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I教指委主任：“一带一路”和中国翻译
[摘要] 本文阐释了“一带一路”给我国翻译事业带来的四个变革。翻译从业人员也需不断与时俱进，争做新时代的人才。
[关键词]“一带一路”；语言服务；机器翻译；人才培养；跨学科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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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对中国翻译来说，是将翻译推到了更明显的前台的位置。“一带一路”的推进离不开翻译，尤其对应用翻译的研究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目前，就翻译界而言，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化的时代。一个突出的变化是由外语研究到翻译应用，由过去对研究的注重到现在对应用的重视。如当前硕士点的申报，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精神，在硕士阶段，如需增加学位点，必须是专业性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原因是社会需求。当然，社会需要研究人员，但目前更需要的是应用型人才。我们已经目睹了全球化时代语言服务业的兴起，其中包括翻译服务、本地化服务、语言技术与工具研发、术语等语言资产管理、全球化与本地化咨询服务以及相关教育培训服务等新兴服务业。“一带一路”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其沿线国家语言、文化不尽相同，这就需要大量的翻译与语言服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语言服务业也进入了快车道。
中国的语言服务业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约十至十二年为一个阶段。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字，第一个阶段从1980年到1991年，全国的语言服务公司（当时称翻译公司）由最初的18家发展到700多家。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到2002年，语言服务的发展速度开始加快。这一阶段的语言服务公司每年新增600多家，到2002年底达到8,179家。第三阶段是从2003年到2011年，也即是我所说的中国翻译40年来的第二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80年代）。当时为了筹备奥运会等国际交往活动，中国的国际交流增多，尤其是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语言服务公司在这一阶段每年新增2,000多家，到2011年底达到37,197家。第四个阶段从2012年到2015年，每年新增8,800家语言服务公司，四年共新增公司35,288家，公司数量已达到72,485家，这些公司大部分都是私有企业。
与此同时，国家也推出了很多与翻译相关的项目，比如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的“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与“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宣部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以及“影视剧译配工程”、“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等等。“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名称就直接与“一带一路”相关，就是将中国的影视作品翻译成外文推向国际市场。此外，还有“中国政治话语外译规范项目”、“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以及“中国关键词”项目都正在进行中。“中国关键词”由我们外文局组织实施，旨在对外解说中国，目前已出版了第一期，第二期正在进行。随着中国国际交流的频繁，各地翻译协会也积极开展相关活动。如厦门翻译协会发起的“厦门市公共场所英语标识翻译”活动，就是为了迎接今年9月在厦门举办的金砖会议，将厦门的街道以及公共场所标识的英文翻译进行统一。曾经有一位学者问我，西方国家不会投入如此大的资金进行对外翻译吧？中国为什么这么做？我们是不是太过主动了？有必要吗？其实，英美国家、日本、德国也有类似的项目。当然，西方国家的经济地位、文化传统决定了他们不一定需要我们这样组织活动。我们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是懂中文的外国翻译家数量非常有限，没有足够的外国译者帮我们从事中国文化的对外翻译和介绍；同时，中国在对外文化传播上尚不具备英美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因此，我认为我们有责任主动对外翻译、传播中国。
翻译人才培养方面，全国翻译本科（BTI）学位授予点已由2006年的3所大学增加至2017年的253所大学，翻译专业硕士（MTI）学位授予点也由2007年的15所大学增加至2016年的215所大学，今年仍有许多学校在申报。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推进翻译专业博士学位（DTI）的筹备工作。此外，全国翻译资格水平考试（CATTI）的相关数据也反映出当前翻译市场之活跃。参加考试的人数由2004年的5,000多人，逐步增加到2015年的92,000多人，2016年的104,000多人，今年上半年已有77,000人报名，下半年如果报名人数相当，那么今年考试人数就有可能突破140,000甚至150,000，相较去年增加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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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翻译领域的第二个变革是从译过来到译过去，也就是从过去翻译外文到现在更多地将中文译成外文。这也是时代的需求。上文提到改革开放后两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重点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翻译活动的特点是输入，形式是外译中。