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利：在唱片店里翻译哈耶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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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似乎一直是一个相对低调的职业，他们所做的努力之一或许是尽量使自己趋近于透明，把一个更真实的原作者呈现出来。但我们这次想要把他们从原作者的背后带到台前，他们是一部作品的合作创造者，有辛劳，有才华，有热情，也有故事。
人们所熟知的译者大都是老一辈的翻译家：傅雷、杨绛、草婴、朱生豪、钱春绮、柳鸣九……他们最早把一批世界经典作品带入了中国。相比起来，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可能也越加忽视了译者的地位。每每听到和译者有关的消息，大多与负面内容有关。这也将一些问题摆在了眼前：何为优秀的翻译？翻译自由度的底线何在？翻译又如何应对网络和流行文化？
我们选择了一些当代的优秀译者，他们大都正值壮年，耕耘在不同语言的土壤中，已经饶有成就，并且依然处于旺盛的产出期。文学、历史、哲学、法学等等方面均有涉及。每一篇包括译者的翻译故事、探讨翻译相关问题的同题问答，以及译者本人推荐的自己的代表译作。
我们称之为“新译者访谈”系列，这里的“新”对应的是读者们更为熟悉的老一代译者。这应该是第一次，让这些译者们以群像的方式将自己的故事讲述出来。
今天，我们推送的是“新译者系列”访谈的第十一篇，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英语译者冯克利的故事。
他披着一件草绿色的厚棉大衣，身材魁梧，眉头刻着几道很深的褶子，给人一种饱经疾苦的印象，并让人联想起《林海雪原》中的草莽人物。在三个小时的谈话里，冯克利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用浓厚的山东口音吐出“萨托利”、“政治的侏儒化”等词汇。眼前的冯克利正是中国当代最知名的思想传播者之一。
冯克利早已过了耳顺之年，他说平时的生活单调枯燥，爱睡懒觉的习惯早已改掉，没有应酬的时候，会早早起床，泡一杯茶，一天的活计就开始了。
微博兴起那阵，冯克利也注册了一个账号，名为“山东行五”，简介一栏写着四个字：干脏活的。在公共知识分子被污名化的2014年，冯克利迅速从微博抽身而退，不再更新任何信息，转而频繁使用起微信朋友圈，他相信微信的传播效果要大于自己有着八千粉丝的微博。
最近一次“脏活”是负责一个出版社委托给他的“保守主义文丛”的系列翻译项目。在他看来，保守主义需要维护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利益，而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模式，这种秩序的存在，既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也是文明成长的条件。冯克利计划组织人力翻译出30部作品，将这些遥远世界的保守主义者逐一介绍到中国。
冯克利多次撰文表示保守主义的价值在中国受到低估，这一主义阵营没有系统的理论，是一个很庞杂的体系。一个典型的保守主义者很可能看起来和一个自由主义者没有太大差别，但恰恰在社会功能上，保守主义拥有自由主义无法施展的能力，它可以在关键时期充当束缚激进力量的刹车制动装置。
2014年初，一位官员致电冯克利，向他约稿，题目是关于“群众运动的负面作用”，同一年，《人民日报》旗下的《理论前沿》杂志——过去从未和冯克利打过交道——也找到他，咨询关于保守主义思想的文章。
冯克利觉得上述两个例子大体能说明社会的变化。而他反顾自身，也早已完成了从“西马（西方马克思主义）”到自由主义者再到保守主义者的思想转变。
自1990年代中叶开始，冯克利的名字已通过《民主新论》等几部西方政治思想译介作品，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小范围内流传。北京的读书人在饭局上遇到山东来客时，往往会打听这个叫冯克利的家伙的来头。倘若恰好能接上线，少不了会撮合出一次笔友会面。
由此，一批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陆续闯进了冯克利的生活圈，彼时的知识分子们尚未因立场不同而分化成不同阵营。此时，冯克利还在九十年代山东济南的下海大潮里蓄势待发，梦想能有一番商业上的作为。
与财富失之交臂，在唱片店翻译哈耶克
