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世界读懂中国:文化干扰与文化趋同(下)
李竹润,笔名黎信。江苏徐州市人,1960年毕业于徐州三中,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随后被分配至新华社从事国内新闻对外报道工作。先后担任记者、编辑、驻外记者、中央新闻采编室主任、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等职务。1985年获主任记者(副教授)职称,1990年获高级编辑(教授)职称。2001-2015年间,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客座教授。出版有专著《英语对外新闻报道指南》(2009年,外文出版社)。曾发表过英语新闻采访与写作方面的文章200多篇,100万字;出版翻译著作30余部。
关于“文化趋同”
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不同文化之间有差异,由此形成翻译中的文化干扰;但同时存在文化趋同(cultural identity)现象。一种文字之所以能被翻译成另一种文字,而且译文基本上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就在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具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对世界、对宇宙拥有的普世看法。正因为如此,两种语言之间往往存在着对应的词语;正确运用对应词语,能够使译文增色。
幸运的是,中文、英文的对应现象,有时相当明显。试举几例:
中文“童心”,对应英语“kid's heart”。例句:Though in his 70's, Professor Liu has a kid's heart.
中文“拙匠常言工具差”,对应“Bad workmen often blame their tools”。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应“behind bad luck comes good luck”.
“百川归海,而海不盈”(《淮南子》),对应“All rivers run into the sea, but the sea is not full”(《圣经》《旧约全书》)
样板戏《沙家浜》主角阿庆嫂有一句唱词:人一走,茶就凉。与英语成语“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完全对应。
中国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故事”。此类故事,类比美国文学典故Rip Van Winkle。 Rip Van Winkle是美国作家Washington Irving 发表于1891年的一部小说的主人公,故事发生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农民 Rip Van Winkle醉酒后走进深山后睡着了。一觉醒来,发现世上一切都变了:妻子早已去世,活泼可爱的三岁女儿,如今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北美殖民地人民不再是英王乔治三世的子民,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Rip Van Winkle的典故如今仍有生命力,必要时可以用。
能够直接被我使用的对应英语成语、俗语、短句等等数量毕竟有限,更多的情况下,中译英时需要译者巧妙使用英语国家人民熟悉的文化元素,使读者感到亲切、易懂。例如中文成语“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北外邓言昌将之反以为:One monk, two buckets; two monks, one bucket; three monks, no bucket, no water – more hands, less work. 译文保留了汉语原文的文化特色,斜体字部分画龙点睛,指明这个汉语成语的含义,应当说相当精彩。
我在北外读书时,我的老师程镇球教授在一次讲座课上介绍了他自己的一段经历。1954年,程镇球教授以副首席翻译的身份陪同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那时新中国诞生不久,朝鲜战争结束不到一年,中国仍被西方视为“侵略者”。会议进行期间,为了向西方显示新中国热爱和平的形象,周总理指示中国政府代表团为其他国家代表放映越剧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该片没有字幕,由程镇球教授用英语现场解说。为了把外国代表吸引过来看这部电影,代表团的翻译们费了大量心思。他们把片名《梁山伯与祝英台》翻译为“The Romance of Butterfly Lovers – A Chinese version of Romeo and Juliet”. “Butterfly lovers”抓住了梁祝故事中最感人的情节“化蝶”,斜体字把梁祝比作在西方家喻户晓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译文精彩,效果之好,自不待言。
如果说中译英时加上英语国家人士耳熟能详的西方文化元素,可以使译文增色不少,那么英译中时也可以加上中国人熟悉的中国文化元素,使中国人感到亲切、易懂。我想到了上世纪80年代在国内放映的英国故事片《魂断蓝桥》,这部影片拍摄于1940年,故事男主角是一位英军上尉,女主角是芭蕾舞演员,他们在伦敦泰晤士河上的滑铁卢大桥上相遇并陷入爱河。以后上尉奔赴前线,回来后发现女友成了妓女。影片的名字就是故事发生处的Waterloo Bridge(滑铁卢大桥),译者将之译为“蓝桥”,可谓煞费苦心。蓝桥典故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史记:苏秦列传》记载,公元前320年,苏秦向燕王讲过一个"尾生抱柱"的故事。相传有一个叫尾生的人,与一个美丽的姑娘相约于桥下会面。但姑娘没来,尾生为了不失约,水涨桥面抱柱而死于桥下。据《西安府志》记载,这座桥在陕西蓝田县的兰峪水上, 是为"蓝桥"。从此之后,人们把相爱的男女一方失约,而另一方殉情叫做"魂断蓝桥"。泰晤士河上有十几座大桥,滑铁卢大桥毫不起眼;在英国工作期间,我曾专程去看这座桥,结果时怀着浪漫而来,带着失望而去。作为译名的“蓝桥遗梦”把一个感人的中国故事“移植”到英国的 “桥”上,这是成功运用文化趋同原理的又一成功范例。
