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翻译作坊
著名翻译理论家、实践家劳陇（许景渊）生前40年间所发表的几十篇翻译理论论文终于在他身后结集出版了。这本《劳陇翻译理论论文集》的电子稿件编辑成书时我曾经浏览过，但出版后看到成书，发现还不到300页，才23万字，还是令我感到有些“薄”，似乎无法用巨制来形容。但因为我在1979年就拜读过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其间小40年老师每发表新作我都会拜读。每次去看望他，我都发现他在书桌前钻研、在写新的翻译理论论文，并多次聆听他用浓重的无锡口音向我介绍新论文的观点。我的感觉是他写了至少有100万字了，可结集出版后发现这些就是全部。
这从另一方面令我感慨：老师多年埋头研究，可谓皓首穷经，不求数量，而求字字珠玑、掷地有声，这样的论文是他多年研究心血的高度浓缩，是精华。我们这些后辈，唯有逐字逐句反复诵读，方可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所以我决定将这本书慢慢复习，认真咀嚼，体会新意，因为这些论文恰恰是指导我青年时代从事文学翻译的“圣经”，老师的言传身教都凝聚在这些论文里。还有教我们汉译英课程的黄为崴老师，也是这个路数，让我们翻译很多文章，他亲手批改作业，通过对比让我们用心体会和感悟。我们那个年代的做法可能现在看起来很笨，但翻译是手工活儿，既不能太程式化、机械化，也不能空学理论不实践。
1977年恢复高考读大学的我们是幸运的。事实上我们遇上了长我们四五十岁的一批老师，他们蹉跎多年后重新走上讲台焕发学术青春，处在他们学术水平的顶峰并且继续向纵深地带拓展。听他们的课，读他们的论文，由他们亲手批改我们幼稚的作业，就构成了我们学习的全部内容。本科毕业后我换了一所大学读研究生，又遇上了著名翻译家许崇信等一批老学者，耳濡目染，耳提面命，也是这种师徒之间心口相传、手把手修改译文的教育方式，课余则能找到他们发表的论文学习并加深理解。所以我觉得我的求学历程是艰苦但幸福的。劳陇先生自己在教书之余翻译了很多联合国文件和社会学、文学著作；许崇信先生是马列著作的大翻译家。这批老先生都是理论与实践的高手，他们讲课都注重实践，所举的无数例句都来自他们翻译的书稿，向我们演示同一个句子的多次修改过程。许崇信先生知道我的第二外语是俄语，还特别在课堂上举俄语的翻译例句。这批老先生在大量自己翻译的例句基础上总结他们的理论，令我们心服口服，从感性到理性，从效仿到独立翻译，是润物细无声的作坊式教学。
现在打开劳陇的书，第一篇就是1979年他发表在《中国翻译》上的那一篇被我奉若神明的《“No context, No text”》（现在可以翻译为： 无语境则无文本，或语境决定文本），这也是他给我们上课的内容的总结。这个context可不是如今高深莫测的“语境”，在当年没有“语境”这个词，它指的就是上下文的关联。一个run字，在不同场合有多重意思，能有二十种翻译法，活灵活现。他从实践中提炼出某些指导性的方向理论，但还不是国际上通行的那些理论——那些理论是西方在语言互译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西方语言很多都是语音中心语言，而汉语是表意文字，正如杨绛所说，西方语言词序“胡文尽倒”，汉语与西方语言互译不可能从根本上遵照他们的理论去翻译。那些理论可以借鉴，部分实践，但根本上还是要以中文表达为目的，翻译成地道的汉语，尽量不要很多欧化长句子。
我在两个大学英语系学翻译，学得很快乐。任何难句子，我们都是从实际出发，找到最佳表达法或尽可能通顺的“人话”，而非故弄玄虚云山雾罩。故弄玄虚恰恰说明你没弄懂原文的意思，是胡编乱造、误人子弟。记得有首歌叫《我把我的心留在旧金山》，听着很不错，但那是照着英文字面顺序翻译的，应该是“心系旧金山”或“思念旧金山”的意思。
幸运的是我研究生毕业后得到了劳陇的提携。第一本《劳伦斯传》是我和别人合译的，全书由劳陇审校。记得最清楚的是其中一章的标题，我按照英文直接翻译成“被世界拒斥的人”，劳陇给改成“世界的逐客”。由此可见，他给我们改动了多少看似没错，实则没有文采的平庸句子。可惜那个手稿没有向出版社要来保留，否则就是十分精彩、细腻的翻译教材了。至今我还记得我是一字一句将老师改的句子与原文对比的，可以说翻译了这半本书，老师修改的量比当年读书时修改的作业要多好几倍，应该说是毕业后又跟老师读了一遍翻译课。从此就对自己的翻译有了信心。后来我跟老师翻译林语堂的《朱门》，老师不再改我的译文，而是他自己翻译前面大部分，我翻译后两章，翻译时我就会主动将他的译文与英文原文对比，从中深刻体会他的翻译路径，以此来指导我自己的翻译。
后来我又从劳陇的文章中读到钱锺书先生关于翻译的“得意忘言”之说，还有“翻译的最高境界是让原作‘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还有化境之说等。这些都是高屋建瓴的方向性总结。但还是感到过于虚化。怎么“化”，要看杨绛的翻译实践。劳陇非常推崇杨绛的翻译，估计这也是我较早阶段就开始学习杨绛译文的动力之一。
时过境迁，现在的大学外语学院都开设专门的翻译专业了，对学生的训练似乎更加系统化、专门化。此外，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甚至有些普通对话都可以用机器自动翻译了，但具体到高深的文学翻译，我想我们当年那种师徒心口相传、师带徒的作坊式训练方式是不应该淘汰的，不仅应该保留，还应该发扬光大。这令我想起林语堂先生十分推崇的古希腊漫步式教学，师徒几人，在课堂上讨论，时而走出课堂散步交谈，再回到课堂面对面批改作业，如童年时大人握着儿童的手学写书法。可能我是享有这样温馨学习氛围的最后一代学生了，因此回忆起来更觉得宝贵。
（编辑:xue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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