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遇到的“文化惊诧”之三：冒冒失失地“学雷锋”，必遭白眼
那是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快11点钟了，我在从学校赶往河边大街的住处。刚从塔夫河上的桥上走过，就看见对面那家门口有个小小的身影。走进一看，原来是邻家十岁的孩子杰克。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而这孩子上却一身夏天扮相，套头衫加短裤，浑身上下被雨雪浇透，冻得索索发抖。心想这孩子可能犯了错误，爹妈在惩罚他；不过孩子的错再大，也不该这样折磨他呀!于是快步走到孩子身边，问他这是怎样回事。原来是小杰克感冒发烧，爹妈要他站在门外淋着雨雪降温！对于我，这又是一次“文化惊诧”。 中国人感冒发烧，十之八九要捂上被子发汗，无论如何不会站到外边冒着雨雪降温， 除非“作死”。
之后一个多月，也是一天晚上，我在河边大街62号房中枯坐，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小杰克来了。英国邻里之间极少串门，这个小孩儿找我有啥事儿呢？正这么想着，小杰克开口了。原来他的狗病了，需要钱给狗治病。他把平日家长给的零花钱积攒起来，手头有二十几英镑，不够，还差十几镑，便向左邻右舍募捐。我想英国果然“奇葩”，连这么小的孩子都会“化缘“；不过这孩子也够 “奇葩“，小孩儿太小，不挣钱，缺钱找家长要，搁哪儿也是天经地义。小杰克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便一本正经地告诉我：拉什（狗的名字）是我收留的流浪狗，既然收留了它，就得对它的一切负责。它生病了，我得给它治；钱不够，我得想办法凑。我问：如果募集不到足够钱怎么办？小杰克说，那就向爸爸“借”。我有些吃惊：向爸爸“借“？是的，向爸爸“借”。我问：有借就得有还，你用什么还欠爸爸的钱？小杰克说：从给我的零花钱里扣。好家伙，小东西有出息，我便给这孩子三个一英镑的硬币。孩子郑重其事地谢过我，给了我一张自己画的画, 画面是一只黑眼圈的熊猫。他说知道我是中国人，这张是特地给我留的。
在英国生活一年，我发现英国孩子有一个突出的优点，那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有困难尽可能自己设法解决。1998年春，致命的埃博拉出血热再次肆虐非洲，英国教会号召人们慷慨解囊，向非洲人民伸出援手。有个孩子告诉我，河边大街附近学校的校长要求孩子们认真讨论自己能为非洲人民做什么。我想，孩子们能做什么，无非是捐献一点钱。这还不简单？在中国，只要学校要孩子们献爱心，孩子们十之八九会向家长要钱。于是我问孩子，打算找爸妈要多少钱。这孩子一下子愣了，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只好再说一遍。孩子说，用爸妈的钱捐献，等于我们自己没捐献。我们得另外想辙筹钱捐献。
还别说，孩子们真想出辙来了：搞一次慈善拍卖会，把本人不用的玩具、文具、衣物拿到会上拍卖，拍卖收入用于捐献。 周日礼拜之后，拍卖会在社区教堂举行。孩子们和家长都到了。校长宣布拍卖会开始，一男一女两位小拍卖师登上拍卖台，他们是通过竞选获得这一“职位”的。被拍卖的东西都是孩子们自己用剩下的，不外乎铅笔、文具盒、泰德熊、芭比娃娃，还有巧克力之类的小零食。拍卖员每拿出一件拍卖品，都要高声报告捐献者的名字，随后喊出起拍价，比如一支铅笔起拍价15便士，随后家长们便喊价竞拍，20便士、25便士、50便士 … 直到有人出最高价。比如小杰克的姐姐凯塞林捐献了一个芭比娃娃，起拍价1英镑，之后报价第次上升，最后一位老奶奶报价3英镑，拍卖员连续喊三次“3英镑”无人应答，拍卖槌落下，成交。这次拍卖会筹得25英镑，加上孩子们捐献的零花钱共60多镑，当场由公证员免费予以公证，公证员随后郑重其事地把公证书和善款交给校长，校长讲话后将善款郑重其事地交给社区牧师，社区牧师郑重其事地发表演讲，赞扬孩子们的善举弘扬了主倡导的博爱精神。我注意到，在拍卖会上现身的成年人个个严肃认真，没有人把它当作小孩“过家家”。每拍出一件东西，孩子们就会齐声欢呼，捐献这件东西的孩子会站起来向大家致意。孩子们全都是节日盛装，多数男孩身穿深色西服，打领结。
这次慈善拍卖会后，我思索了很久、很久。为了培育孩子们独立解决困难的能力，从学校到社区教堂，从学校老师到家长到社区牧师，可谓煞费苦心。举行慈善拍卖的决定，是孩子们经过讨论集体作出的。为选拔拍卖师，孩子们特地搞了一次竞选。两位小拍卖师组织了一个团队，负责收集、整理大家捐献的物品，确定每件物品的起拍价。对于孩子们的工作，校方和老师只是给以必要的指导，比如为小拍卖师及其团队提供卖方面的视频资料，其他一切工作，全部放手让孩子们自己做。孩子们规定，所捐献的物品必须属于自己，必须整理干净再捐献，用于捐献的巧克力、饼干等小食品必须仍在保质期。可以说孩子们的慈善拍卖会是一个所有孩子参与、使孩子们受到多方面教育的“系统工程”。