通过翻译实践学习翻译
动手写这篇文章,恰逢2017年两会开幕,使我回想起当年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翻译工作的情景,其中1999年至2007年,连续9年我受新华社委派,参加历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和定稿。每年两会开幕前大约一个月,由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牵头组织的翻译班子便着手翻译当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未定稿;未定稿随时修改,翻译班子随时修改译文,到两会开幕前一两天政府工作报告定稿,译文据定稿最后修改一遍。译文要经过反复修改,特别是重要政策、法令的译文,一定要认真讨论,反复推敲。文革期间,翻译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一般由新华社牵头),那更是一丝不苟,不仅仅是是逐句推敲,更是逐字推敲。参加此类翻译工作,对于我乃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收获颇多,首先是养成了一丝不苟的工作习惯,再就是通过反复修改、推敲重要法令、政策等等的译文,我掌握了一些重要的翻译技巧乃至“诀窍”。我写的系列文章《让世界读懂中国》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来自我参加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文件的翻译、定稿工作。
不仅仅是翻译政府工作报告,翻译任何一本书、一篇文章,对于我都是学习机会。绝不放过原文中自己不懂或者不熟悉的东西,一定要搞懂,否则绝不动手翻译。这就是学习。比如经济类文章中经常出现“规模以上企业”的提法,不少人将之翻译为“above-scale enterprises”,根本不通。而我则设法查明 “规模以上”究竟是什么意思: 原来主营产业年营业额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以及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商业企业,纳入国家统计局的全国经济统计,此类企业简称“规模以上”。在搞明白的基础上,我把“规模以上企业”翻译成“enterprises eligible (或good enough)for statistical compilation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纳入中央政府统计的企业)。有时我还会以原文传达的信息为基础,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我在翻译一篇介绍中国电力工业的文章时,遇到了“小型电站”的提法。何谓 “小型”?多小才是“小型电站”?于是查阅相关资料,原来在中国装机容量5万千瓦的电站是“小型电站”,而美国“小型电站”的标准是20万千瓦。于是我在把“小型电站”(small-sized power plants)后加上解释:“power plants with an installed power generating capacity of 50,000 kilowatts or less”。我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说明,这样处理译文非常重要。
林语堂、钱钟书、朱生豪、梁实秋、杨宪益夫妇等大师,无不学贯中西;高山仰止,我等应当以他们为榜样,努力学习,终生学习,争取成为合格的翻译工作者。然而,我们中绝大多数不可能达到他们的水平,只能尽可能努力地学习,尤其是通过翻译实践学习,从而不断提高自己。
我在北外读书的时候,就养成了通过翻译实践学习翻译的习惯。从大三起,我便试着把《聊斋》、《古文观止》甚至《笑林广记》等古籍中的部分文章翻译成英文,然后与比较权威的译本对照,找自己的差距,揣摩翻译技巧。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试着翻译古诗词,也是与比较权威的译文对照,意在提高自己;然而自惭形秽,不敢拿去发表。
作为翻译工作者,我觉得自己大体上合格,仅此而已。不过我仍想向有志于从事翻译工作的年轻人进一言:不要浮躁,要沉下心来,踏踏实实,从一个词、一个句子甚至一个标点符号做起,提高自己的翻译能力。希望有朝一日,你们中将出现翻译大师。(完)
本文由李竹润老师授权“同文译馆”独家发布,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关于“文化趋同”
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不同文化之间有差异,由此形成翻译中的文化干扰;但同时存在文化趋同(cultural identity)现象。一种文字之所以能被翻译成另一种文字,而且译文基本上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就在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具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对世界、对宇宙拥有的普世看法。正因为如此,两种语言之间往往存在着对应的词语;正确运用对应词语,能够使译文增色。
幸运的是,中文、英文的对应现象,有时相当明显。试举几例:
中文“童心”,对应英语“kid's heart”。例句:Though in his 70's, Professor Liu has a kid's heart.