1994年，冯克利卖掉了自己苦心经营五年的小企业。他当时在山东社科院任职，对于下海做生意，单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冯克利积极投身其中。
“我在八十年代末找了一个朋友，他父亲当时是济南信托投资公司的头儿，借了五万办了这个小企业。”据他回忆，他的企业在九十年代中期已经小有气候，以卖办公耗材为主，雇了六七名职员。当时的济南，除了大机关，一般的普通机关还用不起现代化的办公用品。
在冯克利的客户中，有一位山东某高校的主任，一来二往和冯克利成了熟人，对方渐渐看出冯克利不像个生意人。于是这位客户说服冯克利，花20万买下了他的小企业。
卖了店后，冯克利攥着现金，想着继续扩大生意。当时用友软件的势头正如日中天，这家公司在北京的中关村拥有一座两层楼的总部，冯克利了解到，用友山东总代理的席位正好空缺。
但这笔代理权生意最终没能谈成，多年后冯克利回忆那次与财富失之交臂时，还不忘算账：“当他们的省总代理，必须入股20万成为股东，没等我凑齐20万，他就卖出去了。当时要真干成这事，拿到了原始股，那我后来就发了。因为没几年，用友就上市了，股价最高的时候100多块一股。”
经商的梦想遭到挫折后，冯克利转头在济南街头开了一家唱片店，这符合他的古典音乐爱好。他早上要睡懒觉，便雇了一个店员，当雇员休息时，他才慢悠悠地带着一部当时很罕见的笔记本电脑，穿过济南的老城区，前往唱片店顶班。
在1990年代的济南，唱片店里客人不多，冯克利总会闲出大量时间，那时他就躺在沙发上，或者伏在桌上，翻译起哈耶克来。零零散散的翻译持续了两年时光，当时在冯克利周围，没有谁知道这个音像店主在干什么，也没有人关心那位奥地利的已故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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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
“哎哟，当时对我冲击太大了。尤其是韦伯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民族，给他造成的困惑和沉重感啊。”马克斯·韦伯是德意志帝国兴盛和溃败的年代中产生的思想巨人，他热爱自己的民族，身上兼具着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两种特质。他一生都在等待祖国的转型，但至死也没等到，反而在身后迎来了一个全面纳粹化的国家。
冯克利对韦伯产生出惺惺相惜感，这部不足七万字的小册子，冯克利对每一个字都反复斟酌，六易译稿。1998年，《学术与政治》出版，至今冯克利仍将其视为自己翻译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那本书里的每个字，都有我的灵魂在里面。”
此时他在济南的小生意开始受到来自广东的盗版唱片的冲击，同一张古典音乐唱片，盗版和正版之间价格往往相差15倍以上。冯克利的唱片店没有支撑太久，1996年宣布歇业，他便永久性地告别了商人身份。
“这其实不是私人的遭遇，这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
冯克利的儿时生活颇为自在，家住大明湖畔，打小就过着“冬天去湖上溜冰，夏天去湖里游泳”的日子。1966年发生的一切打破了他的生活，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政治的威力。
“我父母都是党内的干部，用当时的话说，他俩都属于‘畏罪潜逃’了。所以文革中有几年，我几乎无家可归。”
冯克利的母亲在济南本地的一家国企任党委书记，文革一爆发，她就落入有家难回的境地。随着一次次的批斗和冲击，母亲在1968年销声匿迹，那年冯克利13岁。“我最后见我母亲一面，是她被造反派打得遍体鳞伤，晚上在家里，她给我看一看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挨打的痕迹。第二天早上睡觉起来，我就再也见不着她了。”多年以后他才从别人口里得知，自己的母亲已在那一年自杀身亡。
回忆这段往事时，冯克利并无太多情绪波动，“这其实不是私人的遭遇，这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
相比之下，他的父亲要幸运得多，这个抗战时曾在青州地区担任八路军营长的老战士，在文革爆发后潜回了当年的根据地，被老乡保护了起来。他无力挽救自己的妻子，但会定期托人向留在济南城中年幼的儿子们汇去一些积蓄。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排行老五，前面几个哥哥，一个下乡了，还有一个工作了，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哥哥，跟我一样还算孩子，就没人管了。但因为有接济，生活上没有特别大的困难。”
