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者的问题在于母语不够好
原标题：德国汉学家顾彬：中国翻译者的问题在于母语不够好
虽然不止一次在各种场合澄清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说法系被误读，但“垃圾论”仍几乎成为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身份标签。
但顾彬并没有放弃针对中国当代文学持续发声。从“中国作家应该沉默20年”、“中国作家当编剧很堕落”“中国当代作家慷慨激昂让人受不了”，到“中国小说在德国是遭排斥的庸俗文学”，再到2013年和因为批评莫言而引发和刘再复的论战，尽管其中充满不少误读和曲解，但是仍然可以明确看出，顾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总体上是持批评态度的。
今年已是古稀之年的顾彬，系德国著名汉学家、诗人和翻译家，1966年起学习神学，之后又转学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学及日本学，并于1973年以《论杜牧的抒情诗》一书获波鸿鲁尔大学博士学位。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以《空山——中国文人自然观之发展》一书获得教授资格。自1995年起，顾彬出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至今，现还担任汕头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中国海洋大学德语系首任系主任等职。其研究领域以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及中国思想史为主，著述、译作颇丰。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同时，顾彬还担任《袖珍汉学》和《东方·方向》两份重要德文汉学/亚洲学期刊的主编。
9月19日，顾彬来到上海长宁区图书馆，与复旦大学德语系教授魏育青对谈“翻译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他以德国现今图书市场上70%都是译文书为例证，并援引一位美国汉学家的说法——欧洲哪一个民族开始翻译，就开始发展——说明翻译对于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当主持人问中国翻译目前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时，顾彬肯定地回答说，是“在母语”——也就是中文水平的问题。
顾彬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的“不待见”，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有两个对比：纵向的是与过去对比，横向是与世界对比。与过去对比，他更欣赏中国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这构成了他批评的一个主要动力。顾彬开始对中国文学着迷也是从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故人西辞黄鹤楼”开始的。《德国之声》记者艾柯说，在波恩，人们笑传顾彬是早晨五点起来读《论语》的那种人：“他爱的是中国的古代。”
与过去的比较，除了遥远的古代外，还有就是现代文学。顾彬对中国的现代作家评价甚高，“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可以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相媲美，像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没问题。”
从顾彬对现代文学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对当代文学的批评另一个立足点都是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和标准上而言的。这种对比，难免让顾彬这个对中国文学充满热情的德国人感到失望。但是顾彬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评价一直很高，认为是中国文学中仅有的仍可以跟世界对话的部分。
“四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序言中动情地说。很难认为，这种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热情是假的，那么如此激烈和犀利地批评，如果用庸俗一点的说法，就只能是“爱之深责之切”了。
“中国当代作家的外语不好影响其丰富自身表达”
在长宁图书馆，主持人提到了顾彬对于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文的批评。 顾彬曾说过，“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我一直说的，中国作家的外语不太好，无法读原著，就无法吸收其他语言以丰富自身的表达。”
这次，顾彬依然坚持，但显得比较克制，看来真像他说的，“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他认为，会很多语言，就像有了很多的家，“这种感觉和只在一种语言里是不一样的。”
