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佩佳：不仅仅做语言的翻译，还要做文化的使者
捷克翻译家、作家红佩佳非常喜爱中国当代文学，在参加今年8月举行的“2016年中外文学出版翻译研修班”时指出了中国文学在与世界沟通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喜欢翻译，热爱文学，重工作也顾家庭，乐于交流亦享受独处。
翻译家。作者。
老师。母亲。
在多重身份的交织中，红佩佳似乎能够转换自如。
在今年8月举行的“2016年中外文学出版翻译研修班”上，笔者有幸采访到这位捷克翻译家。
红色T恤，金黄色短发，笑起来很爽朗，走路磨破了脚会换一双拖鞋再赶来参加活动，这样一位给人感觉年轻有活力的女士，很难看出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除了翻译余华的作品、在大学教教书，红佩佳也要拿出时间来陪孩子，这让她有些过于忙碌。去年夏天，因为父母帮忙照顾孩子，她便有了更多自由时间。虽然很喜欢跟孩子在一起，但是需要有集中的时间来做翻译，从早到晚一个人专注于翻译工作，这让她很开心，并且翻译得也快，大概两个星期能够翻译完半本书。但是在平时，一般三天教书，两天翻译，有时为《国家地理》等报刊杂志写一写介绍中国文化的文章。比如“介绍敦煌地理，还有之前翻译的关于风水的书。”即便是完全不同的领域，红佩佳依然很喜欢，工作、爱好、家人、自我、能在一定的时间里安排好这些平行的事情，生活二字大概就是如此。
缘分开启的翻译之路
中学时代的红佩佳受到父亲影响接触了鲁迅的书，出于对中文的兴趣，18岁便开始进入大学中文系学习。同时，喜欢文学的她也开始试着翻译一些英国、爱尔兰故事。收到奖学金后到台湾念书，继续学习中文。
那时大概1997年，一起学习中文的总共仅有十个学生。
毕业以后，红佩佳在南昌的江西财经大学教授语言学和英文，并与学生成为了好朋友。其中有一位朋友把余华的书介绍给了她，有趣的是，这位家住杭州的朋友姓余，和余华同姓，而恰巧余华也住在杭州。说到这里，红佩佳笑了，似乎觉得这是一种缘分。从此，红佩佳便与余华的作品结了缘。
《许三观卖血记》是她看的第一部余华的小说，这部以温情讲述磨难的作品深深打动了她，一个偶然的机会，红佩佳向一位陌生朋友说起这本书的故事，并表示想翻译。没想到对方非常感兴趣，问她是否可以先翻译一小部分给他看。红佩佳欣然同意。或许真的存在缘分，拿给对方译稿后她才知道，原来这位陌生朋友供职于捷克一家大型出版社，主要出版政治、社会方面的图书。出版社老板看过红佩佳的译稿后表示非常喜欢。于是，幸运的红佩佳很快翻译完了整部书，并且顺利出版。
后来，红佩佳便与捷克青年翻译家李素女士合作，相继翻译了余华的《活着》《第七天》，目前在翻译《兄弟》。
保持中国文化特色，给读者了解中国的机会
由于语言文化差异，翻译如何保持原作体现的艺术风格着实是个复杂的问题。例如人物名字，《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的儿子叫做一乐、二乐、三乐……如果译为类似“First joy”“Second joy”，在捷克读者看来似乎有些不知所云，甚至可笑，这种情况下红佩佳便不去做意译。像这样在中文里有所寓意和指向的名字，捷克语中是难以理解的，对此，红佩佳觉得很是可惜，于是她会在名字第一次出现时用捷克语做出介绍和解释，以尽量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色。“我的同事翻译莫言的小说时会把名字翻译出来，但莫言有些作品的人物是有些滑稽的，故事有一些幽默成分在里面，所以这是可以的。但我翻译的人物不是这样。”除非作者给人物设置了外号，不然便不去翻译名字，红佩佳不希望捷克读者认为那是一部“好笑的作品”。另外，她也会根据情况做出一些改变，例如《活着》中福贵的外孙苦根，翻译成“Bitter root”会很奇怪，“Little root”便好很多，不仅符合捷克读者的文化认知，也添加了一点可爱的感觉，使得名字不那么生硬。“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比如父母在起名字的时候会想含义，但我们的文化里几乎不会，只要好听，不管意思。所以怎么去翻译表达是一个问题。”
红佩佳自己也非常喜欢中国数量巨大且意蕴丰富的成语，但捷克的成语极其有限，她想翻译给读者却找不到相应的表达，“虽然如此，但为了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色，我还是会不断尝试去做成语的翻译。”在这一点上，她的态度十分坚定。
毕竟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她说，她想翻译的不仅是语言，还有文化，她想尽量原汁原味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捷克读者，使他们有更多了解中国的机会。