孩子们的慈善拍卖，使我回想起初来乍到英国时遇到的一件尴尬事。那天我在伦敦维多利亚火车站附近闲逛，突然看到一位妇女带着三个小孩过马路。这位夫人左手推着一辆婴儿车，车里躺着一个婴儿，右手抱着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身后有个稍大一些的女孩儿揪着妈妈的衣摆艰难地奔跑。我赶紧跑过去，把这个孩子抱起来送到马路对面。没想到孩子妈妈生气了，毫不客气地冲着我说：你是什么意思？她自己能走！突然我意识到，我已经不在中国，而是在一个文化习俗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家。在英国，我发现这个国家的人们很要强，比如你看到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上坡道有困难，假如你想帮他一把，你必须征得人家同意，问一声“Can I help”，像我那样冒冒失失地“学雷锋”，必遭白眼。英国公共汽车上靠中间座位上方有个小牌牌，牌牌上有“priority seats”的字样，直译为“优先座位”，实际意思是“给需要者预留的座位”。回国后看到北京公交车上中英文双语“老弱病残孕专座”牌牌，“老弱病残孕专座”按照字面译作“Seats for the aged, feeble, sick, disabled and pregnant”，于是给北京市公交总公司写信，告诉他们这个译文肯定冒犯外国乘客中的“老弱病残孕”。后来看到牌牌上的英文改成了“Seats for passengers in need”（给需要坐下的乘客预留的座位），不知是不是我提的意见发挥了作用。
的确，自立、自强是英国人的一大优点，也可以说是英吉利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一个英国人从出生那天起，就接受长大后自立、自强的训练。在威大，有同事在中国影片上看到夜间爹妈（或祖父母）给婴儿把屎把尿、抱着又哭又闹的孩子满地转悠，认为不可思议，批评中国家长给了孩子“过多的爱“。原来在英国，晚间孩子睡觉前家长给孩子喂饱奶，穿好纸尿裤，让孩子在儿童室的床上自己睡，直到第二天清晨给孩子换尿布。这样做，家长可以睡一夜整觉，孩子也睡得沉稳。在诺丁汉，我曾连续三天陪一位中国家长接送上幼儿园的孩子。这家幼儿园门口有个沙堆，沙堆旁是个幼儿游泳池，只见小孩儿们有的玩沙，有的玩水，还有爬树的，追逐疯跑的，异常热闹。早晨孩子进园手脸衣着干干净净，下午放学时个个成了小泥猴；同样的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家长们非疯了不可。加迪夫河边大街有五六个陪读的中国孩子，都是十岁上下，来英国长的四五年，短的两三年，全都在附近学校读书。问他们中国好还是英国好，他们都说“英国好”。为什么？“在英国有空儿玩，在中国没有”。中英两国教育方面的差别，应当说这些孩子最有发言权。从他们口中，我了解到英国小学不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不要求孩子们死记硬背那些枯燥的公式，而是煞费苦心地教给孩子们如何思考问题，引导孩子们自己动手动脑解决问题。河边大街附近学校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教育，老师要求学生调查从家中到学校，一路上有几个路口，哪几个路口曾经出过车祸，造成车祸的原因是什么，在此基础上写出调查报告，提出如何避免车祸的建议。老师要求调查报告中的每一个事实都要有根有据：通过采访（例如采访警察局）收集的事实，必须注明事实提供者的姓名、职业；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如当年的新闻报道）获得的事实，必须准确注明出处 – 例如该事实出自哪年、哪月、哪日的哪家报纸的第几版上的哪篇文章。当孩子们告诉我老师提出的这些要求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 撰写学位论文，必须准确注明信息来源（sources of information），这正是北外对研究生论文写作提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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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生活、工作期间，无论从新闻报道还是从英国同事的谈吐中，我都没有发现中国特有的“啃老“现象。英国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确惯坏了一部分人，这些人明明有能力工作，却无所事事，反正吃穿住有政府包着，生病了有全民公费医疗。