对于顾彬的判断，魏育青部分同意，他认为，“六十年代前后，（中国作家的外语水平）相对（三十四年代的作家）差很多，而现在更年轻的一代就好得多”，因为有更多的条件和机会。但魏育青特别赞同顾彬对语言的看重，“一种语言重要的并不是传递信息的工具，而是对思维的影响。”
说到当天的主题，顾彬试图从侧面解答。“为什么中国‘文革’时期文学落后？”在顾彬看来，一个原因就是翻译作品的匮乏。他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来比较，当时德国禁止了很多外来作品的翻译，顾彬认为那是很大的损失。中国也是如此，直到1979年中国开始大量引入翻译作品后，才同德国一样有了很好的改变。
顾彬说的这点，很多1980年代的作家肯定会心有戚戚。当时中国引入了大量西方经典，比如海德格尔、黑格尔，一时间形成了“文化热”，1980年代的作家几乎都受到过这批译著的影响。
顾彬援引一位美国汉学家的说法：“‘欧洲哪一个民族开始翻译，就开始发展了。’所以我们可以想想，如果马克思的作品不翻译过来，中国怎么有今天的发展？”
“我翻译的北岛比北岛本身好得多”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瑞典译者陈安娜受到了特别关注，甚至被称为莫言背后的“无冕之王”。由此可见翻译家对于作者走向世界的重要性。在翻译界有种说法，一个坏的翻译家翻译一个好的作品会毁了一个作品，而好的翻译家去翻译一个中等水平的作品可能会成就这部作品。所以在翻译过程是再创造，有可能对一个作家升华或者是贬低。
对此，魏育青认为西方翻译更倾向于鼓励译者的创造，而中文世界不太喜欢对原作进行改动。顾彬就是这样，他举了一个可能会被认为是吹牛的例子：“不少会德文的中国人告诉我，翻译成德文的北岛，比北岛本身好得多”，“是我翻译的。”
魏育青觉得，在翻译过程中，“完全做玻璃人（翻译者个人意志隐匿）是不可能的，我个人没有这个水平。这个在中国争论很多，老一辈有‘竞赛论’，如果我认为我的审美观我的水平比你高，那我就要改动。就像钱钟书说的，如果我比较好，何妨出他一头。往往提倡这种做法的先生功底都很好。”
那么现在的中国文学翻译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顾彬斩钉截铁地说，是“在母语”。“我们（翻译）最大的困难不在外语，困难在于母语。”在顾彬看来，翻译是需要经验积累的。
他最近看到《China Daily》（《中国日报》海外版）上的一篇文章，觉得非常有意思，是说基本上在中国搞翻译的人都是年轻人，20岁开始做翻译，30岁之后再去做别的。顾彬的言外之意是，这批年轻的翻译者缺乏经验的积累，而这个经验并非是外语水平问题，而是母语的功力。“如果从德国看我会发现一些有名的译者年龄都很大，我发现我今年七十岁才觉得自己会翻译，母语是我最大的问题。”
虽然不止一次在各种场合澄清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说法系被误读，但“垃圾论”仍几乎成为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身份标签。
但顾彬并没有放弃针对中国当代文学持续发声。从“中国作家应该沉默20年”、“中国作家当编剧很堕落”“中国当代作家慷慨激昂让人受不了”，到“中国小说在德国是遭排斥的庸俗文学”，再到2013年和因为批评莫言而引发和刘再复的论战，尽管其中充满不少误读和曲解，但是仍然可以明确看出，顾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总体上是持批评态度的。
今年已是古稀之年的顾彬，系德国著名汉学家、诗人和翻译家，1966年起学习神学，之后又转学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学及日本学，并于1973年以《论杜牧的抒情诗》一书获波鸿鲁尔大学博士学位。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以《空山——中国文人自然观之发展》一书获得教授资格。自1995年起，顾彬出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至今，现还担任汕头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中国海洋大学德语系首任系主任等职。其研究领域以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及中国思想史为主，著述、译作颇丰。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同时，顾彬还担任《袖珍汉学》和《东方·方向》两份重要德文汉学/亚洲学期刊的主编。
9月19日，顾彬来到上海长宁区图书馆，与复旦大学德语系教授魏育青对谈“翻译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他以德国现今图书市场上70%都是译文书为例证，并援引一位美国汉学家的说法——欧洲哪一个民族开始翻译，就开始发展——说明翻译对于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当主持人问中国翻译目前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时，顾彬肯定地回答说，是“在母语”——也就是中文水平的问题。
