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学史视域下推进翻译研究
近日，由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翻译与汉学史”高层国际学术论坛在京召开，多国学者围绕“翻译史”与“汉学史”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
当今，全球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作为沟通不同民族间交流的中介，翻译学也越来越引人瞩目。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黄卓越表示，翻译行为并不只是一种文字的转换，它涉及语言、宗教、政治、教育机制、流通渠道等多重因素的介入与影响，并与汉学史的研究进程有深层关联。这种关联恰好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可以将对翻译的研究置于汉学的场域中，对之进行学理梳理与理论提升，以此呼应时代要求。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柯睿认为，语言及其蕴藏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且语法规则各不相同，真正成功的翻译决不囿于原文限制，而是在语言的交互碰撞中迸发出生机与活力。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何碧玉梳理了19世纪以来中国典籍在法国的翻译情况，通过大量史料与文献，阐述了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维度考察翻译与汉学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波波娃以2006年出版的四卷本《中华文明史》在俄罗斯的翻译情况为例，总结了汉译俄专业历史文本翻译的基本规律，强调译者与作者均应当具有历史责任感。上海理工大学德籍教授司马涛梳理了早期中西方交流及中文译入的历史与中西方文化科技领域的翻译情况，总结了早期传教士的翻译特点，对翻译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杜博妮对常见的文学翻译类型进行了归纳，从翻译实践的角度总结汉文英译的经验，并提出在翻译中融入多重译者声音更能体现文学翻译的自发性、直觉性、创造性与想象力，使译文拥有更广阔的阅读空间。台湾东吴大学教授张上冠将德里达的“解构”概念运用于汉文的翻译，以翟理思的《桃花源记》英译为线索，从翻译伦理的角度强调了译者的责任，提出译者应当诚心重视作者，虚心看待译文，用心提升原义，让意/译义以生生不息的方式满足读者。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柯马丁以《离骚》在西方的翻译为着眼点，强调西方汉学家应吸取中国学者的研究传统，在翻译的过程中保证译文的统一。日本鹤见大学日本文学系教授金文京从日本的汉文训读、佛教的梵文音译，以及新罗的训读这三种训读现象出发，探讨了汉字文化圈与非汉字文化圈在翻译汉文文本时采取的不同方法，剖析了中日韩三国不同的语言观和世界观。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王晓平就唐代流入日本的传奇小说的训读与写本整理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该研究方法既可以丰富日本汉学与翻译史研究，也可以直接用于汉文古写本的整理与校勘，让中日两国文学在此基础上得以知同、明异、互读、共赏。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何培斌论述了20世纪初期中国建筑学与翻译的关系，从跨学科的角度阐释了中西方学术语境的不同，以及翻译对学科史建立的重要性。美国莱斯大学教授钱南秀介绍了晚清女翻译家薛绍徽翻译英文言情小说的具体情况，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晚清时期中国对外国小说的译入理念进行了深度剖析。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关诗珮从中国翻译史上的两个个案引入，探讨翻译回忆录的道德问题，剖析原文与实际翻译的争议问题，对翻译传记理论的不足之处进行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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