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明：试论全球化与跨文化人才培养问题
跨文化人才不仅需要多语能力和文化知识，而且需要文化包容态度和文化整合能力。跨文化人才的培养，需要树立“多语主义”理念，实行三语教育或四语教育制度；需要重视“译”这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需要深植本土文化之根，以防在多元文化中出现“文化迷失”。“植根”的根本之策在于整合优化本土文化，使中华文化强大起来，为国人在不同文化间行走备上充实的行囊。最后提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亟待提高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话语权和跨文化人才的培养。
全球化是当前国际发展的大趋势，其原动力，也是其最为明显的表现是经济一体化，并由经济一体化而逐渐引发的科技、信息等其他方面的“一体化”，形成方方面面的全球化。全球化将多元文化汇聚在一起，将文化多元化的问题凸现出来，将文化多元化由现实存在转化为意识形态问题。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形成全球化的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矛盾的突出特征。全球化几乎使每个国家、每个社区甚至是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时时处在多元文化之中，要求人们具有全球意识和在不同文化间穿行的能力，亦即“跨文化”的意识和能力。跨文化人才的培养，成为当前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文化建设、国家建设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
本文简要叙述全球化及文化多元化的问题，讨论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对当代人的“跨文化”要求，进而探讨跨文化人才培养的若干问题。
一、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
(一)关于全球化
“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一术语广为流行，但是存在诸多争议。综观全球化的研究，主要争议有三个方面：(1)全球化的真实性问题。全球化究竟是学术界构拟出来的一个说法，抑或已经是一个现实存在？(2)全球化的进程问题。全球化是历史上早就存在的，还是近来新发生的，抑或根本就没有开始？(3)“逆全球化”问题。全球化的副作用引发了“逆全球化”的思潮和种种行为，这种思潮和行为能否阻挡全球化进程？近来频频发生的贸易保护现象和多国因难民潮而采取的移民限制等，是否说明全球化已经开始发生逆转？
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发展趋势，它在历史上早就存在，持续而进，今日为盛。李慎之、何九盈等已有论述。*【注】*【注】本文认同他们的观点，把全球化看作一种发展趋势，是一个进程中的现实；它不应是学术界凭空构拟出的概念，但是学术界的研究的确增加了对全球化的理性认识，这种理性认识反作用于现实生活，又有力地推进着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不仅给人类带来了诸多实惠，也带来了人类的诸多不适应，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思潮与行动，“逆全球化”所逆所反的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全球化的弊端。全球化是历史趋势，其进程可能因为“逆全球化”而放缓，但趋势不可改变。
经济一体化是全球化的最大动力，是全球化最突出、最硬朗的表现，也是促成人们形成全球化意识的最重要的因素。经济从来就“不守本分”，经济一体化要求与经济活动相关的因素也“一体化”，从而使一体化的领域不断扩大。全球范围的金融投资、贸易、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要求新的社会规则、社会组织和世界秩序，要求新的世界治理理念，从而推动科技、教育、法治、管理乃至政治、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等方方面面的全球化。
人口快速的大面积的移动，既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也是促进全球化的重要因素。迈克尔·拜拉姆(Michael Byram)曾引用何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观点，认为“只有通过中等教育才能实现社会流动……如果接受了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更是如此”。*【注】其实，教育的发展不仅是“社会流动”的重要条件，也是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人口流向(观光旅游的短暂人口流动及投资、贸易等除外)基本上是向着高收入、高福利、适宜生活的地区，特别是就业、学习、探亲及难民的人流。接受过一定教育的人，才更有利于实现向“高处”流动。就中国来看，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流动，西部人口向东部流动；就世界范围来看，第三世界人口向发达国家流动。这种人口流动就像是“俄罗斯套娃”一般，出现在各国各地区。
