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遇到的“文化惊诧”之四：不近人情
万万没有想到，在威尔士大学新闻与文化学院报到的第二天，我就遇到了一件“没面子”的事儿。
动身去英国之前，我与一位在威大新闻与文化学院担任讲师的中国学者取得了联系，从她那里，我了解到院长约翰 哈特利教授曾经访问北大等中国高校，对中国非常友好。初次见面，哈特利教授对中国同行的热诚，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像。他说，我是威大新闻与文化学院接受的第一位有高级职称的中国访问学者，他本人以及院方愿意为我的工作提供一切便利。他向我介绍了学院的历史和现状，之后亲自送我去办公室。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房间尽头办公桌后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女正在埋头工作；她就是学院学术秘书简 宝根女士。我注意到，院方已经为我安排了办公桌，旁边电脑桌上有一台崭新的电脑，供我今后一年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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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哈特利教授
以后发现，“不近人情”的事儿多着呢。比如餐馆里，绝对见不到人们抢着付账的场面，一般都是AA制，大伙儿同桌吃饭，各人自掏腰包，各自点菜。我回国前夕，十几位同事响应哈特利教授的提议，在附近一家饭馆聚餐为我送行。信不信由你：这又是一次AA制聚餐，包括我在内，都是各自点菜，各自付费。你“宴请”亲朋好友，却要人家自掏腰包点菜 – 在中国，这简直匪夷所思！入夜之后。中国城市热闹非凡，商场内外人潮涌动，大街小巷，只要有块空地，便有高音喇叭肆无忌惮地折磨人们的听觉器官，原来是大妈们在旁若无人地大跳其舞。入夜之后的英国大街几乎空无一人，而无处不在的酒馆（pub）却家家人满为患 。如果有同事对你说“Shall we have a drink after work” (下班后咱俩喝一杯如何)，你可不要自作多情，认为人家要请你喝酒。同事、朋友相约到酒馆喝一杯，也是各自买自个儿的酒，AA制。
中国人讲究人情世故，请客吃饭，经常是为了“联络感情”，甚至是为了拉关系，走后门。在英国，人情中少有功利的杂质，吃饭、喝酒仅仅是一种联谊手段，不牵涉利益交换。我回国前，威大新闻与文化学院十几位教师差不多悉数出席为我送行的AA制餐会；他们不可能有求于我，自掏腰包陪我吃饭，无非是为了表示对我的尊重。1998年7月，中国大学校长访问团来访，在威大活动一天，午餐竟然在加迪夫湾一家快餐店解决，而且威大副校长亲自陪同（英国大学校长是荣誉职务，副校长负实际责任）。每人一条炸鱼、一瓶可乐，面包管够，就这样把这十几位中国985、211大学的校长们打发了！晚上副校长在官邸设宴招待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一道汤、两道菜，最后上甜点 – 在英国，这已经是高标准的宴请，然而在中国，三菜一汤的“宴会”的确够寒酸的。英国大学副校长由大学董事会聘任，副校长在任期间住在副校长官邸，任期结束，立即搬出；恰似当选首相入住伦敦唐宁街10号，任期结束或连任败选，那就得必须交出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钥匙。威大副校长宴请，两位女服务员以及厨师都是特地从饭店请来的。我知道英国餐馆的服务员除专职领班外，其余大多数是打工的学生，于是便抽空和两位女服务员聊了几句。她们果然是学生；我并没有问她们来自那所学校，她们便抢先告诉我她们是加迪夫艺术学院学生。凭职业习惯，我觉得有些蹊跷；以后经过打听，方知大学副校长如需用工，无论因公还是因私，均不得雇用本校人员，包括本校学生。
英国人“不近人情”，实质上是法制完备的表现。事事、处处都有法律、规章、制度管着 – 这就是法治社会。在威大读博的五六位中国学者一致认为，在英国，办事比在中国容易；只要合法、依规，多难的事情都好办，用不着请客送礼。冒然给人送礼，即使并非有求于人，人家也往往愕然，甚至误解。宝根女士帮我办手续，乃是她的职责所在，可以口头感谢；然而给她送礼，即使是不值钱的小纪念品，也可能不经意间冒犯了她。几年前，一位来自哈尔滨的中国博士生第一次见导师，按中国人的习惯，给导师恭恭敬敬地献上了“见面礼”，据说是一幅工笔美人画。导师丝毫不领情，当场发了脾气，让这位博士生下不了台。当然不能说英国人绝对不送礼；关键是送礼的动机。1998年情人节，我按英国人的习惯买了一束鲜花送给简（即宝根女士，这时我已经可以直呼其名了），简非常高兴，连声道谢，赶紧把它插到花瓶里。顺便一提：在英国，情人节那天男同事往往送女同事一束花或一块巧克力，意在表示对女同事的尊重。在中国，情人节成了商家的“促销节”，尤其是五星级宾馆，往往借机推出什么“情侣间”。我一直在思索，为什么许多“洋玩意儿”传到中国就变味。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人们说英国有撒谎的政客，没有卖假货的商人。卖假货一旦被抓，那就被罚得倾家荡产，而且从此名声扫地，再也没有咸鱼翻身的可能。