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雅芳：如何实现国际传播中的无障碍阅读
2015年6月12日上午，中国翻译研究院在重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上成功举办“翻译与对外话语创新”论坛。北京周报社社长李雅芳进行了“如何实现国际传播中的无障碍阅读——以北京周报的实践为例”的发言。以下为发言摘编：
北京周报社自成立开始，对外话语传播创新一直是我们的应有之义，所以今天我从几个案例跟大家进行分享。
第一个案例，关于对外报道方面。这个案例稍微有点久远，但是让我们对外报道中的异化翻译更加形象和生动。2010年，当时根据上级的指示，北京周报英文版2010年的第一期发表了《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温家宝总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纪实》的报道。这篇文章详细记述了温总理出席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情况，译文是由外交部提供的，逐字逐句地翻译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中文稿。应该说，从忠实于原文的角度上看，这绝对是一篇可以称得上好译文的佳作，但是从对外传播来看，这种做法不尽成功。原文是这样的：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发表了重要演讲等等。在会场内外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温家宝总理迎难而上，以最大的耐心在与会各方中穿梭斡旋、沟通协调；尤其在会议面临可能无果的关键时刻，亲自出面与有关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最终推动了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外交部提供的译文是采取原文和译文风格统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异化的翻译方法，应该说整个翻译非常工整，该有的全有了，一个小的附件都不缺。
但是，当时刚好北京周报社和英国外交部有一个联合中译英的翻译小组，这个翻译小组立刻就对这篇文章进行了研讨。当时翻译组的专员，也就是英国驻华使馆的使者在谈到总体印象时是这样说的：这篇文章在西方读者中是无法达到中方预期的效果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它严格按照中文逐字逐句翻译，这就造成了英文稿中存在大量不必要的、不符合西方传播规律的语句。有些中国人看似很积极的描述，西方读者却完全不能接受，比如important、historical、critical，整个翻译组把这种现象称为“过犹不及”。从中文可以看到，中文在创作这些稿子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我们的总理在这样的形势下做出那样的努力，应该表达这样的想法；但在英文中，过多的形容词却显得是那样的赘述。所以一篇新闻报道，我们还是觉得基于西方受众的理解程度来讲，还是应该通过讲事实、摆道理引导读者得出结论，而不是试图把结论强加给读者，这样是物极必反。当时他们的言词也比较激烈，就说我们把结论强加给读者是一种生硬的宣传，中国要想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软实力，绝对是不能采用这样的方式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段文字的形容词都卸下去，按照西方新闻写作的要求和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进行改写的话，译文将更加流畅，效果也会更加的好。这是第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我想举一下党政文件的翻译。党政文件的翻译和出版是北京周报一直以来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我们跟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合作中国翻译研究院党政文件翻译集成本的重点工程。在这个项目中我们也根据合作伙伴，也就是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根据他们的建议，在整个文件的编译过程中，采取了大量的加减法这样的做法，即去除冗余的信息，补充背景信息。今年的第二项目是我们做的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简写版，我们是以官方译文为基础的，我们围绕总基调、新常态等八个关键词，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简洁明了的句式，使政府文件的英文版大幅度瘦身，却更加“读者友好”。我们的合作伙伴的中心主任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简写版将成为外国读者理解中国政府施政重点无障碍的阅读材料，这也是我们未来追求的目标，这是大量瘦身做减法。