交通、通信和网络的快速发展，使人类的交往半径、见闻半径空前增加。密集的航空线路、快捷的陆上交通、跨国跨地区的观光旅游，使人们的交往半径迅即延伸，能够方便体验异国风情。电话、广播、电视、互联网的普及，实现了全球通信和信息的即时共享，人们见闻日广，信息日新，不出门果真如“秀才”般能知晓天下事。“俄罗斯套娃”般的人口流动和交通、通信、网络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交往、见闻、信息的“全球化”，也促进着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和非经济领域的全球化。
与全球化相适应，人类必须有全球意识，必须考虑全球治理的问题。
(二)关于文化多元化
全球化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文化，包括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以及如何对待多元文化和多元文化对全球化的“逆力”等问题。
其一，全球化使不同文化急遽“汇聚”起来。
在全球化程度较低的过去，人类的不同文化在地域上基本上是分散布局的，只有一些特殊人物，如旅行家、探险家、布道者、外交家、游商和巡演艺人等，才会经常在不同文化间穿行，只有较大的城镇、民族杂居地区才有可能出现不同文化的汇聚，只有博物馆和戏剧中才能集中展示不同文化。而今，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俄罗斯套娃”般的人口流动，不同文化的人可能聚集在一个工作单位，生活在一个社区。即使不同文化没有形成这种“地理性”汇聚，人们通过旅游、广播、电影、电视等也经常接触异文化，形成不同文化的“信息性”汇聚。特别是互联网，不仅是促进全球化的新的巨大力量，也极大极快地网罗起、汇聚起多元文化，成为不同文化“信息性”汇聚的大平台和大数据库。互联网真正把人类网罗进一个“地球村”里。
其二，全球化人们的文化意识明显起来。
不同文化古来存在，但因其是“分散布局”，人们多在一种文化中生活，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一般人的文化意识并不明显。由于全球化促成了不同文化的“地理性”汇聚和“信息性”汇聚，人们时时处处都能接触到不同文化，甚至在生活、工作中还需要处理文化问题。见识不同文化之时，会反观本我文化。大量的研究表明，一个外语学习者不仅会了解异文化，而且对本我文化也会有更为理性的认识。故而不同文化的汇聚，会唤醒人们的文化意识，积累的和需要思考的文化问题也必然会越来越多。
其三，全球化使文化的话题沉重起来。
全球化要求世界是平的，它首先冲击着森严的国界和海关，也冲击着文化的藩篱，使其变得低矮，变得稀疏。人权侵蚀着国家主权，大文化以“丛林规则”威胁着弱小文化及其语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或多或少都受到大文化的影响，在社团内部不断形成代沟，代沟形成的年限逐渐变短，代沟也逐渐加深。其结果是文化的纵向传承减弱受阻，大文化的横向传播获得加速度。
全球化对国界和文化疆界的冲击，造成了文化冲突的加剧。文化汇聚处，不论是地理性汇聚处还是信息性汇聚处，自然会产生文化摩擦乃至文化冲突。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文化保护的意识必然增强，抵御措施频发。在抵御外来文化的同时，人们还常会采取两种战略：一是复兴传统文化，以加强文化的纵向传承能力，减缓代沟；二是文化外拓，借以扩大自己文化的版图，从而导致新的文化冲突。如果说文化集聚带来的文化冲突是“自然冲突”的话，那么，文化保护带来的文化冲突就是“人为冲突”。人为冲突常为文化社团的意志所致，其极致表现便是战争。当前国际上的战争，似乎都可以看到文化冲突的因素。
其四，维护文化多元化。
文化不论大小强弱，都是该文化社团的历史遗存，是人类百万亿年的创造。文化保存着人类的文化基因，是人类失而不可复得的文化财富。珍爱文化、尊重文化、保护文化、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已成为当今的“文化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等许多国际组织，都是文化多元化的提倡者。文化多元化体现着在全球化背景之下，面对文化集聚、文化冲突而形成的文化自觉意识，是全球化在文化领域的逆向物，也是全球化的伴生物，因此也可以将其看作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多元文化对当代人的要求
全球化几乎使每个国家、每个社区甚至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处在多元文化之中。比如中国，起码就有五种文化并存：中华共同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汉语方言文化、历史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作为中国人，即使不出国门，也需要了解这五种文化，科学对待这五种文化。
全球化时代，或者说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时代，要求当代人必须具有全球意识，具有在不同文化间穿行的能力。这种意识、这种能力，可以具体描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具有多语能力
