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翻译”还有什么值得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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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新书的“翻译错误”被网友提出，随后在网上疯传，引发关于“神翻译”的批评。事情起源于一起翻译错误，一位名为顾建光的译者把《政治悖论》一书中的“an lrish gay and lesbian group”译作“一个爱尔兰家伙和一个黎巴嫩团体”。有学者将之称为2015年四大奇观之一，也有网友将这句翻译和常凯申、门修斯相提并论，并称为“神译三杰”。其中“常凯申”的典故出自《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该书作者将蒋介石的英文Chiang Kai-Shek错译作常凯申，而门修斯出自《民族——国家与暴力》，书中作者将孟子的英文Mencius错译作门修斯。
一本译作的出版，从选题到翻译，到编辑校对，要经过漫长而复杂的流程。那么，如此明显的错误，为何频频出现在读者面前？那些“神翻译”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知识生产质量堪忧
“黎巴嫩”式的错误，在翻译界并不鲜见，比如把《念奴娇·昆仑》译为“作者昆仑”、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翻译成费尔班德、夏晋麟（HsiaChing-lin）翻译成林海青、孙子（Sun Tzu）翻译成桑祖等。
翻译作品的质量问题每每引发批评，有网友曾整理出被翻译毁掉的名著，包括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韦伯的《新教伦理于资本主义精神》、阿伦特的《精神生活》、罗素的《自由之路》、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等。
著名学者、中国翻译协会社科翻译委员会副主任李河说：“翻译中出现的问题，大概有两类，一类是原本有不同的译法，这样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出格的翻译，并且很难被找出来。还有一类，就是常凯申式的，纯粹是硬伤，一看就知道，基本的功夫显然还有欠缺，这种问题出现在新手身上，倒也难免，但是出现在一个大学者身上，就很奇怪。其中的原因，无非两种，第一是自己的水平不够，第二是并非自己经手，找几个年轻人翻译，自己署个名。无论哪种，都能看出其中有许多严重的问题。”
翻译硬伤的频频出现，并非仅仅只是译者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对此，李河说：“还有就是出版机构，出版社自身的编辑队伍，在处理译著时是否有足够的资质？假如外文编辑水平不足，这个把关的意义就非常小。”
常凯申也好，黎巴嫩也好，只是个体的事件，但在个体的事件背后，是大量的翻译问题。李河说：“偶然被曝出的、成为新闻话题的，只是冰山一角。在今天，大量的快餐产生、速销产品，往往都是粗制滥造。特别是一些时尚类的作品，大多是跟随国内外的新闻热点，求快是主要的要求，再加上当今的生产和出版模式下，出版社要出业绩，作者要出成果，就难免鱼目混珠。”
学术管理需要认真
一部译作的出版，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然而，这些程序有时候并不能保证作品的质量，其中原意究竟是什么？问题出在哪里？
李河说：“在学术生产的链条中，开端其实是很简单的，无非是两种，第一是原作者、原译者自己选题，第二是出版社的编辑团队选题，寻找作者或译者。理论上来说，翻译完成之后，要经历数次校对，如果译者自己水平够，会自己校对，也有请别人校对的，到了出版社之后，当然也有校对，三校之后发排，一般来说都是这样。问题在于，首先，译著涉及外文文种，对于出版社来说，编辑出版的量非常大，但相关的队伍建设却比较难，像民国时代那种编辑本身就是学者的，现在太少了。其二，过于求快，自然难以保证质量。其三，在今天有许多专门的翻译公司、翻译队伍等等，有些时候，就会有人把译著也委托给他们，结果拿出来以后几乎没有价值，连引用的价值都没有。”
学生生产过程的管理落后，使得学术生产质量每况愈下，更重要的是，监督和评价机制的缺失，使得烂作品难以遏制。李河说：“没有翻译的学术评论和监督机制，使得烂翻译得不到制约。其实翻译的评论更加重要，一方面，翻译是两种语言的交换，怎样才能更加准确地表达，可能永远没有尽头，这就需要评论去塑造学术语言的规范和发展。其次，评论本身也是研究，应该怎么翻，不能怎么翻，也是研究的一部分。假如有这样一个评价机制，那么就会营造一个优胜劣汰的环境，相反，假如没有，结果就只有一个，劣币驱逐良币。”