在做简写本的过程中，我们也采取了一些加法的做法。比如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提到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在这个简写本的对外翻译中，不是只把概念提出来，因为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简单的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翻译出来，这对于外国读者来说理解可能有点太难了。因此，我们在翻译时进行了必要的增补，我们管它叫加法，把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加入了译文之中，使外文理解起来和表达的意思就更清楚一些。 第三个案例，我们想说一下，因为北京周报目前为止还是国家唯一的新闻时政周刊，我们会经常收到一些领导人的重要讲话，要在北京周报上翻译刊载。这里面一个案例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傅莹不久前的讲话。
今年6月4日，我们突然收到一个消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以及社科文献他们将共同出版《美国蓝皮书》，“美国研究报告2015发布会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新挑战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社科院举行，当时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傅莹应邀出席研讨会，并且致辞。研讨会之前，她其实没有把这个东西给我们北京周报翻，更没有想到给我们发，但是她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说这篇稿子让周报翻一下。但其实傅莹当时的评价是说“以前上大学的时候读过北京周报”。我听了这个消息心里还略有沮丧，因为我们北京周报虽然是1958年成立，但我们一直没有断过刊，傅莹应该是特别有影响力的读者，她却把我们拉到了她曾经上大学的年代，我们心里有点挥之不去这种感觉。所以后来我说必须把傅莹对我们的印象从她的大学时代拉到现在，甚至拉到未来。当时傅莹也是“赌一把”，把她的演讲稿交给北京周报翻译。为什么说“赌一把”呢？因为她所有的讲话，包括文章基本已经放弃了在国内翻译，她曾经担任过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又担任过我国驻英国的大使，经常接受英国主流媒体的电视专访，她深知对外传播的规律，而且她自己的英文也是超级棒，她放弃国内翻译的主要原因是觉得我们按照传统的翻译理念，这样译稿往往不能达到好的传播效果，更加不能体现她的风格。所以当时我们受宠若惊，拿到这个稿子时还是采取了打破传统翻译的译法，按照英文讲稿的要求，对这篇稿件进行大幅度编辑，并且经过外国专家的多次修改和润色，最后得到了傅莹的高度评价。她第一次接到稿子是这么跟我们说的：文字挺好，比以往的稿都好多了，很有感觉、很有水平。第二次她审完稿后又说：英文水平很高、很地道，非国内其他英文媒体能比，有些地方处理得好。可能傅莹在鼓励我们北京周报，我们可能也没那么好，所以她给我们的评价，我们整个团队还是很受鼓舞。
这里面处理得比较好的地方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她这里面就讲，“这就是为什么两国关系中风吹草动都会牵动世界的眼光”，在这个处理中我们还是稍微比较大胆的采取了改写的做法，就是风吹草动没有，牵动世界的眼光也没有直译。第二个她讲“要学习在世界的中央舞台长袖善舞肯定是需要时间的”。“长袖善舞”我也觉得是一个外交家独特的用词，我自己虽然英文不好，但我真的觉得比较灵动的翻译，还是把傅莹这种聪颖、智慧、优雅的风格在译文中有所体现。后来这篇稿子也被第一时间转载了，最后我来出差那天上午，社科院的中国学者，世界经济刊物也要把这篇稿子收录进去，荷兰出版社进行出版。所以我们讲一个好的翻译，对整个传播，这种多层级的传播还是非常有效果。
总之，通过国际合作我们也清醒地了解了外国读者的需求和阅读习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必然是一种归化的，或者我们在这里大胆说是去中国化翻译的理念，但绝不会因为这放弃中国特色。恰恰相反，北京周报所做的一切在翻译过程中去中国化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好的讲述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
这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原则，要以我为主，因为涉及国家尊严、国家领土的敏感议题，我们必须杜绝因翻译不当导致的国际翻译负面解读。
作为一个有57年历史的专业对外传播机构，北京周报在新闻报道中一贯注重贴近外国读者的信息需求和阅读习惯，选择西方读者感兴趣的选题和角度，按照西方规范，直接用英文创作新闻稿，同时兼顾灵活性和原则性的有机统一。近年来，我们同英国、澳大利亚等相关机构合作，开展翻译研讨，也是从传播效果的视角探讨对外传播的翻译规律。这些都是创新话语体系的具体实践，不能说有多成功，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下。
大家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的批示中提出，要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我想这不仅是对《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要求，也是对我们所有从事对外传播媒体的要求。创新话语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北京周报愿意作为实践的媒体，我们愿意把一个理念积极的去实践，在未来的工作中更加勤思考、多积累，在形式和内容上去中国化，在原则问题上保持中国特色，坚持求同存异，努力消除阅读障碍。学无止境，译无止境，我们不求最好，但求更好，所有这些的努力的目的就是为了更有效的提高中国的话语权，更好的维护国家利益，谢谢大家！