语言(包括文字)是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和阐释者，当然也就成为文化沟通最为重要的津梁。了解一种文化，不一定由语言开始，可以由音乐、绘画、舞蹈、建筑、饮食等开始；但是掌握了某种语言，才能够更便捷、更深入地理解那种文化，特别是那种文化的精髓。因此，第二语言教育绝不仅仅是语言教育，而是跨文化教育。
在过去，特别是在教育不发达的国度和地区，一个人一般只掌握母语一种语言，是“单语人”。现在，随着教育的普及，外语或第二语言学习已经成为教育普及的内容之一，现代的年轻人基本上是“双语人”或“多语人”。国际上现在已经基本形成共识，认为单语人是一种落后的“语言人”，现代人应当是多语人：掌握母语以利于文化传承；掌握一门本地区较为重要的语言，以利于在本地区的生活和工作；掌握一门世界上较为重要的语言，以利于了解世界，参与国际事务。
(二)具有多元文化知识
掌握一种语言，并不是仅仅掌握这种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和文字，还需要掌握这种语言的语用规律，特别是交际文化。一种语言最重要的语用规律和交际文化，就是懂得与不同人、在不同的场合用何种方式、何种风格的话语进行交谈。
交谈是有内容的，这些内容必然要涉及某语言社团的文化，涉及其历史、宗教、地理、文学、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社会制度等等。当代人应当具有多种文化的基本知识，特别是自己所掌握的第二语言、第三语言乃至第N语言的基本文化知识。
(三)具有包容的文化态度
语言能力、文化知识都是穿行于不同文化间的“工具”，属于“术”的范畴；而要能够穿行于不同文化，更重要的是“态度”，是对不同文化的包容态度，这属于价值观的范畴。要有了解不同文化的欲望，要在对不同文化了解的基础上理解它、掌握它。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一个悠久的形成历史，都是某文化社团为适应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创造、传承下来的。人类的这些文化对于我们来说，有些熟悉有些陌生，有些可以理解而有些甚至不可理解，但都应用包容的态度去对待它。
文化包容体现着人的文化涵养，“文化歧视”是不正确的文化态度，常会引发文化误会，甚至激化文化冲突。早在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成员国就通过了《关于教育促进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及教育与人权和基本自由相联系之建议》。该建议提出：“在所有阶段、所有形式的教育中树立国际视角与全球视野；理解和尊重拥有本民族文化及其他国民文化的所有人民及其文化、文明、价值和生活方式；自觉认识人与人之间及各国民之间的全球性相互依存关系的增强；与他人进行思想沟通的能力；不仅要认识权利，还要自觉认识个人、社会集体及国家各自应承担的义务；理解国际团结与合作的必要性；为参与个人所属的社会、国家及世界诸问题的解决做准备。”这七条建议，都蕴含着“文化包容”的精神。
(四)具有文化整合力
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要求现代人能够在不同文化间穿行。穿行于不同文化，就是接触不同文化、了解不同文化、鉴赏不同文化，进而在穿行中传播文化和整合文化。
穿行于不同文化间的人，就是文化使者。在文化穿行中也传播着文化，不仅向外传播本我文化，也会引入外来文化。而文化传播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文化整合的过程。一个称职的文化整合者，应当是能够不忘“本来”，坚守本我文化的优秀传统而不“数典忘祖”；同时能够借鉴“外来”，吸收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而不盲目排外；整合的目标是面向“未来”，建立适合于新世界新时代的新文化。
三、跨文化人才的培养
跨文化人才的培养，是个老话题，也是新话题。说是老话题，大约自古教育都会遇到跨文化的问题；说它是新话题，是指今天的“跨文化”面临着时代的全新问题。跨文化教育不是专业教育问题，而是全民教育的问题，包含着对未来人和未来世界的看法。
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都在关注跨文化教育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遗余力地推进 “世界公民”教育和跨文化教育。欧盟的外语教育政策体现了“跨文化公民外语教育”的精神。英国2000年修订的地理课，引入了“全球公民”的因素。韩国2001年的课程改革，高中选修课就增加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日本学者也提出了“全球教育”的理念，并将其定义为“培养多元文化共存、人与人相互依存的地球社会的公民所必需的素质的教育”。
(一)提倡“多语主义”
苏·赖特(Sue Wright)等人的研究表明，在西方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模式，试图在“国家、民族、语言”之间画上等号。*【注】这种“单语主义”理念，也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甚至东欧巨变之后在前苏联地区、前南斯拉夫地区新独立(或新成立)的许多国家，也都奉行或奉行过单语主义，引发了不少语言矛盾。
