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翻译工作和“杂学”》
小编语：吕叔湘（1904年12月24日—1998年4月9日，享年93岁），著名学者，出生于华东地区（江苏省丹阳市），逝世于北京市。代表作《现代汉语词典》。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外国语文系。1936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学习。195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起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院士）、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
.jpg)
吕叔湘
要做好翻译工作，——请读者原谅我用这样的老生常谈来开始这么一篇短文——必得对于原文有彻底的了解，同时对于运用本国语文有充分的把捏（我不把学科内容算进去，因为，一、那是不成问题的先决条件，二、文学作品和一般性的论文很难规定它的学科内容）。这两个条件的比重，该是前者七而后者三，虽然按现在的一部分译品来说，似乎应该掉个过儿。我是按原则说话，所以把大份儿派给笫一个条件；因为一种外国语毕竟是一种外国语，要充分把握，即令只是了解而不是写作，也谈何容易。
了解原文的第一步，不用说，是获得足够的词汇和文法知识。在原稿纸的一边放一本字典，另一边放一本文法，左顾右盼一阵之后才提起笔来写一行，——这，咱们不必去谈它，那不是翻译，那是开玩笑。
笫二道关是熟语。在最近一两天之内有两位朋友来跟我斟酌译文。一位朋友拿着“…and line their pockets by falsifying election returns（伪造选举结果，借此牟利）”不知道怎么翻译。一位朋友把“But for all that he was a keen observer of...”翻做“但是为了这一切，他是一个……的敏锐的观察者”，可是跟上文的意思不合；这是因为他不知道for all that作in spite of that讲。这两个例子恰好代表熟语的两类，一类是摆出陌生的脸来的，一类是冒充老朋友的——后一类更危险，一不小心就要上它的当（有人说，只有英文里头的熟语多；象俄文，文法虽麻烦些，熟语可比较少。我的俄文程度不够下判断，不过凭着关于语言的常识说，我不大敢相信；凡是有相当历史的语言，没有不包含大量的熟语的）。不过熟语是可畏而不足畏的，只要咱们不“掉以轻心”，就不会不发现问题，而手头有一本较好的字典，也就不怕不能解决问题。
以上是个陪衬，我要讲的是了解原文的第三道关，就是字典不能帮忙的那些个东西：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人情风俗，俚语方言，历史上的事件，小说里的人物，五花八门，无以名之，名之曰“杂学”。就手头的材料随便举几个例子。
先来一个简单的。Jane Austen 的 Pride and Prejudice 的第一章，常常选入英文读本，因之有好些初学翻译者用来小试其锋。其中有一句“Sir William and Lady Lucas are determined to go, merely on that account,”往往译做“威廉爵士和路卡斯夫人……。”中国读者一定把他们当作不相干的两个人。译者要是熟悉英国贵族圈子里的称呼习惯，他一定会翻成“路卡斯爵士夫妇……。”
再来一个比较曲折点儿的。有一位朋友翻译拉斯基的一篇文章，里面有这么—段：
I think it is a reasonable criticism of a good deal of academic work in politics that, because the writer has not seen things from the inside, he tends to mistake the formal appearance for the living reality… The captaincy in the Hampshire grenadiers was not entirely useless to the historian of Roman empire; long years in the service of Shaftsbury were vital to the thought of Locke; and the election campaigns for the London County Council taught Graham Wallace a good deal he could not have learned in books about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第二句他的译文是“在H.郡的掷弹兵里当上尉，对于罗马史家不是完全无用；在Shaftsbury城服务多年，对于洛克的思想极为重要；伦敦市议会的竞选教给格拉罕·瓦勒斯许多东西，是他在论政治中的人性的书本上所不能得到的。”这位朋友跟我说，这里的第二第三分句他相信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第一分句里，他不懂当掷弹兵上尉为什么对罗马史家有用。他不知道这里的“罗马史家”不逛泛指，是指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朋，吉朋曾经在 1759—63年在H.郡民团里当过上尉。他所谓没有问题的第二第三分句也不是全无问题。Shaftsbury在这里不是地名，是人名，指的是Shaftsbury伯爵，是査理二世时代的权臣，洛克曾经当过他的医官，并由他的力量做过好几任官，一直在他门下十几年。Graham Wallace曾经写过一本书，就叫《政治中的人性》，1908年出版。