这一阶段中最多的一年共将15,000种外文图书翻译成中文，其中还未包含大量的科技材料。而与此同时，有时一年仅有12种中文图书在国外翻译出版。第二次高潮从21世纪开始，重点是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翻译活动的特点是译出，形式是中译外。这一阶段里，中译外的比例逐年增加，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反映全国语言服务产值的数字。其实，各行各业，包括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农业等都涉及大量翻译，但国家尚未将翻译作为单独的产值统计项目，因此，只能大约估算。现在有一种估算为年产值2,800亿。这个数字虽然不一定准确，但仍说明了一些问题。语言服务产值十年前估算是300亿，现在估算是2,800亿，即使取其一半，估算为1,400亿，那也是很大规模的增加。2016年北京国际书展，我国输出版权3,075种，输入版权1,943种，输出输入比达到1.58:1，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扭转，首次实现了输出超过输入。“一带一路”提出了更多的翻译需求，如工程上的翻译增加了，经济领域的翻译增加了，非通用语种的翻译任务也加重了。2016年我国对外投资总额商务部统计的数字是1,701亿美元，较2015年增加了44.1%。而普华永道的统计显示，中国海外投资总额达到了2,210亿美元。这些都反映出我国对外经济活动的空前活跃。
此外，今年第一季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出版了尼泊尔语、柬埔寨语、泰语、土耳其语以及匈牙利语的译本，这些也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
第三个变革是从人工翻译到人机合作。我认为，机器翻译不会完全取代人工，机器的主要作用是提高效率。一些重复性的、低档次的、专业性比较强但规律性比较突出的翻译可由由机器翻译完成。机器译后，再由人工审校。因此，机器翻译量的增加，也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工加工，实际上是扩大了翻译量。同时，机器翻译的确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最简单的规律性的翻译问题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翻译问题，但它并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的翻译问题，比如中国经典的翻译，目前哪个机器翻译软件能帮我们解决呢？目前为止，还没有。
另外，随着机器翻译的发展，一些低档次重复性的内容可由机器完成，应用翻译人才的培养方向因此需作相应调整，应更加注意培养高等翻译人才。去年成立的语言大数据联盟由中译语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支持，目前已有138所高校参与其中。大数据联盟承接了大量语言服务类项目，为高校学生提供实习平台，后者不仅能够在其中获得对职业翻译真切的感受，更能够帮助自己更好地适应翻译公司的岗位需求。大数据联盟上还提供免费的翻译软件，如Yeekit（译云），包含32种语言、30亿句对，平均每天访问人数达到1亿人；Yeesight（译见），可从60万家网站进行人工智能数据收集和翻译。这些都将有助于我们的翻译训练、教学以及科研项目。参与语言大数据联盟院校的一些同学，过去一年约有2300人完成了5000万字的翻译；还有58所学校的750名师生在7天内不分昼夜地完成了50,000分钟（相当于34天）的视频翻译。可以说，大数据联盟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翻译实践机会。
最后，第四个变革是从单纯文学翻译到跨学科翻译。过去和今后翻译的最高境界仍是文学翻译。但是，市场已开始发生变化，文学翻译的份额在下降。过去中国的文学杂志发行量都是每期一百万册，现在却鲜有超过一万册的。因此，我们不可能千军万马都去学习文学翻译、研究文学翻译、从事文学翻译。跨学科翻译已经开始普及，这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翻译学科的生命力在于同社会的结合，为国家战略的服务，具体来说，就是与“一带一路”的联系。“一带一路”是前瞻性的项目，它的发展在于未来，需求也在未来。不少高校已开始建设跨学科的、创新的、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相结合的翻译研究、教育和实践项目，如宁波大学的“浙江翻译研究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语言服务协同创新中心、澳门理工大学与中译语通公司合作的“中英葡语言实验室”、西安外国语大学成立的“丝绸之路语言服务协同创新中心”、四川外国语大学的“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的“中国国际形象研究中心”以及郑州大学刚刚成立的“中国外交话语研究中心”等。这些高校中的外语人才都在与国家的主要任务在结合，希望做出自己的贡献。，我认为对翻译界来说，一个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实现党和国家主要文献的多语同步发布。这里不仅涉及翻译能力的问题，还涉及对我们的政策理解能力、快速反应以及组织纪律性等多方面的挑战。
当前，中国文化国际传播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即我们“做得好，说不好！”或者“会做不会说，说了人家也听不懂！”要解决这个难题，翻译责无旁贷。因此，我认为“一带一路”建设走多远，我们的语言服务任务就有多重。翻译界提供的语言服务能力有多强， “一带一路”就能走多远。因此我们任重而道远！
（本稿系根据作者在第七届应用翻译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经作者过目。）
[收稿日期] 2017-04-22
[作者简介] 黄友义，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教育部MTI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翻译》主编。
（编辑:xue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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