笔者曾通过考察多个时代多个国家的语言生活状况，不仅发现单语主义事实上从未得到很好的贯彻，而且还激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甚至是流血事件，严重者造成国家分裂，如巴基斯坦。*【注】更重要的是，单语主义不符合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潮流，对弱势文化、少数群体语言的排斥压制，会导致许多语言的濒危，因而也带来一些文化的濒危甚至消失。国际上，语言理念的发展趋势是摒弃“单语主义”，走向“多语主义”。
多语主义理念有利于对公民进行多语教育。在中国，少数民族学生从小掌握自己的母语，入学后学习普通话这一国家通用语言，或是进行母语和普通话的“双语学习”，继而再学习外语，得到的是“三语教育”。汉民族学生从小习得自己的方言，入学后学习普通话这一汉民族共同语，之后开始学习外语。方言与普通话为“双言”，汉语加外语为“双语”。南方方言与普通话有较大的语言距离，学习起来也有较多的语言困难，故而“双言双语”教育也可以看作“准三语教育”。如果大学毕业继续读研究生，按照教育制度的要求，还要学习第二外语，形成“四语教育”。如此说来，中国虽然某些人、某些部门的语言理念可能是单语主义的，但是全民的教育实践已经是多语主义的，一般公民接受的是三语或准三语教育，社会精英要接受四语教育。
中国有今日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能如此快捷地走向世界，与多语教育的实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迈克尔·拜拉姆指出：“欧共体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早在十年前制定了一项政策，所有成员国应当学习三种语言：他们自己的民族语言和另外两种欧共体的外语。”*【注】三语教育也是亚洲、非洲、拉美等许多国家正在实践或提倡的语言教育模式。
不过，中国的多语教育还有若干需要改进的方面，如：外语教育目标还没有从“通过学习外语理解伟大文明的高雅文化”向“能够用语言和外国人进行日常交流”转变*【注】；英语之外的语种教育明显不足，且普遍开始较晚，特别是中学的外语教育应当多样化；大学外语教育需要改革，应由语言技能教育和语言文学专业向“语言—文化”的方向扩展；汉语方言的教育传承问题，看法不一，亟待研究，通过“校本课程”进行方言文化教育，也许是可行之策；中小学是否应再加强一些传统文化教育，其中包括繁体字教育；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需要稳妥处理好民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言二者的关系，特别是二者同为教学媒介语的关系；在语言教育和国家语言政策理念上，应确立多语主义理念，以保证多语教育的实施。
(二)重视“译”的能力培养
翻译，《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解释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方言与民族共同语、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的一种用另一种表达)……”*【注】这一解释显然比一般人对“翻译”的理解宽泛而更符合实际。
一般人所理解的翻译，主要指语言之间的翻译，甚至主要是外语翻译。阅读古代文献，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不同方言区的人交流，甚至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话*【注】，都具有跨文化(包括亚文化)交际的性质。进而言之，今天也不能把“翻译”仅仅理解为把一种语言文字译成另一种语言文字，或者是译成另一种方言，其本质不仅是“ 语言表达”，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
如果把翻译理解为“跨文化交际”，翻译显然就不再是少数人所从事的职业，而应成为语文教育的“七维度”之一，成为当今公民的素质。*【注】在我国，中学没有专门的翻译课程，只在外语课、文言文课上有一些翻译指导；到了大学的外语系才设翻译课程。显然，社会对翻译的认识还在“语言距离”的层面，而今需要从“语言距离”层面发展到“文化距离”层面，需要从外语教育、古汉语教育层面发展到语言教育学层面，发展到文化学的认识层面。也就是说，应把“翻译”从语言翻译人才的培养扩展到全民的跨文化能力的培养上。广义的翻译能力的培养，在基础教育阶段应是语文课、外语课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其他课程应当关注的课题，也是其他学段应当关注的课题。
广义的“译”的能力的培养，当然需要培养公民的多语能力、多文化知识和包容的文化态度，但更要重视文化的体验。就某种意义而言，文化不是知识而是社会生活，对文化的深入理解最终需要深入到文化的社团中，而不是停留在书本上。在多元文化高度汇聚的当下，文化体验的条件较易实现，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化体验的重要性。
(三)深植本土文化之根
