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领导人身边的中间人
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3日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会见前来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友好地交换了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会后在西湖国宾馆的凉亭喝茶及湖边漫步，身边都有一位翻译随行。再往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瀛台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两位元首边走边聊，身侧也各自伴随一位“重要人物”——翻译。1986年邓小平会见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时，由于交谈甚欢，邓小平亲自把温伯格送到门口，并在分手时开口说了一句英文“goodbye”。
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和外事活动，总有翻译这样的“中间人”。他们很少被关注，但其作用却非常重要。
“毛主席没有催促我，而是点燃一支香烟，静静地等我”
1957年5月12日，旭日初升之际，作为中国首批派往阿尔巴尼亚的留学生，范承祚接到通知：今天，毛泽东主席要接见阿议会代表团，你任翻译。听到这一消息，范承祚既欢欣又紧张。“这是我国在高层外交场合首次将阿尔巴尼亚语翻译成汉语。”范承祚说道。
在中南海丰泽园，一身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微笑着挥手欢迎客人。其间，毛泽东不时注视着范承祚。他发现，译员是陌生的，译员讲的外语也是陌生的。他转身问范承祚：“你说的是什么外国话呀？”范承祚答道：“我讲的是阿尔巴尼亚语。”毛泽东又好奇地问：“你的阿语是在哪里学的？”范承祚指着位于上座的时任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马尔科，再次报告：“我是在他们国家学的。”毛泽东听后很高兴，郑重地向马尔科说：“谢谢你们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人才。”马尔科当即激动地说，他们珍视毛泽东的这句话。
上世纪60年代，中阿关系不断升温，范承祚为毛泽东做翻译的任务随之增多。给毛泽东当翻译，有难亦有易。最初碰到的“难”是因为在伟人面前感到紧张，导致“肚里有，嘴里倒不出”。另一“难”是，毛泽东谈话严谨，有时会引经据典，译起来不容易。谈到“易”，毛泽东曾两次帮范承祚解决难题。1957年，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时说，“殖民地人民要敢于打倒新老殖民主义，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不在乎玉皇大帝。”听到这段话，范承祚愣了一下，不知如何翻译才好。他对毛泽东说，翻译“孙悟空”，我没有把握。毛泽东微笑着为他做了一个注脚：“你就说孙悟空是中国神话里的猴王，足智多谋、力大无比，玉帝及其派去镇压的天兵天将对他亦无可奈何。”就这样，毛泽东帮范承祚解了围。
还有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引用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句，形容两国关系。这次，范承祚不是不会译，而是要争取译好。大概停顿了30秒才译出。在场的阿尔巴尼亚客人听完后，气氛顿时异常热烈。见此情景，毛泽东好奇地看着他。范承祚说：“因为您引用的是两句脍炙人口的唐诗，我不敢只把意思译出来，而是花了一点时间，用了诗的韵味，效果似乎不错。”毛泽东微笑着点头认可。迄今，范承祚还记得那几十秒的情形：“主席没有催促我，而是擦一根火柴，点燃一支香烟，静静地等我。”
章含之不懂“越俎代庖”，周总理说：“要加强学习了！”
1962年，31岁的过家鼎第一次给周恩来当翻译，就见识了周恩来对翻译工作的严格要求。
周恩来听得懂英文，常会当场指出翻译上的错误，有的翻译第一次为周恩来工作甚至晕倒。过家鼎说他虽然紧张，但觉得自己不会有问题，结果第一次还是出现了失误。“周总理向外宾介绍身边的赵朴初是一位‘居士’，我就愣住了，译不出来。”周恩来当场给过家鼎介绍了什么叫“居士”，又告诉他回去要研究如何翻译。翻译结束后，领导告诉他，周总理对他还算满意，就是说了一句“知识面窄了一点”。周恩来嘱咐外交部专门为此出简报，要求大家扩大知识面，不能单纯学习语言知识。
这以后，过家鼎才慢慢了解周总理和别的领导人不一样，在和外宾说话时，他基本上不酝酿下一句话，因为他早就都打好了腹稿，“他说完一句话就会注意地听翻译，看翻译是否准确”。章含之说她帮总理翻译，也因为不懂“越俎代庖”而当场被他批评，“怎么不懂这些？要加强学习了！”
周恩来在细节上非常注意对翻译的尊重，过家鼎还清晰记得当时各国翻译的不同待遇：许多国家的翻译是雇员身份，宴会上不入席，一直像招待员一样站着，有时要奔走传话。有一些国家的随从甚至跪着服务，而周恩来都要求翻译坐在他身后，在出席宴会时，要求他们坐在身边。出访亚非十四国时，东道国一般按自己习惯，不给翻译安排席位。“总理叫礼宾司司长俞沛文去和对方交涉，一定要把翻译安排在他身边。”在当时尚还属帝国的埃塞俄比亚，过家鼎坐在周恩来身边，对面全是皇室成员。那场面过家鼎一直记得清晰，“看得出对方很吃惊，但是这样一来更尊敬总理”。
宴席中邓小平做了“暂停”手势——“让翻译吃点东西”
施燕华做了邓小平10年的英语翻译。一次，施燕华陪同邓小平出席国宴，邓小平看到一直坐在身后翻译的施燕华没有饭吃，就把面前的苹果切了一块给她，还递给她盘子里的面包。而另一次在国内招待外宾，邓小平则在宴席中对外宾做了个“暂停”的手势——“让翻译吃点东西”。
1986年陪同邓小平会见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时，由于交谈甚欢，邓小平亲自把温伯格送到门口，并在分手时开口说了一句英文“goodbye”。这是翻译高志凯印象中，邓小平唯一一次说英文。他当时条件反射般地把它翻译成中文，并附在邓小平的耳边大声地说了一句“再见”——并没有意识到这是邓小平自己说的话，邓小平扭过头来，然后自己再用中文说了声“再见”。场面十分有趣。
“实际上，在每一次接到任务之前，我们都会做大量准备工作。”曾任邓小平英文翻译的张维为介绍，首先是各种背景知识的准备，如来访元首的背景、国家的背景、来访的目的，中方的基本立场等。另外一项，则是词汇的准备。而且，“台前”看上去只有翻译一个人，其实这些内容都是背后团队一起准备的。
还在翻译室的时候，张维为和同事陪领导人出访或是会见外宾归来，都会聚在一起交流实战中不太好翻译的地方。“比如李先念说过的‘甜酸苦辣都尝过’，怎样翻译更好更规范？”一般的做法，他们会把这些东西交给翻译室的老审校，由他们最终确定具体的译法。所谓“标准答案”出来后，以后就可以一直沿用。
（编辑:xue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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