中国当代文学有好的故事，但与世界缺乏有效沟通
红佩佳毫不吝惜言辞表达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喜爱，无论是自己一直在翻译的余华亦或其他作家，他们关注社会现实，反映历史和文化，这给读者很好的渠道去认识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具有非常普遍的故事性，像《活着》《第七天》中一样，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兄弟之间的关系，世界各地都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中国会有，欧洲也有，所以捷克读者也能够产生共鸣。但是由于文化和思维的巨大差异，导致他们不能很好理解作品传达的含义，例如《许三观卖血记》，捷克读者会认为许对妻子产生的感觉有些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他们不太能明白。
所以，交流是红佩佳一再强调的一个词，在教书时她喜欢与同学们进行讨论，交换不一样的看法，对待文学、文化同样如此。“不是我去告诉你要有这样的某个想法，而是讨论交流彼此的想法，互相了解。”小到一个社区、城市，大到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唯有交流才能互通。
捷克人口不多，并且年轻读者越来越倾向于阅读畅销作品，这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出版无疑是个挑战。另一方面，翻译家的薪资一直未能得到提高，同样可能导致作品缺乏好的海外译者。谈到这一点时红佩佳却没有表现出太多担心，她很高兴自己翻译的余华作品能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并且也吸引了许多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在她看来，好作品其实不需要用特别复杂的语言去讲高深的寓意，像中国当代文学，有好的故事能够打动人，并能将社会展现给读者，这样已经非常好了。否则，加上文化差异这个因素，捷克的读者会更加难以读懂。“市场是有一些小问题，但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工作还是会继续做下去。”红佩佳如此说道。
喜欢翻译，热爱文学，重工作也顾家庭，乐于交流亦享受独处。
翻译家。作者。
老师。母亲。
在多重身份的交织中，红佩佳似乎能够转换自如。
在今年8月举行的“2016年中外文学出版翻译研修班”上，笔者有幸采访到这位捷克翻译家。
红色T恤，金黄色短发，笑起来很爽朗，走路磨破了脚会换一双拖鞋再赶来参加活动，这样一位给人感觉年轻有活力的女士，很难看出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除了翻译余华的作品、在大学教教书，红佩佳也要拿出时间来陪孩子，这让她有些过于忙碌。去年夏天，因为父母帮忙照顾孩子，她便有了更多自由时间。虽然很喜欢跟孩子在一起，但是需要有集中的时间来做翻译，从早到晚一个人专注于翻译工作，这让她很开心，并且翻译得也快，大概两个星期能够翻译完半本书。但是在平时，一般三天教书，两天翻译，有时为《国家地理》等报刊杂志写一写介绍中国文化的文章。比如“介绍敦煌地理，还有之前翻译的关于风水的书。”即便是完全不同的领域，红佩佳依然很喜欢，工作、爱好、家人、自我、能在一定的时间里安排好这些平行的事情，生活二字大概就是如此。
缘分开启的翻译之路
中学时代的红佩佳受到父亲影响接触了鲁迅的书，出于对中文的兴趣，18岁便开始进入大学中文系学习。同时，喜欢文学的她也开始试着翻译一些英国、爱尔兰故事。收到奖学金后到台湾念书，继续学习中文。
那时大概1997年，一起学习中文的总共仅有十个学生。
毕业以后，红佩佳在南昌的江西财经大学教授语言学和英文，并与学生成为了好朋友。其中有一位朋友把余华的书介绍给了她，有趣的是，这位家住杭州的朋友姓余，和余华同姓，而恰巧余华也住在杭州。说到这里，红佩佳笑了，似乎觉得这是一种缘分。从此，红佩佳便与余华的作品结了缘。
《许三观卖血记》是她看的第一部余华的小说，这部以温情讲述磨难的作品深深打动了她，一个偶然的机会，红佩佳向一位陌生朋友说起这本书的故事，并表示想翻译。没想到对方非常感兴趣，问她是否可以先翻译一小部分给他看。红佩佳欣然同意。或许真的存在缘分，拿给对方译稿后她才知道，原来这位陌生朋友供职于捷克一家大型出版社，主要出版政治、社会方面的图书。出版社老板看过红佩佳的译稿后表示非常喜欢。于是，幸运的红佩佳很快翻译完了整部书，并且顺利出版。
后来，红佩佳便与捷克青年翻译家李素女士合作，相继翻译了余华的《活着》《第七天》，目前在翻译《兄弟》。