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加强公民的本土文化教育、深植本土文化之根，是十分重要的文化工程。国际社会提出维护文化多元化，其本质精神就是要使现存的人类各种文化能够保持下来，不至于濒危泯灭。深植本土文化之根，正是对文化多元化的呼应，是在多元文化间穿行的最重要的行囊。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光辉灿烂，但是中国近代由于长期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在国际上几乎失去了话语权。今日之中国拥有了某些与世界平等对话的资格，但是国际话语权仍然不大，西方文化和西方话语体系仍然占据优势。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西方优势”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加速扩大。在这样的世界文化时局面前，要让国人在多元文化间穿行，必须深植本土文化之根，否则就会出现“文化迷失”，出现文化认同上的“迁移”。
深植文化之根，不能依赖“文化灌输”，而要依靠文化自信，其根本措施还是要使中华文化发展起来，强大起来。整合优化中华文化，需在保存、保护好少数民族文化、汉语方言文化、历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本土各文化之精华，扩大中华共同文化的内容和影响力。同时还要“文化开放”，吸收人类各种优秀文化，还要特别鼓励在新生活中创造新文化，特别是尊重网民的文化创造力，利用互联网创造新文化。本土文化强大了，可以增加文化自信，可以在不同文化间自由穿行而不至于迷失，可以在穿行中自觉带着文化走出去，扩大本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四、结 语
全球化是当前不可阻挡的滔滔洪流。经济一体化是全球化的原动力，也是全球化最为重要的表现。但经济一体化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而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是与经济活动相关的法律、社会组织、国际关系、人类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的全球化。“俄罗斯套娃”般的人口移动，交通、通信、互联网等的快速发展，迅速延伸了人类社会的交往半径和见闻半径，助长了全球化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
全球化逐渐使世界变平，国界和文化边界的藩篱愈来愈低矮稀疏。不同文化通过地理性汇聚和信息性汇聚等方式，急遽汇聚起来。人们的文化意识在文化汇聚中逐渐明显起来，文化问题逐渐沉重起来，文化的“自然冲突”和“人为冲突”频频发生。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文化集聚、文化冲突而形成的文化自觉意识。文化多元化已成为全球化在文化领域的逆向物和伴生物，其实也可以看作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要求现代人必须具有全球意识和正确的文化观，具有在多元文化间穿行的能力。这种观念和能力，包括多语能力、多元文化知识、包容的文化态度以及文化整合力等等。而要培养这样的跨文化人才，最为主要的是：第一，要提倡“多语主义”，实行三语教育或四语教育；第二，要重视“译”的能力培养，这“译”当然是广义的，包括“语言距离”意义上的译和“文化距离”意义上的译，其实就是跨文化的交际能力；第三，深植本土文化之根，以防止在多元文化中出现“文化迷失”。“植根”不能依赖“文化灌输”，根本之策在于整合优化本土文化，使中华文化发展起来，强大起来，为国人在不同文化间行走备上充实的行囊。
跨文化人才的培养，首先是教育工程。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育理念上都应有大的改革。语文课、外语课的改革是重点，但其他课程也需要配套跟进。而且，适应文化多元化的教育改革也不是哪个学段的事情，各个学段都需要课程的改进和教育理念的改进。跨文化人才的培养，当然更是社会工程，不仅需要社会的配合，而且也反映着对未来人和未来社会的看法，亦即“未来社会”的理念。结而言之，跨文化人才的培养，要有三个维度的推进：第一，不仅是培养多语能力，更是培养多文化能力，由语言层面推进到文化层面；第二，不仅在课程，更在于理念，由专业教学层面推进到培养什么样人的教育理念层面；第三，不仅在学校，更在于社会，由教育层面推进到“世界公民”的素养层面，推进到社会的语言理念、教育理念和文化理念的高度，推进到社会的文化包容力和中华文化的整合优化能力的高度。
最后需要提及的一个问题是，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亟待提高。我们深知，国家的发展需要强大的理科和工科，但是，哲学社会科学关系到民族的灵魂，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话语权和人民的文化自信。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与自然科学界同等的荣誉待遇和经费投入，需要完善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的考核激励机制，革除一些管理上的弊端，诸如科研经费管理不尽合理、科研工作者的劳动和价值不能得到合理体现、科研考核重数量轻质量、“权威期刊专权”等等问题，进一步形成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激励、选拔和任用的良好机制，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话语权和跨文化人才的培养。
（编辑:xue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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