顾彬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的“不待见”，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有两个对比：纵向的是与过去对比，横向是与世界对比。与过去对比，他更欣赏中国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这构成了他批评的一个主要动力。顾彬开始对中国文学着迷也是从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故人西辞黄鹤楼”开始的。《德国之声》记者艾柯说，在波恩，人们笑传顾彬是早晨五点起来读《论语》的那种人：“他爱的是中国的古代。”
与过去的比较，除了遥远的古代外，还有就是现代文学。顾彬对中国的现代作家评价甚高，“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可以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相媲美，像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没问题。”
从顾彬对现代文学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对当代文学的批评另一个立足点都是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和标准上而言的。这种对比，难免让顾彬这个对中国文学充满热情的德国人感到失望。但是顾彬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评价一直很高，认为是中国文学中仅有的仍可以跟世界对话的部分。
“四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序言中动情地说。很难认为，这种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热情是假的，那么如此激烈和犀利地批评，如果用庸俗一点的说法，就只能是“爱之深责之切”了。
“中国当代作家的外语不好影响其丰富自身表达”
在长宁图书馆，主持人提到了顾彬对于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文的批评。 顾彬曾说过，“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我一直说的，中国作家的外语不太好，无法读原著，就无法吸收其他语言以丰富自身的表达。”
这次，顾彬依然坚持，但显得比较克制，看来真像他说的，“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他认为，会很多语言，就像有了很多的家，“这种感觉和只在一种语言里是不一样的。”
对于顾彬的判断，魏育青部分同意，他认为，“六十年代前后，（中国作家的外语水平）相对（三十四年代的作家）差很多，而现在更年轻的一代就好得多”，因为有更多的条件和机会。但魏育青特别赞同顾彬对语言的看重，“一种语言重要的并不是传递信息的工具，而是对思维的影响。”
说到当天的主题，顾彬试图从侧面解答。“为什么中国‘文革’时期文学落后？”在顾彬看来，一个原因就是翻译作品的匮乏。他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来比较，当时德国禁止了很多外来作品的翻译，顾彬认为那是很大的损失。中国也是如此，直到1979年中国开始大量引入翻译作品后，才同德国一样有了很好的改变。
顾彬说的这点，很多1980年代的作家肯定会心有戚戚。当时中国引入了大量西方经典，比如海德格尔、黑格尔，一时间形成了“文化热”，1980年代的作家几乎都受到过这批译著的影响。
顾彬援引一位美国汉学家的说法：“‘欧洲哪一个民族开始翻译，就开始发展了。’所以我们可以想想，如果马克思的作品不翻译过来，中国怎么有今天的发展？”
“我翻译的北岛比北岛本身好得多”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瑞典译者陈安娜受到了特别关注，甚至被称为莫言背后的“无冕之王”。由此可见翻译家对于作者走向世界的重要性。在翻译界有种说法，一个坏的翻译家翻译一个好的作品会毁了一个作品，而好的翻译家去翻译一个中等水平的作品可能会成就这部作品。所以在翻译过程是再创造，有可能对一个作家升华或者是贬低。
对此，魏育青认为西方翻译更倾向于鼓励译者的创造，而中文世界不太喜欢对原作进行改动。顾彬就是这样，他举了一个可能会被认为是吹牛的例子：“不少会德文的中国人告诉我，翻译成德文的北岛，比北岛本身好得多”，“是我翻译的。”
魏育青觉得，在翻译过程中，“完全做玻璃人（翻译者个人意志隐匿）是不可能的，我个人没有这个水平。这个在中国争论很多，老一辈有‘竞赛论’，如果我认为我的审美观我的水平比你高，那我就要改动。就像钱钟书说的，如果我比较好，何妨出他一头。往往提倡这种做法的先生功底都很好。”
那么现在的中国文学翻译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顾彬斩钉截铁地说，是“在母语”。“我们（翻译）最大的困难不在外语，困难在于母语。”在顾彬看来，翻译是需要经验积累的。
他最近看到《China Daily》（《中国日报》海外版）上的一篇文章，觉得非常有意思，是说基本上在中国搞翻译的人都是年轻人，20岁开始做翻译，30岁之后再去做别的。顾彬的言外之意是，这批年轻的翻译者缺乏经验的积累，而这个经验并非是外语水平问题，而是母语的功力。“如果从德国看我会发现一些有名的译者年龄都很大，我发现我今年七十岁才觉得自己会翻译，母语是我最大的问题。”
（编辑:T-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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