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政治”
节选自《纸上的知识分子》
阅读的差异影响着人生道路的选择。
以前读报纸,看到有些同志在拜访一些新文学史上的老作家时会说:我是读你的书走上革命道路的。——我相信这个说法是真实的。“文革”后期,我在乡下时常偷偷借到一些小说,比如《三家巷》、《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和《苦菜花》等,那时的“红色经典”也已经成为毒草了。我在上大学之前读过的外国小说大概只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高尔基的几本小说,现代派的小说一本也不知道。这种阅读的效果和我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是吻合的,我对“革命”和“革命道路”的理解与这些小说紧密联系,一直影响到今天。我对“当代文学”的兴趣差不多在那时就形成了,在我们这些乡村少年的成长过程中,“西方”的思想资源是不存在的。
就在我和我的少年伙伴读这些“红色经典”的时候,城里的青年在读“黄皮书”和“灰皮书”这类“内部读物”。研究当代思想史的学者差不多都认为,“文革”后期部分知识分子的觉醒,1980年代点燃新启蒙思想运动的火种,其中一部分火星源自1974年那批“内部读物。”60年代和70年代初中期出版界两次大规模出版被称为“黄皮书”和“白皮书”的“内部读物”。据统计,1949—1979年这三十年间,全国出版“内部书籍”18301种,其中属社会科学的有9766种之多。而1976年“文革”以前出版的有差不多4000种。其中属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的著作,“文革”前大约1040种,“文革”中则出版了近1000种。根据各种当事人的回忆,有40本左右的“内部读物”对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关于70年代初期的“白皮书”(也有人称“灰皮书”)在文化专制时期对思想文化界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不少研究者的文章都有深入的分析。近读张光年《向阳日记》,发现张也曾读过“白皮书”,1975年11月20日记:“大周明送来代购的《人世间》、《落角》等内部发行的翻译小说五册”。
在40本左右影响青年知识分子的内部“内部读物”中,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连翻译组翻译的书有:伊凡·沙米亚金著《多雪的冬天》,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12;弗·阿·柯切托夫著《你到底要干什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10;谢苗·巴巴耶夫斯基著《人世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5。另外还有《落角》、《爱情故事》等。关于翻译连的工作,陈丹燕曾在1998年第4期《书城》著文《“你到底要什么”——白皮书时代的往事》,述及这方面的内容。陈丹燕在文章中谈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即使在干校所做的是有益的工作,有些当事人都不愿回忆,如被“写作组”起用的上海奉贤干校翻译连的翻译家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专家。“那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后回忆自己被迫害的往事,那么理直气壮,那么多人回忆自己在那时对人的帮助与体恤,那么深情。伤痕文学成为一个文学时段,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回忆?”陈丹燕这样写道:“可他们都拒绝见我,不愿意让我知道他们是谁,也不愿意回忆那一段生活,更不愿意接受当年一个读者对他们的那些作品的谢意。而且,他们以为当时那也不能算他们的作品,因为当时的许多白皮书,都是集体翻译的,一个人翻一章,然后有一个通稿,那不是创作,而是流水线。他们觉得自己有过那一段生活,是耻辱的。”这后一句当然是符合历史情景的猜测。在陈丹燕文章发表后的一年,朱学勤在《上海文学》1999年4月号发表《“娘希匹”和“省军级”》,他在文章中问了同样一个问题:“我时常猜测这些匿名译者当时是在什么心情下翻译的?肯定会有一种满足,是仅仅为能发挥一技之长而感激涕零,还是有一种边翻译边盗火的窃喜?也许还是以前者为多,后者即使有,也极为朦胧,而且也正在历史的暗处慢慢消失。这些前辈有些还健在,趁他们记忆力尚未全部丧失,抢救一些历史细节,哪怕是一些朦胧的心理细节,也有助于改变目前‘文革’回忆录千人一面,面面可憎的蹩脚相。”
这个问题包含了多方面的意义。如何叙述那段历史当然是至今仍未解决的事情,其中的困惑与我们如何认识那段历史以及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作用有直接关系。我也一直主张对历史苛刻些,对个人宽容些,苛刻与宽容的前提是理解。那些影响一代人的翻译文本,突出了那段历史的内在张力和缝隙,以及生活在其中的知识分子的内心冲突。关于翻译连的工作,当时的统稿人、翻译家草婴后来追忆说:“三个人一组,一共五组。将一本书拆开来,让大家分头看,然后在一起讲故事,用这样可笑的办法了解整本书的故事,统一人名地名的译法。然后分头开始。然后一个人汇拢大家的译稿先统一遍,再传到我手里,我最后统稿。一旦完成,马上送走。干校里连字典都没有,工宣队的人逼我们要在20天里交40万字的翻译稿出来,他根本不懂,瞎指挥,说‘你们有什么好改的,上面写了热水瓶,你就写热水瓶吗。’跟他有什么好说的呢。后来的《落角》、《人世间》、《你到底要什么》和后面的一些书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在当时,能够参与翻译也可视为被信任,但这种信任的背后是政治的运作,当文化被赋予政治意义之后,人的精神问题就出来了。所以,翻译文本的产生至少包含了这样几种分裂现象:译者专业与人格的分裂,翻译文本与译者精神的分裂,译者与读者的分裂。
于是文本背后的故事其实是和文本同样重要的。
但是,这类故事正在失传或者遗忘。
(编辑:xueq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