混乱时代成本极高
知识生产的粗制滥造，信息传达的错漏百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往往意味着沉重的代价：一个连知识都不被重视的社会，还会有什么是值得敬畏的？
李河说：“过去述和作的分野是很清楚，古人说圣人作、贤者述，连孔子这样的思想家，也只是一个述者。但是到了现代，作者越来越多，组织作者的人也越来越多，学术研究中集体项目特别多，一个人领衔一个项目，找一堆人来做。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组织作者，找一堆年轻人来做，自己最后署名。放在翻译中，也是一样，所以，要提防各种具有学术权力、具备组织能力的人，去通过上面的方法制造一大批质量堪忧的产品。”
知识生产为何沦落至此？李河说：“以前只是说学术工作之类，现在普遍都会用生产这个词，文化生产、精神生产，文本生产等等，一说到生产，很容易让人想到大机器、大工业、流水线等等。但实际上，知识的生产不是这样的，或者说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警惕知识生产变成流水线式的，特别是没有质检员的流水线生产。”
知识的生产缺乏规则的约束，同样也缺乏自律。李河说：“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在各个环节上都有问题，但是其核心无非四个字，趋利忘义。缺乏严肃的生产态度，赚到钱就成，同时产品和自身的声誉不相干，很多人著作等身，但是那些著作质量如何，值得商榷。”
知识生产的混乱无序，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李河说：“贻害无穷，这毫无疑问，但更重要的，不是探讨他怎么贻害无穷，而是要思考，这种成批量的、惊世骇俗的烂翻译究竟是怎么出来的？顺着这个，或许我们能够发现，我们在知识生产中的许许多多缺陷。”
知识需要尊重，知识的严肃性需要坚守。李河说：“前一段时间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振兴人文，先要有文人，连文人都没有，也就谈不上人文。文人是什么样的，很难有全面的定义，但不妨从某些角度去看看，比如说有耻且格，比如说知者不惑，真正把知识和修身立命结合起来，文人天然地具有某些特征，穷且益坚，重视声誉。假如我们的文人共同体不再看重声誉，那就仅仅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如何让知识更严谨
翻译的没落，某种意义上也有被轻视的因素，背后映射的是学习欲望的降低，从学习的时代到学习不再被看重的时代，知识的生产变得轻忽和轻率。
翻译的学术价值不高，一直都是众多学者所担忧和批评的问题。李河说：“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翻译在学术评价中并不受重视，这也就使得一些人看低了翻译，并不把翻译看做是一个自己的作品，而是当做牟利的手段，除了少数仍旧严格做学术翻译的人之外，大部分都是被利益驱动，稿酬高的，自然也就愿意做，或者自身的学术结构要求有这么一块的，就做一点。”
如何加强学生生产的规则意识，如何提升翻译作品的质量。李河说：“要做到这一点，可能并不容易。从管理上来说，首先有一个学术不对称的问题，拿给人看的，往往只是中文版，是翻译之后的作品，原版不会拿出来，是在进行学术评价的时候，评审者未必会看到原作。但许多时候，只看中文版是很难看出问题的。其次就是学术评奖，学术评奖中，一般都有一定的把关制度，比如得有人推荐这个著作。问题在于，我们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共同体，很多时候大家花花轿子抬人，不会很严格，而且推荐者和被推荐者，未来也可能会对调，这样的情况下，想要严格就很难。”
更加科学的学术生产管理，需要更加专业的基础。李河说：“严格的管理，要求管理者有一定的学术管理能力，事实上，今天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许多时候，管理者自身的学术素养，远远不能够支撑管理工作。如果管理者自己不懂，怎么可能看出问题呢？”
出版者同样也应该有基本的规则，李河说：“出版社在建立有资质的队伍方面，应该有所强化，现在很多出版社出版量非常大，但是编辑队伍的质量却很难支撑这样的出版。”
最后，一个公平的评价体系，则意味着粗制滥造的作品难以鱼目混珠。李河说：“学术共同体应该发挥作用，但目前我们的学术共同体还不在，这是需要重视的问题。”
北京晨报记者 周怀宗
李河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编辑:T-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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