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顾彬：中国翻译最大的问题在于母语
顾彬关于“中国作家不懂外语”的观点引起了很多的讨论，魏育青认为并不能一概而论，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没有接触外语的机会，外语就比较差，但更年轻一辈的作家，很多人外语非常好。”但他赞同顾彬对于外语的看法，“一种语言并不是一个传达信息的工具，尽管这种想法非常普遍，实际上外语对我们认识世界、对我们的思维有很大的影响。学会了外语，就会给你打开新的视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家如果懂得多种外语，他的视野会宽泛得多，思维方式会丰富得多。”
那么，翻译对于社会究竟有什么意义？“‘文革’还没结束前，北岛看到了戴望舒翻译的《洛尔迦的诗》，他开始知道怎样写作，进而影响了中国一代的诗歌。”翻译对于社会的意义，顾彬认为从北岛的身上或许可以看见一些端倪。“社会是太复杂的现象，文学及其翻译和社会肯定有关系，但是什么关系值得思考。”
他进一步解释翻译与社会的关联，“为什么‘文革’时期的中国文学非常落后？为什么上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远逊于其他国家？因为那时候德国不允许翻译国外的文学，包括奥地利、瑞士、德国在内的德语国家没有现代文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中国和德国现代文学发达：中国1979年开始大量翻译外国作品，而目前在德国图书市场上出版的书籍中70%是译文。”顾彬援引一位美国汉学家的观点：“在欧洲，哪一个民族开始翻译，它的发展就开始了。”
“翻译对于社会的意义，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但优秀文化的引进对整个民族的素质的提高有长远的影响。”魏育青看重翻译对于普通读者和民众的意义，“曾经一般民众对外国文学的兴趣非常大，甚至大家会为买到某一个难得的译作而‘显摆’，而《外国文艺》《世界文学》等介绍西方文学的杂志对于一代中国民众、中国作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翻译足以影响社会，那么作为译者，他们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准确传达译作的语言魅力、风土人情、思想力度？“外国作家的作品，如果对它的翻译符合中国读者的欣赏要求时，它会得到更多的欢迎；反之，如果说为了丰富我们的语言，保留尽可能多的异域风情，估计会死得很惨。”魏育青提出当下翻译界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他对此却并不认同，“如果作品本身有一定的阻力和张力，可能未必要翻译得那么通顺”。
有一种说法，译者应该是“玻璃人”，他不应该出现个人意志，主体性不应该存在。魏育青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其实很难做到这点：“老一辈有‘竞赛论’，我的学养、文字、审美趣味比原作者高的话，那就要改动。就像钱锺书所说的，如果我比较好，何妨出他一头。往往能这样做的先生中外文功底都很好。”但他表明，一般情况下，中国译者对作品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动。
这个情况在西方翻译界中则有所不同，他们鼓励译者的再创造。顾彬即是如此：“我这样说可能会被认为是吹牛，但不少人告诉我，翻成德文的北岛比北岛本身好得多。”有些人甚至认为，他的翻译不是翻译，而是他写的作品。顾彬说，这是因为他在翻译时对自己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正如诗人杨炼所说的：我应该努力使我的翻译能够进入德国文学史”。
由此他也提出一个问题，现在中国文学翻译的问题在于“母语功力不够”。他最近在《China Daily》上看到一篇文章上说，中国做翻译的都是年轻人，他们20岁开始翻译，30岁停止去做别的。在顾彬看来，翻译需要经验：“在德国，有名的译者年纪都很大，大量集中在50到80岁。”今年七十岁的他，会重新翻译他已经译过的作品，“我现在才觉得自己会翻译”。
来源：“文学点亮生活”公众号
（编辑:xue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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