北京周报社自成立开始，对外话语传播创新一直是我们的应有之义，所以今天我从几个案例跟大家进行分享。
第一个案例，关于对外报道方面。这个案例稍微有点久远，但是让我们对外报道中的异化翻译更加形象和生动。2010年，当时根据上级的指示，北京周报英文版2010年的第一期发表了《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温家宝总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纪实》的报道。这篇文章详细记述了温总理出席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情况，译文是由外交部提供的，逐字逐句地翻译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中文稿。应该说，从忠实于原文的角度上看，这绝对是一篇可以称得上好译文的佳作，但是从对外传播来看，这种做法不尽成功。原文是这样的：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发表了重要演讲等等。在会场内外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温家宝总理迎难而上，以最大的耐心在与会各方中穿梭斡旋、沟通协调；尤其在会议面临可能无果的关键时刻，亲自出面与有关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最终推动了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外交部提供的译文是采取原文和译文风格统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异化的翻译方法，应该说整个翻译非常工整，该有的全有了，一个小的附件都不缺。
但是，当时刚好北京周报社和英国外交部有一个联合中译英的翻译小组，这个翻译小组立刻就对这篇文章进行了研讨。当时翻译组的专员，也就是英国驻华使馆的使者在谈到总体印象时是这样说的：这篇文章在西方读者中是无法达到中方预期的效果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它严格按照中文逐字逐句翻译，这就造成了英文稿中存在大量不必要的、不符合西方传播规律的语句。有些中国人看似很积极的描述，西方读者却完全不能接受，比如important、historical、critical，整个翻译组把这种现象称为“过犹不及”。从中文可以看到，中文在创作这些稿子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我们的总理在这样的形势下做出那样的努力，应该表达这样的想法；但在英文中，过多的形容词却显得是那样的赘述。所以一篇新闻报道，我们还是觉得基于西方受众的理解程度来讲，还是应该通过讲事实、摆道理引导读者得出结论，而不是试图把结论强加给读者，这样是物极必反。当时他们的言词也比较激烈，就说我们把结论强加给读者是一种生硬的宣传，中国要想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软实力，绝对是不能采用这样的方式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段文字的形容词都卸下去，按照西方新闻写作的要求和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进行改写的话，译文将更加流畅，效果也会更加的好。这是第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我想举一下党政文件的翻译。党政文件的翻译和出版是北京周报一直以来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我们跟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合作中国翻译研究院党政文件翻译集成本的重点工程。在这个项目中我们也根据合作伙伴，也就是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根据他们的建议，在整个文件的编译过程中，采取了大量的加减法这样的做法，即去除冗余的信息，补充背景信息。今年的第二项目是我们做的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简写版，我们是以官方译文为基础的，我们围绕总基调、新常态等八个关键词，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简洁明了的句式，使政府文件的英文版大幅度瘦身，却更加“读者友好”。我们的合作伙伴的中心主任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简写版将成为外国读者理解中国政府施政重点无障碍的阅读材料，这也是我们未来追求的目标，这是大量瘦身做减法。
在做简写本的过程中，我们也采取了一些加法的做法。比如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提到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在这个简写本的对外翻译中，不是只把概念提出来，因为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简单的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翻译出来，这对于外国读者来说理解可能有点太难了。因此，我们在翻译时进行了必要的增补，我们管它叫加法，把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加入了译文之中，使外文理解起来和表达的意思就更清楚一些。 第三个案例，我们想说一下，因为北京周报目前为止还是国家唯一的新闻时政周刊，我们会经常收到一些领导人的重要讲话，要在北京周报上翻译刊载。这里面一个案例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傅莹不久前的讲话。