在文革前，冯克利的父亲被临时安排到山东省图书馆工作。冯克利也因此成为了省图书馆家属。
政治运动一来，为了清除封资修影响，山东省图书馆被迫停止对外开放。但内部员工和家属，仍然可以去书库看书。冯克利因祸得福，收获了一个得天独厚的知识环境。“到文革的时候，中国基本变成文化沙漠了，除了极少数红色文化，江青搞的那一点，一般老百姓就接触不到其他文化了。但我还能接触，尤其包括部分被查禁的读物。”
真正的转折在几年后，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对于文化市场的管控立刻降温。正是在那段时期，冯克利开始对政治思想理论产生兴趣，并建立了自己的知识偏好。
在省图，冯克利头一次接触到了悉尼·胡克，古巴危机之后，胡克和罗素围绕为了西方文明的存亡是否值得与苏联打一场核战争为题展开过论战，这些论战内容让冯克利印象深刻。同样让他难忘的，还有伯恩斯坦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以及能够公开出版的《普列汉诺夫文集》。
“当时我感兴趣的大多是文革前发行的内部读物，包括修正主义的作品，伯恩斯坦、考斯基、包威尔，这都是文革之前就出版的。这些书基本属于马列一个框架内的知识体系，所以读起来不陌生。”
九一三事件带来的另一个显著改变是，学校开始大规模复课。冯克利于1967年升入济南正谊中学，这个中学在民国时期曾经闻名一时，校友中有张春桥。然而学校里没有人教授任何课程，冯克利只是报了个到而已。他中断的学业在七十年代初期被重新拾起。
中学毕业后的冯克利，在家闲了一年，然后参加了1974年的上山下乡。就近来到山东曲阜的农村，每天干农活，收麦子，平整土地，一年的时间里，他学会了开拖拉机和养猪。结束插队后，冯克利返回济南，恰好赶上各单位给职工子女解决就业问题。冯克利正式成了一名图书馆员。
他报名参加了武汉大学的函授课程，最后毕业论文作为优秀论文登上了武汉大学学报。后来在许多关于他的报道中，面对人们一再提及武大的学习经历，冯克利不得不加以澄清：“我直到现在连武汉大学的校门在哪都不知道。”问他是否还记得当年的论文题目，冯克利沉思片刻，说：“讨论列宁的图书馆思想。”
1979年，山东省社科院恢复建制，急需招募社科方面的人才，两年后，社科院在本地报纸上刊登了招募广告。冯克利参加了招生考试，并应聘成功。
如何避免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被理想欺骗
当时山东省社科院尚处在恢复阶段，大量经费正准备用于补充外文书籍。但在院内，懂外文的人并不多，于是这项任务就交给了冯克利。他先是订购了工具书，然后从各思想流派人物里按图索骥，把自己感兴趣的外文作品一股脑儿订了回来。
冯克利买得最多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简称西马）”的作品，包括沙夫、葛兰西还有刚刚出版的科拉科夫斯基的作品。这些生活在西方的理论家被当时的中国和苏联视为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异端，而这正是冯克利兴趣所在。然而，以翻译和传播政治思想闻名的冯克利，并没有让自己热衷的“西马”作品在自己笔下留下过任何印记。因为那时他接触到了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在社科院的图书室里他读到了哈耶克那本最为通俗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大受感染，自此与“西马”分道扬镳。
回想这场快速的思想“叛变”经历，冯克利觉得非常自然。在他看来，有两个原因促使了自己放弃旧日兴趣，一是阅读面的扩大；另一个原因则来自中国的大环境。“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文革，包括后来的思想运动，难免会让关心中国政治前途的人不停产生思考，比如中国政治转型的挫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追究起来，都与自己对世界对社会的认识有关系。”
好几年的时间，冯克利的日常阅读里几乎没有中文书籍。他如饥似渴地汲取当代西方学术理论，从政治学到经济学，从诺斯、布坎南、罗宾逊夫人到李敖、殷海光，这些撩动人心的思考者们逐一走进冯克利的视野。他在不断的阅读中刷新自己的见识，磨砺自己的思维方式，他看到，哈耶克和托克维尔等人的著作中回答的问题，和他们这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都是如何避免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被理想欺骗。