人们知法、守法，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英国公主违反交规被罚、王子依法在阿富汗服兵役之类的故事，怕是大家都听说过，这里只说我的亲身经历。1998年5月，哈特利院长再次访问北大，出席北大校庆，并在北大校庆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学术演讲。北大方面要求用英语发表演讲者同时提供中文译文，哈特利教授行前找我帮忙，请我把他的讲稿翻译成中文。我倒是愿意帮这个忙，问题是我的电脑没有中文软件，便找一位中国留学生从他的电脑里用盘拷了一个，请学院专职电教技术员帮忙安装。这位技术员不愧是专业人士，拿起盘来瞄了一眼就说这是盗版软件，威大电脑系统不认，就是说这个软件根本无法装进威大电脑系统。他说，即使威大电脑系统认盗版软件，他也不能装。使用盗版软件犯法，身为专业人士，更不敢知法犯法。后经院长批准，技术员帮我在网上订购了正版中文软件。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推而广之，便是各行各业都有规矩，凡是规矩，就必须严格遵守，不得“通融”。我参与了1998年博士学位论文的初审工作，按照规定，每一部博士学位论文，都由三位教授初审，以便确定作者有无资格参加博士学位答辩。三位教授中，必须有两位是外校教授。我审阅的四部博士学位论文全部没有封面，前言部分的署名被贴掉，因此我不知道作者是谁，是哪所学校的；导师是谁，当然也无从知晓。我只是三位初审教授中的一位，另外两位是谁，我不知道，而且按规定，不得打听。你想靠“关系”搞一顶博士帽？不可能。送礼、请吃？你连给谁送礼请谁吃饭都不知道，而且不可能知道！
只要留心，便不难发现在英国，到处都有人们对法律、对规矩敬畏的表现。例如走路。在英国任何城市，我都没有发现“中国式过马路”现象，红灯一亮，即便夜半三更空荡荡的大街上没有汽车，行人也会在马路一头乖乖站着，等绿灯亮了再过马路。北京的马路比伦敦的马路宽得多，汽车拥有量比伦敦少，然而伦敦很少发生交通拥堵，即使上下班时间，在交通最繁忙的维多利亚车站一带，公交车时速也能达到三四十公里。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人人遵守“红灯亮了等一等，绿灯亮了才能走”的规矩。再就是政府采取的减少车流的措施得当，例如鼓励拼车，一个人开车进城，泊车费高得让驾车者心痛。车上坐2人、3人、4人（包括司机），泊车费依次递减。当然，发达的公交基础设施，也必不可少。在伦敦任何一处，350米以内必有地铁站。每次去伦敦，我都要花3.99镑买一张通票。从早晨9时到夜间12时，凭这张通票可以乘坐地铁和公共汽车，不限路线，不限次数。
敬畏法律，敬畏规矩，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人们把钓上来的鱼儿放回水中，而不是提回家吃掉，正是动物权利方面的立法深入人心的结果。当敬畏法律，敬畏规矩成为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道德规范时，诚信，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就会蔚然成风。英国实行全民公费医疗，惠及在英国的外国人；人们的基本医疗服务，由政府注册的GP（general practitioner，全科医生）提供。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固定的GP，因此GP又称“家庭医生”。去附近GP诊所登记，受国内养成的习惯驱使，我随身携带一切能够证明我的身份的文件，护照、威大出入证、警察局签发的暂住证等等一样不落。到GP诊所后，我把这些文件从包里掏出来让接待我的护士看。没料到护士看都不看就把这些文件推还给我，直截了当问我姓名、国籍、有无慢性病、有无过敏药物并逐项登记，随后告诉我手续办完了，可以回家了。我在加迪夫市中心一家眼镜店配眼镜，验光师问我本人或者我的直系亲属是否罹患过青光眼。我回答说我母亲做过后天青光眼手术，不过她十几年前就去世了。验光师马上对我说，既如此，15英镑的验光费免除。他解释说，政府卫生部门正在进行青光眼普查，愿意向政府透露相关个人或亲属医疗信息的人，可以得到这样或那样的补偿，加迪夫市政府将为我付这笔验光费。假如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而且我要政府提供的补偿，那么我就得到有关部门登记，不仅要带上我自己的户口本、身份证，还得翻箱倒柜寻找母亲罹患青光眼的诊断书。
也许读者会问：照你这么说，英国岂不成了《镜花缘》中的“君子国”？难道英国没有不诚信的人？我要说明，英国当然不是“君子国”，据我所知，有两类人不诚信。一类是政客，政客不撒谎，便不成其为政客，因此有“Politics is dirty”（政治是肮脏的）之说。再就是耍“中国式小聪明”的国人。中国留学生个人电脑中的非内置软件，从中文输入软件到游戏软件，我敢说几乎百分之百是盗版软件。英国商家实行零理由退货，你买了一件商品，只要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损坏，无需说明理由就可以退货，商家有义务全额退还购货款。圣诞节前，一些在威大读本科的中国学生“购买”高档音响、大屏幕电视机等商品，圣诞假期用来拼命玩，节后立即退货，无需解释，顶多说一句“I don’t like it”（我不喜欢）。
