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典籍英译要放眼世界，立足本土
作者简介
汪榕培教授是中国著名的英语教育家，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过英语实践、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英美诗歌、英美戏剧、英语词汇学等十余门课程，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教学以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思想，深受学生的欢迎，并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他在《中国教育报》、《外语界》、《辽宁高教研究》、《辽宁日报》、《大连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外语教育论文多篇，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历年来曾获政府特殊津贴、陈香梅教育奖励基金一等奖、辽宁省优秀专家、大连市优秀专家等奖励。社会兼职包括中国典籍英译研究会会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副会长、辽宁省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辽宁省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委省政府咨询委员、大连市委市政府咨询委员等；现任大连大学特聘教授，兼任苏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校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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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要出版一本中国典籍英译的书籍不那么容易，因为中国典籍英译向来是个冷门的学科方向，却在近年来从事翻译者有之、从事评论者有之、从事理论研究者有之、从事教学实践者有之、从事文化交流者有之、显示国家软实力者有之，一时成为翻译界灼手可热的课题。我本人也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面，转向致力于中国典籍英译的。不过，现在仍有必要对中国典籍英译的目的、做法、现状、规划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才能在“放眼世界，立足本土”（Be global, act local）的精神指导下，把中国典籍英译的工作做得更好。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进行中国典籍英译？浩瀚的中国典籍是中国古老文明的结晶，是世界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让世界各国人民都能够共同分享的一笔财富。但是，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长期以来西方对于中国古老的文化知之甚少，有计划地把中国典籍翻译成为英语是一项基础的工作，需要很多人付出不懈的努力，进行长时间的文化积累。这种文化积累既需要国家层面的规划和扶植，例如《大中华文库》就是成功运行的一个项目，又需要有志者默默无闻的长期耕耘，经过世代的沉淀，建起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某些优秀的作品随着时代的发展会出现多次重译，这是完全正常的，一部道家经典《老子》已经有了100多种英译本，得到不同的解读，不仅说明了这部作品在西方国家深受重视，而且说明翻译在思想传播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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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英译的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象高铁建设那样短期之内一哄而上的。近年来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走强，中国国内出现了一股“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声音，出现了一阵汉译英的热潮，甚至出现了我国在世界各国举办“孔子学院”的浪头，其中不乏民族主义的情绪和输出中国观念的期望，往往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典籍英译究竟翻译什么？最早介绍到西方的中国典籍是孔子和老子的作品，“Confucianism”和“Taoism”已经进入英语的词汇，但是中国典籍远不止儒家和道家的著作，诸子百家都是中国古代智慧的结晶。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社会到生活、从文学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各个门类都有大量值得翻译的内容。
以中国的古代戏剧为例，最早翻译到西方并有影响的是元代杂剧作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曾引起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的注意。在1949年以后，我国重视关汉卿的《窦娥冤》等作品，重点向国外翻译推介。上世纪末，一部《牡丹亭》由于偶然的原因引起西方的注意，有评论把《牡丹亭》说成是中国最伟大的戏剧作品，汤显祖是中国最伟大的剧作家，把他跟英国的莎士比亚相媲美。演出《牡丹亭》的剧种昆曲列入联合国公布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一批的第一号，本来奄奄一息的昆曲继上世纪五十年代《十五贯》的公演以后又一次在国内振兴起来，在国外巡演也受到观众的欢迎，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京剧。