保持中国文化特色，给读者了解中国的机会
由于语言文化差异，翻译如何保持原作体现的艺术风格着实是个复杂的问题。例如人物名字，《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的儿子叫做一乐、二乐、三乐……如果译为类似“First joy”“Second joy”，在捷克读者看来似乎有些不知所云，甚至可笑，这种情况下红佩佳便不去做意译。像这样在中文里有所寓意和指向的名字，捷克语中是难以理解的，对此，红佩佳觉得很是可惜，于是她会在名字第一次出现时用捷克语做出介绍和解释，以尽量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色。“我的同事翻译莫言的小说时会把名字翻译出来，但莫言有些作品的人物是有些滑稽的，故事有一些幽默成分在里面，所以这是可以的。但我翻译的人物不是这样。”除非作者给人物设置了外号，不然便不去翻译名字，红佩佳不希望捷克读者认为那是一部“好笑的作品”。另外，她也会根据情况做出一些改变，例如《活着》中福贵的外孙苦根，翻译成“Bitter root”会很奇怪，“Little root”便好很多，不仅符合捷克读者的文化认知，也添加了一点可爱的感觉，使得名字不那么生硬。“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比如父母在起名字的时候会想含义，但我们的文化里几乎不会，只要好听，不管意思。所以怎么去翻译表达是一个问题。”
红佩佳自己也非常喜欢中国数量巨大且意蕴丰富的成语，但捷克的成语极其有限，她想翻译给读者却找不到相应的表达，“虽然如此，但为了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色，我还是会不断尝试去做成语的翻译。”在这一点上，她的态度十分坚定。
毕竟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她说，她想翻译的不仅是语言，还有文化，她想尽量原汁原味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捷克读者，使他们有更多了解中国的机会。
中国当代文学有好的故事，但与世界缺乏有效沟通
红佩佳毫不吝惜言辞表达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喜爱，无论是自己一直在翻译的余华亦或其他作家，他们关注社会现实，反映历史和文化，这给读者很好的渠道去认识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具有非常普遍的故事性，像《活着》《第七天》中一样，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兄弟之间的关系，世界各地都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中国会有，欧洲也有，所以捷克读者也能够产生共鸣。但是由于文化和思维的巨大差异，导致他们不能很好理解作品传达的含义，例如《许三观卖血记》，捷克读者会认为许对妻子产生的感觉有些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他们不太能明白。
所以，交流是红佩佳一再强调的一个词，在教书时她喜欢与同学们进行讨论，交换不一样的看法，对待文学、文化同样如此。“不是我去告诉你要有这样的某个想法，而是讨论交流彼此的想法，互相了解。”小到一个社区、城市，大到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唯有交流才能互通。
捷克人口不多，并且年轻读者越来越倾向于阅读畅销作品，这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出版无疑是个挑战。另一方面，翻译家的薪资一直未能得到提高，同样可能导致作品缺乏好的海外译者。谈到这一点时红佩佳却没有表现出太多担心，她很高兴自己翻译的余华作品能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并且也吸引了许多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在她看来，好作品其实不需要用特别复杂的语言去讲高深的寓意，像中国当代文学，有好的故事能够打动人，并能将社会展现给读者，这样已经非常好了。否则，加上文化差异这个因素，捷克的读者会更加难以读懂。“市场是有一些小问题，但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工作还是会继续做下去。”红佩佳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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