今年6月4日，我们突然收到一个消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以及社科文献他们将共同出版《美国蓝皮书》，“美国研究报告2015发布会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新挑战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社科院举行，当时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傅莹应邀出席研讨会，并且致辞。研讨会之前，她其实没有把这个东西给我们北京周报翻，更没有想到给我们发，但是她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说这篇稿子让周报翻一下。但其实傅莹当时的评价是说“以前上大学的时候读过北京周报”。我听了这个消息心里还略有沮丧，因为我们北京周报虽然是1958年成立，但我们一直没有断过刊，傅莹应该是特别有影响力的读者，她却把我们拉到了她曾经上大学的年代，我们心里有点挥之不去这种感觉。所以后来我说必须把傅莹对我们的印象从她的大学时代拉到现在，甚至拉到未来。当时傅莹也是“赌一把”，把她的演讲稿交给北京周报翻译。为什么说“赌一把”呢？因为她所有的讲话，包括文章基本已经放弃了在国内翻译，她曾经担任过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又担任过我国驻英国的大使，经常接受英国主流媒体的电视专访，她深知对外传播的规律，而且她自己的英文也是超级棒，她放弃国内翻译的主要原因是觉得我们按照传统的翻译理念，这样译稿往往不能达到好的传播效果，更加不能体现她的风格。所以当时我们受宠若惊，拿到这个稿子时还是采取了打破传统翻译的译法，按照英文讲稿的要求，对这篇稿件进行大幅度编辑，并且经过外国专家的多次修改和润色，最后得到了傅莹的高度评价。她第一次接到稿子是这么跟我们说的：文字挺好，比以往的稿都好多了，很有感觉、很有水平。第二次她审完稿后又说：英文水平很高、很地道，非国内其他英文媒体能比，有些地方处理得好。可能傅莹在鼓励我们北京周报，我们可能也没那么好，所以她给我们的评价，我们整个团队还是很受鼓舞。
这里面处理得比较好的地方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她这里面就讲，“这就是为什么两国关系中风吹草动都会牵动世界的眼光”，在这个处理中我们还是稍微比较大胆的采取了改写的做法，就是风吹草动没有，牵动世界的眼光也没有直译。第二个她讲“要学习在世界的中央舞台长袖善舞肯定是需要时间的”。“长袖善舞”我也觉得是一个外交家独特的用词，我自己虽然英文不好，但我真的觉得比较灵动的翻译，还是把傅莹这种聪颖、智慧、优雅的风格在译文中有所体现。后来这篇稿子也被第一时间转载了，最后我来出差那天上午，社科院的中国学者，世界经济刊物也要把这篇稿子收录进去，荷兰出版社进行出版。所以我们讲一个好的翻译，对整个传播，这种多层级的传播还是非常有效果。
总之，通过国际合作我们也清醒地了解了外国读者的需求和阅读习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必然是一种归化的，或者我们在这里大胆说是去中国化翻译的理念，但绝不会因为这放弃中国特色。恰恰相反，北京周报所做的一切在翻译过程中去中国化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好的讲述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
这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原则，要以我为主，因为涉及国家尊严、国家领土的敏感议题，我们必须杜绝因翻译不当导致的国际翻译负面解读。
作为一个有57年历史的专业对外传播机构，北京周报在新闻报道中一贯注重贴近外国读者的信息需求和阅读习惯，选择西方读者感兴趣的选题和角度，按照西方规范，直接用英文创作新闻稿，同时兼顾灵活性和原则性的有机统一。近年来，我们同英国、澳大利亚等相关机构合作，开展翻译研讨，也是从传播效果的视角探讨对外传播的翻译规律。这些都是创新话语体系的具体实践，不能说有多成功，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下。
大家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的批示中提出，要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我想这不仅是对《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要求，也是对我们所有从事对外传播媒体的要求。创新话语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北京周报愿意作为实践的媒体，我们愿意把一个理念积极的去实践，在未来的工作中更加勤思考、多积累，在形式和内容上去中国化，在原则问题上保持中国特色，坚持求同存异，努力消除阅读障碍。学无止境，译无止境，我们不求最好，但求更好，所有这些的努力的目的就是为了更有效的提高中国的话语权，更好的维护国家利益，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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