值得向国外介绍的昆曲剧目何止《牡丹亭》一部，中国古典戏剧翻译俨然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每个民族都有丰富的史诗和史料。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被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壮族史诗《麽经布洛陀》、赫哲族《伊玛堪史诗》、达斡尔族乌钦体民间叙事诗《少郎和岱夫》等都已经开始逐渐被译成英语。少数民族典籍英译已经成为中国典籍英译的又一重要方面。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典籍英译由谁来做？首先是由中国译者来做还是由英语国家的译者来做。有的人认为，翻译应该由译入语国家的译者来做，举出的例子是莫言在国外得到认可就因为他的作品是外国人翻译的，另一个例子是《红楼梦》的两个译本，国外的译本明显地更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以读者接受论的标准，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英语国家的译者在行文方面更符合西方读者的思维习惯，在语言的使用方面更贴近当前的读者使用习惯。不过，我认为翻译的成败不能一概而论地以国籍来判断，就文学经典的翻译而论，主要是特定译者的语言和文学修养决定了作品的翻译水平，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拥有像胡适、林语堂和钱钟书等一批中英文俱佳的大师，只有大师才能译出足以传世的翻译佳作。
当然，比较翻译作品的标准也是有不同的，以译文更贴近原文的意境来说，中国人翻译中国的典籍也许更加理想，以译本更符合西方读者的欣赏习惯来说，英语国家的人翻译中国的典籍也许更加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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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关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国典籍英译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用一个类比来说，中国的山水画跟西方的油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是对客观世界的不同感受。语言艺术的作品也是如此，汉语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习惯跟英语是存在差异的。在中国典籍英译的时候，既要照顾中国人思维的特征、又要照顾西方人的语言表达习惯，在中间取得平衡，用我的说法就是“传神达意”，更准确地说就是“传神地达意”。翻译一部作品跟创作一部作品是一样的，熟读写作指导手册无法使一个人成为好的作家，翻译指导手册也无法使一个人成为好的翻译家。翻译的标准是供人“意会”和“领悟”的，而不是像尺子那样准确测量的。更何况不同的读者还有他自己的审美观。
以文学本《牡丹亭》的英译为例，美国译者白之（Cyril Birch）提供了一个在西方反映不错的译本，我也提供了一个译本，他看了我的译本以后，给我写信时提到，感到我的译本不错，但是他还是更喜欢他自己的译本。我呢，还是喜欢我自己的译本，我敢说我译的那些下场诗肯定比白之靠谱，至少是“有所云”的。当然，在今后肯定会有人比我译得更好，这就是所谓的“译可译，非常译。”
中国典籍英译的兴旺靠的是有志之士的无悔努力。
（本文转自“汪榕培典籍英译”微信公号，原为汪榕培教授在第八届中国典籍翻译研讨会上的讲话提要）
汪榕培教授是中国著名的英语教育家，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过英语实践、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英美诗歌、英美戏剧、英语词汇学等十余门课程，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教学以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思想，深受学生的欢迎，并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他在《中国教育报》、《外语界》、《辽宁高教研究》、《辽宁日报》、《大连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外语教育论文多篇，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历年来曾获政府特殊津贴、陈香梅教育奖励基金一等奖、辽宁省优秀专家、大连市优秀专家等奖励。社会兼职包括中国典籍英译研究会会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副会长、辽宁省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辽宁省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委省政府咨询委员、大连市委市政府咨询委员等；现任大连大学特聘教授，兼任苏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校博士生导师。
二十年前要出版一本中国典籍英译的书籍不那么容易，因为中国典籍英译向来是个冷门的学科方向，却在近年来从事翻译者有之、从事评论者有之、从事理论研究者有之、从事教学实践者有之、从事文化交流者有之、显示国家软实力者有之，一时成为翻译界灼手可热的课题。我本人也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面，转向致力于中国典籍英译的。不过，现在仍有必要对中国典籍英译的目的、做法、现状、规划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才能在“放眼世界，立足本土”（Be global, act local）的精神指导下，把中国典籍英译的工作做得更好。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进行中国典籍英译？浩瀚的中国典籍是中国古老文明的结晶，是世界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让世界各国人民都能够共同分享的一笔财富。但是，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长期以来西方对于中国古老的文化知之甚少，有计划地把中国典籍翻译成为英语是一项基础的工作，需要很多人付出不懈的努力，进行长时间的文化积累。这种文化积累既需要国家层面的规划和扶植，例如《大中华文库》就是成功运行的一个项目，又需要有志者默默无闻的长期耕耘，经过世代的沉淀，建起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某些优秀的作品随着时代的发展会出现多次重译，这是完全正常的，一部道家经典《老子》已经有了100多种英译本，得到不同的解读，不仅说明了这部作品在西方国家深受重视，而且说明翻译在思想传播中的作用。