中文“拙匠常言工具差”,对应“Bad workmen often blame their tools”。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应“behind bad luck comes good luck”.
“百川归海,而海不盈”(《淮南子》),对应“All rivers run into the sea, but the sea is not full”(《圣经》《旧约全书》)
样板戏《沙家浜》主角阿庆嫂有一句唱词:人一走,茶就凉。与英语成语“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完全对应。
中国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故事”。此类故事,类比美国文学典故Rip Van Winkle。 Rip Van Winkle是美国作家Washington Irving 发表于1891年的一部小说的主人公,故事发生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农民 Rip Van Winkle醉酒后走进深山后睡着了。一觉醒来,发现世上一切都变了:妻子早已去世,活泼可爱的三岁女儿,如今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北美殖民地人民不再是英王乔治三世的子民,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Rip Van Winkle的典故如今仍有生命力,必要时可以用。
能够直接被我使用的对应英语成语、俗语、短句等等数量毕竟有限,更多的情况下,中译英时需要译者巧妙使用英语国家人民熟悉的文化元素,使读者感到亲切、易懂。例如中文成语“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北外邓言昌将之反以为:One monk, two buckets; two monks, one bucket; three monks, no bucket, no water – more hands, less work. 译文保留了汉语原文的文化特色,斜体字部分画龙点睛,指明这个汉语成语的含义,应当说相当精彩。
我在北外读书时,我的老师程镇球教授在一次讲座课上介绍了他自己的一段经历。1954年,程镇球教授以副首席翻译的身份陪同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那时新中国诞生不久,朝鲜战争结束不到一年,中国仍被西方视为“侵略者”。会议进行期间,为了向西方显示新中国热爱和平的形象,周总理指示中国政府代表团为其他国家代表放映越剧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该片没有字幕,由程镇球教授用英语现场解说。为了把外国代表吸引过来看这部电影,代表团的翻译们费了大量心思。他们把片名《梁山伯与祝英台》翻译为“The Romance of Butterfly Lovers – A Chinese version of Romeo and Juliet”. “Butterfly lovers”抓住了梁祝故事中最感人的情节“化蝶”,斜体字把梁祝比作在西方家喻户晓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译文精彩,效果之好,自不待言。
如果说中译英时加上英语国家人士耳熟能详的西方文化元素,可以使译文增色不少,那么英译中时也可以加上中国人熟悉的中国文化元素,使中国人感到亲切、易懂。我想到了上世纪80年代在国内放映的英国故事片《魂断蓝桥》,这部影片拍摄于1940年,故事男主角是一位英军上尉,女主角是芭蕾舞演员,他们在伦敦泰晤士河上的滑铁卢大桥上相遇并陷入爱河。以后上尉奔赴前线,回来后发现女友成了妓女。影片的名字就是故事发生处的Waterloo Bridge(滑铁卢大桥),译者将之译为“蓝桥”,可谓煞费苦心。蓝桥典故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史记:苏秦列传》记载,公元前320年,苏秦向燕王讲过一个"尾生抱柱"的故事。相传有一个叫尾生的人,与一个美丽的姑娘相约于桥下会面。但姑娘没来,尾生为了不失约,水涨桥面抱柱而死于桥下。据《西安府志》记载,这座桥在陕西蓝田县的兰峪水上, 是为"蓝桥"。从此之后,人们把相爱的男女一方失约,而另一方殉情叫做"魂断蓝桥"。泰晤士河上有十几座大桥,滑铁卢大桥毫不起眼;在英国工作期间,我曾专程去看这座桥,结果时怀着浪漫而来,带着失望而去。作为译名的“蓝桥遗梦”把一个感人的中国故事“移植”到英国的 “桥”上,这是成功运用文化趋同原理的又一成功范例。
通过翻译实践学习翻译