在英国做高访一年，收获不少。最重要的是搞明白了什么是法治社会，或者说法治社会的主要特征有哪些。重复地说，法治社会是事事、处处有法律、规矩管着的社会，是敬畏法律、规矩成为主流生活方式的社会，是在法律、规矩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是诚信的社会。这是我第一次用因私护照出国，第一次有机会与另一个国家的平民百姓打成一片，零距离观察他们的生活，零距离感受英国文化。 我与加迪夫市河边大街“居委会”的老人们交上了朋友，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基尔大学一位退休教授家中住了两天。事情是这样的：
位于英格兰北部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基尔大学（Keele University）有个“退休教授协会”— 英国公私单位统统没有’离退休干部局“之类的机构，基尔大学退休教授协会与校方毫无关系，是十几位退休教授自个儿组织起来的。协会经常邀请外国学者前来座谈，来人由会员轮流招待。我应邀来到在基尔大学，向老人们介绍中国音乐。为此我带去了几个盘，古曲《春江花月夜》、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二胡独奏《二泉映月》等等。我放音乐给老人们听，分析音乐，还给老人讲与中国音乐相关的传说，从唐玄宗讲到瞎子阿炳，老人们听得津津有味。这次轮到汤姆森先生负责我招待我，承蒙他盛情邀请，我在他家吃住。汤姆森老两口都快80岁了，儿子在外地工作。我注意到老两口只有一台14英寸的电视机，便不无炫耀地告诉他们，我家四室两厅，有三台电视机，厅里那台是42英寸的。老先生显然吃惊了：四口人三台电视机，有必要吗？再说42英寸大屏幕电视机应当用在机场、车站之类的公共场所，为什么家里要摆那么大的电视机？不怕浪费电吗？作为客人，晚上洗澡我自个儿用一盆水，而老两口则共用一盆水，老太太先洗，接着老爷子用同一盆水洗。老两口吃完菜后，当着我的面用面包把盘子擦干净，把面包吃掉 – 这样的场景，在餐馆中经常能看到。我请教过威大法律专家，得知法律并没有强制老百姓如此节约用水，也没有关于吃饭“空碟”的法律条文。我感到一旦人们明白法律的意义，一旦知法、用法蔚然成风，人们便会养成比法律条文更严格的生活习惯，用以规范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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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汤姆森夫妇
学生时代，政治课老师告诉我们欧美家庭中，儿子到父母家吃饭得交饭钱，住宿得交住宿费，瞧，资本主义社会何等冷酷无情，《共产党宣言》说得对：资产阶级“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这次我想，既然在英国人家中做客，那就抓住这个机会搞明白英国人这是怎么回事；如果确有其事，那就搞明白英国人何以如此“不近人情”。我尽可能委婉地向主人提出这个问题，生怕伤害他们的自尊心。没想到两位老人十分坦承，老太太甚至现身说法，唠唠叨叨告诉我儿子带媳妇回家吃饭得交多少钱，住宿得交多少钱，“比到外面吃住合算多了”。老爷子说，儿子早已成年，到我们这儿白吃白住，等于侵犯我们的经济权利，所以必须交钱。英国法律规定16岁为成年，子女到16岁，父母就算完成了养育他或她的法定义务。在法律的意义上，父母与成年子女在相互独立；彼此的权利，包括经济权利，不得侵犯。中国人讲究“亲兄弟明算账”，亲兄弟固然是血亲，但经济上彼此独立，因此必须“明算账”。如果能理解“亲兄弟明算账”的，为何不能理解“亲父子明算账”呢？
中国老年人养大子女后，往往得继续尽义务，出钱出力养育第三代。英国有“啃政府族”，但没有“啃老族”。与此对应的是在英国，带孙辈的老年人基本上没有。我与河边大街“居委会”的老人们以及基尔大学汤姆森夫妇探讨这个问题，他们的意见一致：老年人辛辛苦苦把子女养大，有权享受晚年，没有养育第三代的义务。子女有了孩子，应当自个儿抚养，不应当以此剥夺父母享受晚年的权利。不过也要说明，英国鼓励生育，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不存在生了孩子养不起的问题。
在英国一年，经历了不少“文化惊诧”。我的体会是遇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既不要一笑置之，也不要匆忙予以政治解读。 “亲父子明算账”，在在许多中国人看来 “不近人情”，却折射出英国人民的权利意识。我认为，法治社会，还应当是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公民依法自觉维护权利社会。
关于作者：
李竹润是威廉在新华社中国特稿社期间的同事，而且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共事。他的英文好，而且历史知识丰富，为威廉翻译过三本著作。在与威廉共事之，他在英国威尔士大学新闻与文化学院做高访，遇到不少“文化惊诧”（cultural shock）的奇葩事情。
来源：本文原载于“林赛一家子”微信公众号，为李竹润老师原创作品。转载已获授权。
（编辑:xue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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