典籍英译的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象高铁建设那样短期之内一哄而上的。近年来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走强，中国国内出现了一股“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声音，出现了一阵汉译英的热潮，甚至出现了我国在世界各国举办“孔子学院”的浪头，其中不乏民族主义的情绪和输出中国观念的期望，往往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典籍英译究竟翻译什么？最早介绍到西方的中国典籍是孔子和老子的作品，“Confucianism”和“Taoism”已经进入英语的词汇，但是中国典籍远不止儒家和道家的著作，诸子百家都是中国古代智慧的结晶。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社会到生活、从文学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各个门类都有大量值得翻译的内容。
以中国的古代戏剧为例，最早翻译到西方并有影响的是元代杂剧作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曾引起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的注意。在1949年以后，我国重视关汉卿的《窦娥冤》等作品，重点向国外翻译推介。上世纪末，一部《牡丹亭》由于偶然的原因引起西方的注意，有评论把《牡丹亭》说成是中国最伟大的戏剧作品，汤显祖是中国最伟大的剧作家，把他跟英国的莎士比亚相媲美。演出《牡丹亭》的剧种昆曲列入联合国公布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一批的第一号，本来奄奄一息的昆曲继上世纪五十年代《十五贯》的公演以后又一次在国内振兴起来，在国外巡演也受到观众的欢迎，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京剧。值得向国外介绍的昆曲剧目何止《牡丹亭》一部，中国古典戏剧翻译俨然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每个民族都有丰富的史诗和史料。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被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壮族史诗《麽经布洛陀》、赫哲族《伊玛堪史诗》、达斡尔族乌钦体民间叙事诗《少郎和岱夫》等都已经开始逐渐被译成英语。少数民族典籍英译已经成为中国典籍英译的又一重要方面。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典籍英译由谁来做？首先是由中国译者来做还是由英语国家的译者来做。有的人认为，翻译应该由译入语国家的译者来做，举出的例子是莫言在国外得到认可就因为他的作品是外国人翻译的，另一个例子是《红楼梦》的两个译本，国外的译本明显地更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以读者接受论的标准，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英语国家的译者在行文方面更符合西方读者的思维习惯，在语言的使用方面更贴近当前的读者使用习惯。不过，我认为翻译的成败不能一概而论地以国籍来判断，就文学经典的翻译而论，主要是特定译者的语言和文学修养决定了作品的翻译水平，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拥有像胡适、林语堂和钱钟书等一批中英文俱佳的大师，只有大师才能译出足以传世的翻译佳作。
当然，比较翻译作品的标准也是有不同的，以译文更贴近原文的意境来说，中国人翻译中国的典籍也许更加理想，以译本更符合西方读者的欣赏习惯来说，英语国家的人翻译中国的典籍也许更加灵活。
与之相关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国典籍英译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用一个类比来说，中国的山水画跟西方的油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是对客观世界的不同感受。语言艺术的作品也是如此，汉语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习惯跟英语是存在差异的。在中国典籍英译的时候，既要照顾中国人思维的特征、又要照顾西方人的语言表达习惯，在中间取得平衡，用我的说法就是“传神达意”，更准确地说就是“传神地达意”。翻译一部作品跟创作一部作品是一样的，熟读写作指导手册无法使一个人成为好的作家，翻译指导手册也无法使一个人成为好的翻译家。翻译的标准是供人“意会”和“领悟”的，而不是像尺子那样准确测量的。更何况不同的读者还有他自己的审美观。
以文学本《牡丹亭》的英译为例，美国译者白之（Cyril Birch）提供了一个在西方反映不错的译本，我也提供了一个译本，他看了我的译本以后，给我写信时提到，感到我的译本不错，但是他还是更喜欢他自己的译本。我呢，还是喜欢我自己的译本，我敢说我译的那些下场诗肯定比白之靠谱，至少是“有所云”的。当然，在今后肯定会有人比我译得更好，这就是所谓的“译可译，非常译。”
中国典籍英译的兴旺靠的是有志之士的无悔努力。
（本文转自“汪榕培典籍英译”微信公号，原为汪榕培教授在第八届中国典籍翻译研讨会上的讲话提要）
（编辑:xue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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