动手写这篇文章,恰逢2017年两会开幕,使我回想起当年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翻译工作的情景,其中1999年至2007年,连续9年我受新华社委派,参加历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和定稿。每年两会开幕前大约一个月,由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牵头组织的翻译班子便着手翻译当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未定稿;未定稿随时修改,翻译班子随时修改译文,到两会开幕前一两天政府工作报告定稿,译文据定稿最后修改一遍。译文要经过反复修改,特别是重要政策、法令的译文,一定要认真讨论,反复推敲。文革期间,翻译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一般由新华社牵头),那更是一丝不苟,不仅仅是是逐句推敲,更是逐字推敲。参加此类翻译工作,对于我乃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收获颇多,首先是养成了一丝不苟的工作习惯,再就是通过反复修改、推敲重要法令、政策等等的译文,我掌握了一些重要的翻译技巧乃至“诀窍”。我写的系列文章《让世界读懂中国》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来自我参加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文件的翻译、定稿工作。
不仅仅是翻译政府工作报告,翻译任何一本书、一篇文章,对于我都是学习机会。绝不放过原文中自己不懂或者不熟悉的东西,一定要搞懂,否则绝不动手翻译。这就是学习。比如经济类文章中经常出现“规模以上企业”的提法,不少人将之翻译为“above-scale enterprises”,根本不通。而我则设法查明 “规模以上”究竟是什么意思: 原来主营产业年营业额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以及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商业企业,纳入国家统计局的全国经济统计,此类企业简称“规模以上”。在搞明白的基础上,我把“规模以上企业”翻译成“enterprises eligible (或good enough)for statistical compilation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纳入中央政府统计的企业)。有时我还会以原文传达的信息为基础,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我在翻译一篇介绍中国电力工业的文章时,遇到了“小型电站”的提法。何谓 “小型”?多小才是“小型电站”?于是查阅相关资料,原来在中国装机容量5万千瓦的电站是“小型电站”,而美国“小型电站”的标准是20万千瓦。于是我在把“小型电站”(small-sized power plants)后加上解释:“power plants with an installed power generating capacity of 50,000 kilowatts or less”。我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说明,这样处理译文非常重要。
林语堂、钱钟书、朱生豪、梁实秋、杨宪益夫妇等大师,无不学贯中西;高山仰止,我等应当以他们为榜样,努力学习,终生学习,争取成为合格的翻译工作者。然而,我们中绝大多数不可能达到他们的水平,只能尽可能努力地学习,尤其是通过翻译实践学习,从而不断提高自己。
我在北外读书的时候,就养成了通过翻译实践学习翻译的习惯。从大三起,我便试着把《聊斋》、《古文观止》甚至《笑林广记》等古籍中的部分文章翻译成英文,然后与比较权威的译本对照,找自己的差距,揣摩翻译技巧。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试着翻译古诗词,也是与比较权威的译文对照,意在提高自己;然而自惭形秽,不敢拿去发表。
作为翻译工作者,我觉得自己大体上合格,仅此而已。不过我仍想向有志于从事翻译工作的年轻人进一言:不要浮躁,要沉下心来,踏踏实实,从一个词、一个句子甚至一个标点符号做起,提高自己的翻译能力。希望有朝一日,你们中将出现翻译大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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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xueq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