，翻译成为与作者的共鸣和结合。译者与作者在翻译中难分难解。
2．译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
译者与受众的关系是翻译活动中的另一种传受关系。其特点为，译者是信息的再传播者，受众通过译者与作者间接对话，受众对原作和作者的认识是建立在译者对原作和作者的认识之上的。因此，译者的阅读会影响译品受众对原作的认识，进而影响受众对原作和作者的判断、信赖和接受。
翻译传播有别于其它传播的主要特点是传递相异性和接受相异性。受众在接受信息时常常“预先就有趣味方向或预存立场”。（邵培仁，2002：218）这些在信息接受的整个过程中直接影响他们关注什么和怎样关注。
译本的受众像一般意义上的受众一样是复杂多样的，特别是在社会急剧变化，观念不断更新，多种价值观并存的今天，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在传播环节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得到重视。对受众的研究显示，作为译本消费的一方，他们不但有多种选择的机会，还有接触不同媒介的可能；他们常常影响和介入翻译的选题，甚至译本的生产。尽管如此，这不意味着受众就不需要引导。当媒体炒作介入跨文化消费时，译者的合理引导显得尤其重要。（章方，2005）
（四）翻译的媒介研究
在任何一种翻译过程中，媒介都担负着重要的传输信息任务，它是文本信息传输、承载的工具和手段。无论是笔译还是口译，都离不开对一定形式的媒介的依赖。媒介形式的有效选择与合理利用，直接影响翻译的效率、速度、质量和规模。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都与特定时期的媒介技术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媒介技术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口语传播、纸质传播、电子传播、互联网传播、新媒体（如手机）传播等五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翻译活动都呈现出某种媒介特质。媒介技术的创新与多样性发展，为我们开展各种形式的翻译活动创造了硬件条件，翻译的形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如口语翻译、纸质翻译、同声传译、计算机辅助翻译等等。可以说，没有媒介，就没有翻译。
作为翻译传播中信息的把关人或中介，除了加强个人的专业素养之外，还要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既要了解各种媒介的类型和特点，还要对传播媒介的选择与翻译文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唯此，才能顺利地开展翻译活动，高效而又准确地将译本信息传递给目标人群或受众。如今，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型媒介手段的不断涌现，对译者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翻译研究者和传播者来说，也需要对媒介进行深入地了解和认识，这样才有助于翻译学的健康发展。
（五）翻译的受众研究
受众研究，是翻译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对受众进行理性地分析，翻译活动的传播效果和质量就会大大降低。简单地讲，受众是翻译效果的检验者，是信息传播的最终归宿，没有他们的能动参与，翻译活动无法趋于完整。同时，受众又是翻译传播活动中整个文本信息的构建者，他们与作者、译者一道，对文本的意义进行协商、建构与阐释。可以说，没有积极的受众，就没有成功的翻译传播。（迪金森等，2006）
由于语言、文化、教育背景及生活环境等的差异，受众对翻译文本的理解方式、关注内容、需求层次也具有个体性的差异。受众又是某一特定社会的公民，他们同时具有某些共同的群体性特征。加上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为我们研究受众或受众群增添了很大的难度。这就要求我们在从事翻译传播研究时，必须对译本的目标人群（或受众）加以先期调研，包括地域文化、社会阶层、教育背景、年龄层次、职业类别、性别比例以及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在开展翻译传播活动之前对这些因素进行科学地界定、归类和分析。另外，我们在科学地分析受众的构成和类别的同时，还应该将阅读伦理、审美方式、心理预期、人文精神等要素考虑在内。井喷式信息革命的到来和新媒体技术的突飞发展，如何有效地为受众提供他们认同的、急需的文本素材，成为当下翻译工作者们面临的新课题。
（六）翻译的效果研究
1977年，美国传播学者伊莱休`卡茨（E` Katz）首次对过去42年的传播效果研究进行观照扫描、归纳比较（李金铨，1981），为后来的研究开了先河，成为传播学界经验学派的重要研究范畴，以沃纳`赛弗林 (Werner.Severin)、埃弗里特`M`罗杰斯（Everett M.Rogers）与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为代表。传播效果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对个人效果产生的微观过程分析；二是对社会效果产生的宏观过程分析。一般来说，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基于对传播效果的分层次理解。
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活动，其传播效果是评价翻译质量的重要参考标准，因而，翻译文本的传播效果，也是译者/译者群应当投以关注的研究范畴。传播效果，是指传播者发出的信息经媒介传至受众而引起受众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的变化。在狭义上，指具有宣传或说服目的的传播行为在传播对象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动的变化，通常意指传播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的传播者的意图；在广义上，指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对受众和社会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和。在翻译传播效果研究中，主要以译本的大众传播活动对社会的宏观效果为评判尺度。译本的传播效果是检验翻译传播活动成功与否的首要考量。如果传播者发出的信息不被目的语受众所理解、接受并认同，那就失去了其传播意义。
翻译传播是否有效，一般受源本的适当性、译本的适读性与传播手段的适度性等因素的影响。当然了，我们还要考虑受众的阅读能力。比如，译本中新词出现的频率与比重，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尤其显著。最新的接受研究成果证明，翻译效果不仅受译者身份、译本风格和传播政策的影响，受众自身的属性，也就是他们的阅读兴趣、价值取向、信仰观念等方面的个体/群体差异，同样制约着翻译传播的终极效果。
除此以外，噪音因素是影响翻译传播效果的又一重要因素。在信息传播过程中，阻碍、减弱或减缓信息流通的因素统称为噪音因素。任何阻碍有用信息流通的障碍和不属于信息来源原意的附加物，都是传播学研究中的噪音。（郭庆光，1999）通常上讲，噪音存在于翻译传播的每一个环节，它影响着传播过程与传播效果。比如，政治干预、人为控制、自然灾害、种族歧视、社会偏见、等级观念以及媒介手段的使用不当等等。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甚至干扰着翻译传播活动。因此，我们在研究翻译时，应该对它们加以重视，以保证源语文本信息在目的语语境中最大限度地得以传播。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翻译过程事实上就是作者、源语文本、译者、译语文本和目的语受众因为信息的传播而构成的一个动态系统。从关系学科的视角来考察翻译研究，为翻译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进路，有利于深入认识翻译的本质，从而更好地处理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基本问题。译者应充分发挥其信息流通的“把关人”作用，遵从有效选择性原则，积极吸收和消化传播学的有关理论，如传播学的噪音理论、生态理论、反馈理论、控制理论等等，及时关注目的语受众的信息反馈，从而最终实现翻译的传播目的。
转自：翻译学研究
（编辑: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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