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丨《中国翻译家研究》（三卷本）出版啦！
《中国翻译家研究》（三卷本）介绍
我们谨向广大读者奉上历时近五年完成的《中国翻译家研究》（三卷本）。本书由方梦之教授、庄智象教授主编，约请六十五位翻译学学者撰写，详细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近百位翻译家，系统地整理了他们的译学思想、译著译事和翻译经验，重塑我国翻译家的整体形象，凸显翻译事业对我国文化繁荣、社会进步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书缘起
译者是翻译史研究的主体。21世纪以来，随着翻译学科的迅速发展，翻译史研究更加深入，对翻译家个案研究持续升温，但集中在少数众所周知的文学翻译名人身上，对文学翻译之外的译家研究未予重视，研究对象扎堆、重叠。据近年的博士论文统计，“林纾研究6篇、林语堂研究5篇、许渊冲研究4篇、鲁迅和周作人研究各3篇。这些研究在时间上有一定的间隔，而在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上严格来说存在着一定的重复和趋同”（穆雷、邹兵2014）。目前对文学翻译家史料的整理、挖掘和研究，史论的高度和清晰度尚嫌不足，更不用说对推动社会进步、经世致用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的翻译和译者的研究。为进一步挖掘和梳理我国各领域有代表性的翻译家的丰富史料，研究其翻译思想，探寻其理路脉络，彰显其翻译成就及其在我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丰富我国的翻译史和文化史，我们组织编撰了《中国翻译家研究》。
分卷立目
本研究的分卷既照顾到历史的脉络和传承，又突出反映现当代翻译家的历史重任和贡献。本书分为三卷：历代卷（古代—清末）、民国卷（1911—1949）和当代卷（1950— ）。好多近现代的译家都是跨年代、跨时期的。分卷主要依据论主的生卒年份，参照其主要贡献的所属年代，按生年先后排列，生年相同者，按卒年排列。就个别译家而言，很难铢两悉称，分卷还多少考虑三卷篇幅上的平衡。好在分卷不是严格的人物历史界定。
历代卷包括佛经翻译和明清西学东渐两大翻译高潮中涌现的重要人物，从支谦（194~199—252~258）到康有为（1858—1927），共30人。其中林纾（1852—1924）、严复（1854—1921）、辜鸿铭（1857—1928）晚年在民国初期也有贡献。
民国卷收主要贡献在民国时期、出生在19世纪的翻译家。只有英年早逝的郑太朴（1901—1949）和朱生豪（1912—1944）例外，郑太朴英年在民国度过，朱生豪恰好生息在民国时期。本卷从伍光建（1867—1943）到朱生豪，共34人，几乎都是跨年代的。伍光建、张元济（1867—1959）、梁启超（1873—1929）、杜亚泉（1873—1933）、丁福保（1874—1952）、陈独秀（1879—1942）等的翻译事业开启于清末。周建人（1888—1984）、赵元任（1892—1982）、李达（1890—1966）、傅东华（1893—1971）、胡适（1891—1962）、茅盾（1896—1981）、朱光潜（1897—1986）等人的翻译高潮期在民国；王国维（1877—1927）等人的翻译贡献虽在民国之前，其影响却在民国之后；而董秋斯（1899—1969）等人的重要贡献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
当代卷汇聚一批新中国成立后对翻译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重要人物。其间，我国翻译事业历经前17年的计划经济时期、10年“文革”停滞期和改革开放后的繁荣期，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7年间，我国……英国文学译作出版了245种，美国文学译作出版了215 种”（孙致礼1996：42）。两者相加，英美文学译作出版共460种，据孙致礼“17年间我国英美文学翻译出版一览表”（孙致礼1996：221—239），460种中新中国成立前初版的有51种，加上有一批早前译竟、成书于新中国成立后的译作（如朱生豪“莎士比亚戏曲集”十余种），这460种是要大打折扣的。前17年出版的数量与上表民国中期英美译作505种相比，就略显逊色了。
本书意义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转折都与翻译活动密不可分。翻译人物的研究可以为近代以来我国思想观念的变革、文学流派的产生、科学技术的革命以及新兴学科的开创提供背景资料，人们可在其中找到蛛丝马迹。挖掘和呈现译者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翻译活动和翻译贡献，阐明其在跨文化、跨语言和跨民族沟通中的角色和作用，不仅可以丰富人类文明发展史，而且必将促进现代语言服务业和翻译事业的发展。