“比如托克维尔，他自己出身贵族，亲生父亲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杀。这些遭遇促使他去思考这些群众运动背后的根源性问题。我们和他们可以说有点同病相怜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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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哈耶克一直被视做与凯恩斯并立的经济学高山。而哈耶克更具有影响的作品，其实是在社会学与通识普及领域。作为一生站在计划经济与共产主义对立面的思想家，哈耶克始终强调知识的自发性、分散性、个体性，是任何个人理性无法掌控的。倘若这种对于万物的支配欲在权力支持下不加收敛，就会陷入理性的自负。而当认知尚未跟上文明脚步时，这类理性主义便草率地将文明视为残缺的非理性之物，必然导致非理性的结果。20世纪的多次大饥荒与充满暴力的群众运动，均肇端于这类对于计划体制的自负。
这一逻辑成为《致命的自负》的起点，这本书被视为哈耶克晚年的集大成之作，那是1978年，年迈的哈耶克梦想在巴黎设下擂台，邀请社会主义阵营的主流理论家们，以一场世纪大辩论的方式终结这激战了一百余年的意识形态之争。
这场辩论终究未能成功，哈耶克陷入了丧失思考能力的境地，在助手的整理下，他为辩论准备的书稿被集结为《致命的自负》出版，成为了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作品之一。
在冯克利看来，哈耶克深受本民族的天下情怀的影响，同时又有贵族家庭和维也纳大学所受教育的加持，最终形成了极为广阔的知识兴趣，成为凤毛麟角般的人物。
“奥地利人是很奇怪的民族，既不像英国人那样经验主义；也没有德国人那么极端，那么民族主义，虽然奥地利人也属于德语民族。就像哈布斯堡王朝，几百年一直都统治着多民族帝国，他们认为自己既是罗马帝国的正宗，代表欧洲文明的精华，同时没有日耳曼人的偏执，而是代替为一种温和的天下情怀，既包容又讲原则。”
冯克利强调，在历代的大帝国里，奥地利和奥匈帝国一直是一个暴力色彩最少的强权，他们做的甚至比英国人还好，就连崩溃也是和平的过程。“这种民族性格对这批经济学家的影响非常大。”冯克利拿出自己擅长的古典音乐领域的例子，“奥地利的音乐和德国的音乐根本不是一个风格，像莫扎特和贝多芬，像马勒和瓦格纳，非常明显。”
“哈耶克其实和韦伯很接近。哈耶克在维也纳大学读完了本科，想继续深造，选的第一个导师就是马克斯·韦伯，但韦伯第二年就死了，他才选了维塞尔。”
冯克利认为韦伯虽然是德国思想家，但骨子里是个亲英派，英格兰人是韦伯灵魂上真正的民族归属。冯克利说这不是他信口开河，而是可以在韦伯的很多文字材料里找到佐证的。
“他的最大的关键作用在于让德国人摆脱了俾斯麦之后形成的政治理念，他一生都急切盼望德国的政治转型，但至死也没盼来。他的学术之扎实，思维之缜密，就连最好的学者距离他都还有一段距离，《经济与社会》这本书很能说明问题，他但凡考虑一个问题，就会生怕自己漏掉什么。”冯克利毫不掩饰对韦伯的崇敬。“看他的书，我相信大部分学者都会有一个可望不可即的感受。”
从如饥似渴地汲取到翻译当代西方学术理论
1987年开始，中国经历了社会思潮最活跃的两年，冯克利坐在济南的办公室里，定期翻阅来自北京的《北京之春》和来自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新兴的经济学家们开始成长起来，纷纷在媒体上介绍西方各个流派的经济思想。对这些自己业已熟悉的理论内容，冯克利并无新鲜感，但他对活跃起来的思辨氛围感到兴奋，同时跃跃欲试。
当时他目睹这个国家自上至下人人都在热烈讨论民主，但真正能够理解其中奥妙的人绝不多见。他头一次感到有个强有力的声音敦促自己，一定要将萨托利的《民主新论》翻译过来，因为在所有关于民主的阐述中，这本从理论上分析民主带来的各种问题、煌煌五十万字的巨著在冯克利看来是最权威的。
他找来了当时还在新华社做编辑的阎克文，两个人合作进行这项翻译工程。1992年，《民主新论》中译本问世。“我当时的判断是对的，这本书出版25年了，今天我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份书单，推荐13本书，里面还包括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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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勒庞
他还翻译了以赛亚·伯林的名作《反潮流》，伯林在这部随笔中臧否古今人物。不过他并不喜欢伯林的文风，他更愿意去接受中国文人的写作启发。