再举一个比较别致点儿的例子。Rebecca West有一篇论丘吉尔的短文，因为短，我曾经用来做翻译班上的练习材料。里面有一句：“… going vegetarian and repeating ‘Om mani padme Hum’, a hundred times between each bite of lettuce.”班上的同学没有一位能把这“Om mani padme Hum”翻对的，这不能怪他们。他们问我怎么翻，我问他们看过《济公传》这部旧小说没有？有同学看过这部小说，想出来这是所谓“六字真言”，可是不知道怎么写。我让他查《辞海》，他找出来“唵嘛呢叭咪吽”的写法。这可以用来表明，翻译工作者所需要的“杂学”杂到什么程度。
也许有人说，只有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作家们才会这样别别扭扭地写文章。不，为了使文章里的用语具体而生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作家同样的应用这种手法，例如爱伦堡。他在巴黎和平大会上的演说已经选在新华书店的《大学国文》里，单在这一篇文章里就有几十处非注解不能明了。至于马克思著作里“用事”之多，更是一向有名，无庸赘述。
翻译工作者的第一个任务是了解原文，第二步就得把他所了解的传达给读者。有些疑难之点，只要弄明白了，译了出来，就不再需要什么，例如上面所引Sir William and Lady Lucas之例，in the service of Shaftsbury之例，Om mani padme Hum之例。象human nature in politics之例，就最好得加个注；至于the historian of Roman empire，就更非注不可了（有人主张，遇到这种场合，干脆就把它译做吉朋，这就破坏了原作者的风格，似乎不是最妥当的办法。）
所以，必要的注释应该包括在翻译工作之内。鲁迅先生译书就常常加注，也常常为了一个注子费许多时间去查书。当然，注释必须正确，否则宁可阙疑。比如今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的保卫世界和平专刊里刊载的爱伦堡所作“和平拥护者”那篇文章的头一段有这么一句话：“那时候，美国的和亲美的报纸上所谈论的是杜鲁门先生的人道主义，原子弹的诗句，封腾布罗的马刺声……”篇后附注：封腾布罗是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城市，以古典建筑和森林著名。当地有兵工学校一所。”这就有问题了。封腾布罗城在巴黎东南，以法国全境而论，还应该算是北部，这且不去说他；兵工学校跟马刺声如何连到一块呢？法国的军事学校多得很，为什么单单提出这一个来说呢？原来爱伦堡心目中的封腾布罗，不是指那个才有一万多居民的小城，而是指那有四百多年历史的有名的离宫，拿破仑在这里签字退位，现在是那有名无实的“西欧联盟”的联军总部所在（那马刺声该是那“联军统帅”蒙哥马利脚上的吧）。
讲到注释，连荷马也有打盹的时候，鲁迅先生译的《死魂灵》（文化生活社版）的243面上说到“邮政局长较倾向于哲学，很用功的读雍格的《夜》……”鲁迅注作：Young（1826—1884）德国伤感派诗人。这儿显然有问题，因为《死魂灵》作于1835—41年间，1826 年出生的诗人这个时候才不过九岁到十五岁。我猜想是指英国诗人Edward Young（1683—1765），他的有名的一万多行的长诗Night Thoughts作于I742—45年，在浪漫主义运动时代是的确曾经传诵各国的。
一般人总觉得创作难而翻译易，只有搞过翻译工作的人才知道翻译也不容易。创作可以“写你所熟悉的”，翻译就不能完全由自己作主了。即使以全篇而论可以算是“熟悉”了，其中还是难免有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问题，非把它解决不能完成你的任务。而其中最费事的就是这里所说“杂学”这方面的东西。要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得多査书和多问人。希望好几位同志在本刊上提议的计划能够实现，在各地建立起翻译工作者的组织，设置够用的参考书，这就可以彼此谘询，共同研讨。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每人自己竭力提高自己的素养，有空闲就做一点杂览的工夫，日积月累，自然会有点作用。
——原载《翻译通报》1951年1月第二卷第一期
（编辑:xueqi）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220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