我们谨向广大读者奉上历时近五年完成的《中国翻译家研究》（三卷本）。本书由方梦之教授、庄智象教授主编，约请六十五位翻译学学者撰写，详细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近百位翻译家，系统地整理了他们的译学思想、译著译事和翻译经验，重塑我国翻译家的整体形象，凸显翻译事业对我国文化繁荣、社会进步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书缘起
译者是翻译史研究的主体。21世纪以来，随着翻译学科的迅速发展，翻译史研究更加深入，对翻译家个案研究持续升温，但集中在少数众所周知的文学翻译名人身上，对文学翻译之外的译家研究未予重视，研究对象扎堆、重叠。据近年的博士论文统计，“林纾研究6篇、林语堂研究5篇、许渊冲研究4篇、鲁迅和周作人研究各3篇。这些研究在时间上有一定的间隔，而在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上严格来说存在着一定的重复和趋同”（穆雷、邹兵2014）。目前对文学翻译家史料的整理、挖掘和研究，史论的高度和清晰度尚嫌不足，更不用说对推动社会进步、经世致用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的翻译和译者的研究。为进一步挖掘和梳理我国各领域有代表性的翻译家的丰富史料，研究其翻译思想，探寻其理路脉络，彰显其翻译成就及其在我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丰富我国的翻译史和文化史，我们组织编撰了《中国翻译家研究》。
分卷立目
本研究的分卷既照顾到历史的脉络和传承，又突出反映现当代翻译家的历史重任和贡献。本书分为三卷：历代卷（古代—清末）、民国卷（1911—1949）和当代卷（1950— ）。好多近现代的译家都是跨年代、跨时期的。分卷主要依据论主的生卒年份，参照其主要贡献的所属年代，按生年先后排列，生年相同者，按卒年排列。就个别译家而言，很难铢两悉称，分卷还多少考虑三卷篇幅上的平衡。好在分卷不是严格的人物历史界定。
历代卷包括佛经翻译和明清西学东渐两大翻译高潮中涌现的重要人物，从支谦（194~199—252~258）到康有为（1858—1927），共30人。其中林纾（1852—1924）、严复（1854—1921）、辜鸿铭（1857—1928）晚年在民国初期也有贡献。
民国卷收主要贡献在民国时期、出生在19世纪的翻译家。只有英年早逝的郑太朴（1901—1949）和朱生豪（1912—1944）例外，郑太朴英年在民国度过，朱生豪恰好生息在民国时期。本卷从伍光建（1867—1943）到朱生豪，共34人，几乎都是跨年代的。伍光建、张元济（1867—1959）、梁启超（1873—1929）、杜亚泉（1873—1933）、丁福保（1874—1952）、陈独秀（1879—1942）等的翻译事业开启于清末。周建人（1888—1984）、赵元任（1892—1982）、李达（1890—1966）、傅东华（1893—1971）、胡适（1891—1962）、茅盾（1896—1981）、朱光潜（1897—1986）等人的翻译高潮期在民国；王国维（1877—1927）等人的翻译贡献虽在民国之前，其影响却在民国之后；而董秋斯（1899—1969）等人的重要贡献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
当代卷汇聚一批新中国成立后对翻译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重要人物。其间，我国翻译事业历经前17年的计划经济时期、10年“文革”停滞期和改革开放后的繁荣期，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7年间，我国……英国文学译作出版了245种，美国文学译作出版了215 种”（孙致礼1996：42）。两者相加，英美文学译作出版共460种，据孙致礼“17年间我国英美文学翻译出版一览表”（孙致礼1996：221—239），460种中新中国成立前初版的有51种，加上有一批早前译竟、成书于新中国成立后的译作（如朱生豪“莎士比亚戏曲集”十余种），这460种是要大打折扣的。前17年出版的数量与上表民国中期英美译作505种相比，就略显逊色了。
本书意义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转折都与翻译活动密不可分。翻译人物的研究可以为近代以来我国思想观念的变革、文学流派的产生、科学技术的革命以及新兴学科的开创提供背景资料，人们可在其中找到蛛丝马迹。挖掘和呈现译者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翻译活动和翻译贡献，阐明其在跨文化、跨语言和跨民族沟通中的角色和作用，不仅可以丰富人类文明发展史，而且必将促进现代语言服务业和翻译事业的发展。
（编辑: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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