“如果要模仿的话，我可能会模仿梁实秋、周作人、钱钟书，他们的写作在政治思想随笔里也非常值得借鉴。”而说到翻译，冯克利表示自己的原则比较简单，“我就做一个假设，比如哈耶克，如果他懂中文，他想把这句话的意思表达出来，他会怎么说。如果他的原文有文采的话，我也会注意一下修辞。”
2013年，由冯克利翻译的汉学家傅高义的新书《邓小平时代》出版，一时备受学界瞩目。“《邓小平时代》那本，我甚至都感觉不叫翻译，而是叫抄书”，三个月完成这部数十万字作品的翻译工作，之所以能这么快速，冯克利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太熟悉那个时代。
由于有关邓小平本人的档案并未开放查阅，傅高义在写作《邓小平时代》时不得不依赖大量官方报道与高官的回忆，因而关于这本书内容过于高大全的批评始终无法平息，尤其在经过修订后的简体版推出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明显。
“公允来说，傅高义这本书算中上水平，不能说很好。”冯克利说。
保守主义转向
早在1990年代中期，保守主义转向已经发生在冯克利身上，只是那时还没有体现在翻译工作上。“这几年在学术界，逐渐好像别人都觉得我是个偏保守主义的人，我也没法推掉这个名头，只好接受了。而且我也确实不反对保守主义，里面很多内容我都心悦诚服的对待。”
承担起“保守主义文丛”的编纂工作后，冯克利原本清闲的生活变得忙碌了许多，他负责挑选作品，偶尔也要寻找译者，在出版社的经费基础上，冯克利还会补贴译者一部分稿酬。“我已经筹集到了60万，现在千字一百的翻译稿酬太低了，我得补一点。”
谈到为什么要在这个年代引入保守主义思想，冯克利说，“一个是保守主义在中国没有太多人重视，另一个是受到了太多误解。像刘军宁那本《保守主义》吧，可以起到一定程度澄清保守主义的含义的作用。但他有点过于偏向自由主义了。”
“保守主义的思想比自由主义要更复杂，比如我们说公平交易、契约自由，这些基本的现代经济理念是怎么来的。现在阐释就是简单一句话，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但一个偏保守主义的人会认为，这些事物是源自漫长的发展过程。保守主义者往往更善于认识到社会的变革接近某种发育过程，而不是一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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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柏克
埃德蒙·柏克一生关注三件大事：爱尔兰问题、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还有在议会里的印度总督西斯廷斯弹劾案，持续了十几年。柏克关于这三大问题的论述大部分都以议会演说、给朋友的书信还有宣传册的形式发表。冯克利打算在接下来，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翻译并推广柏克的作品。
作为一个饱读历史的保守主义者，冯克利对当今生活的时代有许多自己的意见，他能够看到许多先哲曾经面对的困境的影子，比如政治市侩化，或者说侏儒化。
“德国在俾斯麦以后，有一个强权政治一脉相承，一直到希特勒，魏玛时代很短暂，而且德国人觉得很糟糕，反而是强权政治时代，德国人过去认为这是最好的时代。” 冯克利总是提到韦伯和他的祖国，“但强权政治之下，就造成大众的非政治化，人民不关心政治。法国也是这样，马克思有一本书——他的别的书我觉得都不值得看，但这本书应该看——《波拿巴政变记》，这本书写得太好了。里面讲述拿破仑三世那个时代，法国人政治理想的丧失，老百姓像无头苍蝇一样，社会上存在各种投机倒把现象，因为到处都是体制里的机会，体制外的机会。和咱们中国今天的局面有很多相似处。”
回顾起自己四十余年来的思想轨迹和翻译道路，冯克利像做个人检讨似地说：“我这个人从性情上说，没大有事业心，翻译书，也是阴差阳错，我从小养成了乱看书的习惯，我在喜欢‘西马’比较多的那段时间，和学术界没有丝毫来往，等到我在公共生活里被他们所知道，我个人思想已经到了自由主义阶段。我虽然看西马，但从来没翻译过，也没写过任何关于它们的文章，等于彻底错过了。90年代以后偏向政治学和经济学，最近两年我又关注法学。我翻译这些书的基本动力，是觉得这些作品质量好。包括《民主新论》、《学术与政治》、《通往奴役之路》、《乌合之众》，我觉得是好书，我愿意和人分享。就这么一个朴素的想法。”
（编辑:xue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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