你可以说他们是”啃政府族“，却并不是 “啃老族“。包括 ”啃政府族“在内，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认为“啃老”没出息。英国法律规定满16岁为成年，作为“成年人”，即使暂时没有工作，也要尽可能在经济上摆脱对家长的依赖。想读大学吗？那就自个儿筹措所需款项。威尔士大学的英籍本科生、硕士生几乎百分之百打工，也有英籍博士生打工，不过人数较少。除打工外，在校学生还可以向银行申请助学贷款。英国政府鼓励成年学生打工，打工所得全免所得税。新闻专业本科生学制四年，校方鼓励学生在校期间为新闻单位采写稿件，所发表的作品可以折算成学分，满学分即可毕业。院长约翰 哈特利教授告诉我，大多数新闻专业本科生读到三年级，便已经被新闻单位聘用。
我在那里做高访的时候，威尔士大学新闻与文化学院有200多名本科生，50多名硕士生，20多名博士生，其中大约一半是外国留学生。哈特利教授说，英籍学生都是本科毕业后立即就业，工作几年后，觉得有必要提高自己，便会读硕。硕士是“过渡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一年半；每个学年分为三个学期，每学期写4篇essay（短论文），成绩总评及格即可毕业，不必写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拿到硕士学位后一般再次就业，再过若干年，如果觉得有必要，便去读博。英国人读本、读硕、读博，都是出于提高自己的需要，所以见到四五十岁的硕士生、博士生甚至本科生，您大可不必大惊小怪。这与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本科生考硕，往往是再就业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还有人从本、硕、博一口气读下去，戴上博士帽，人已经30岁上下了。而英国硕士生、博士生，一般都有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的工作经历。中国的高等教育，与中小学教育一样，基本上也是应试教育，课堂上老师满堂灌，课下学生死记硬背。哈特利教授请我给博士生开“中国新闻”讲座课，特地找我谈话，客气但是明确地提醒我讲课不要超过20分钟，剩下的时间组织学生讨论，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哈特利教授曾经来华访问过北大等高校，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毛病，看来有所了解。对于我，他提出的要求几近残酷。博士生每堂课大约两小时，我得用十个甚至二十个两小时备课。课堂讨论极其热烈，有些问题非常刁钻，回答不出来，我就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知识欠缺，和大家一起探讨。回国之后，我试图把这种开放式、师生平等的方法用于北外等高校的教学，结果令我尴尬不已：学生用长时间的静默应对我的“开场白”，好一点的学生读我课前发的讲稿，少数学生公然玩手机。一两堂课之后我只好承认失败，返回满堂灌。
英国学校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值得中国学校借鉴。不过事情做过了头，也会出问题。比如公交车上的售票员无不配备计算器，您给他10英镑钱买一张2英镑10便士的车票，他得在计算器上敲一阵子才找给你7英镑90便士，心算能力显然不行。英国政府似乎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于是要求中小学生背九九表，禁止学生在数学课上使用计算器。于是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这样的场面：课堂上，老师喊“three multiplied by three” （3乘以3），一帮”熊孩子”齐声回应：“nine”（9）！
关于作者：
李竹润是威廉在新华社中国特稿社期间的同事，而且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共事。他的英文好，而且历史知识丰富，为威廉翻译过三本著作。在与威廉共事之，他在英国威尔士大学新闻与文化学院做高访，遇到不少“文化惊诧”（cultural shock）的奇葩事情。请点击：
来源：本文原载于“林赛一家子”微信公众号，为李竹润老师原创作品。转载已获授权。
（编辑:xue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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