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类作品的质量越来越差了吗
在一些读书论坛里,经常能看到读者对译作的吐槽,诸如语感不好、欧化句子多、错译等等。有的读者还为此专门苦练外语,只看原著。
如今的翻译质量真的变差了吗?在九久读书人编辑、法语译者何家炜看来,这个说法“不准确”。纵比横比之下,翻译行业目前确实存在很多乱象,但是,读者也确实对这个行当存在一些误会。
翻译质量真的变差了吗
“语言晦涩,不是平常阅读的风格,不知道译者是怎么想的。”
“川端康成的《雪国》出了3个译本,新出的实在不好,语感不行,不够优美,欧化的句子也比较多。”
“《战争史》这本书,同一个专有名词,过了这段就变成另外一个了,前后翻译不统一得太明显。”
“如果一本书有原本,我宁愿看原本。看完之后才发现,中文版的有些拗口,一些翻译也不是很准确。”
这些吐槽,来自于普通读者的阅读体验。
在网上,一篇名叫《译著有危险,读者需谨慎》的帖子广为流传,其中梳理了网友列举的十多本社科名著,像《通往奴役之路》、《罗马帝国衰亡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译作均上了黑名单。一些知名出版社和著名译者纷纷“被打脸”。
近些年,外文引进图书的翻译质量问题引起不少讨论。翻译“Google体”、分段外包等乱象层出不穷,一些译者甚至一年能译出横跨多个学科领域的20多部作品,“最纯正、最优美、最准确的译文”之类宣传语,也赫然登上了腰封。
《译著有危险,读者需谨慎》这篇集纳了众多读者意见的帖子,为如今的翻译界下了一个判断:“近三十年来,翻译界无大家,翻译遂成为了一门专业技术。”
而在著名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林少华看来,中国译介事业的状况可用“欣欣向荣,问题多多”8个字来概括。这个观点,多年未变。2014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林少华说,如今翻译作品大概占出版市场30%到40%的份额,可谓“大蛋糕”,翻译队伍的数量也相当可观。但是,翻译质量参差不齐、翻译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也确实存在。
如今的翻译质量真的变差了吗?在九久读书人编辑、法语译者何家炜看来,这个说法“不准确”。
何家炜说,如果拿过去和现在比,民国时期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出版的书很少。而现在,是书多、品种多。如今市场扩大,需要大量的译者来从事翻译工作。人一多,译作良莠不齐的情况便无法避免。
比较老译本和新译本的话,新译本不如老译本的情况也确实存在。“明明市面上已经有好几个译本了,一些出版社还是想出来赚钱,分一杯羹。”何家炜说,这是出版业从业者唯利是图的心态问题。
但是,何家炜认为,读者对翻译这个行当存在一些误会。
现在,一提到老一辈的翻译工作者,比如傅雷、钱钟书、林语堂、丰子恺等大家,“人们会觉得他们的古文好,文字功底好。但那毕竟也是少数。”何家炜说,其实在“70后”译者群里,也有一大批好的译者。“他们都很优秀,只是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作者拿到手里的译本,也不一定是善本、完本。对于出版社来说,虽然在出版前的各个环节都尽力把关消灭错误,但实际的情况是“无错不成书”。
“我们当然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指正,这都激励着编辑和译者,但是如果一味指责翻译质量不好,是片面的。”何家炜说。
翻译价值被低估,难吸引人才
“说翻译质量不好,其实不能全怪到译者头上。”何家炜认为,一些译者可能存在能力上的不足,但是确实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翻译很难。”这是何家炜和翻译专业的硕士生小吕共同的感受。
“我们其实很不容易。现在不少人以为这只是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切换,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小吕说,翻译需要根据上下文语境、文化背景等多方面的原因去推敲。“在翻译课堂上,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份作业。”但是同时,老师也会告诉大家,真的到了工作岗位上,“没有必要花精力”在这些细枝末节上。
不是说译者不想精益求精,而是“时间太少了”。小吕说,自己在校期间接过翻译活儿,有些书目几天就要成品,留给翻译者的时间实在有限。
对于出版社来说,因为出版周期所限,他们也没有充裕的时间和译者进行沟通,好好打磨一部作品。而对于从事图书译介的译者来说,时间同样宝贵。何家炜介绍,图书引进版权后,一般要求在一年或者一年半的时间内出版。“真正留给译者的时间不到一年。”而很多译者也并非专职从事翻译工作,他们还必须在这不到一年的业余时间里把翻译做完。如同一句翻译界的名言说的,“翻译永远有遗憾”。
另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则是钱。
据了解,现在做图书翻译,译者所得的稿费约在60—70元/千字。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王智量说:“要翻译出够出版水平的文字,一天2000字都是很不容易的。”
王智量的译著包括《安娜·卡列尼娜》、《叶甫盖尼·奥涅金》等30余部。但他却发现,自己辛苦翻译一天的收入,还不及自己在医院请一个护工要的150元多。
据何家炜了解,现在专职做翻译的很少,因为“大家没法只靠稿费生存”。去年,在文化界人士持续多年的呼吁下,国家版权局与发改委联合发布了《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对稿酬标准进行了提高,翻译基本稿酬由1999年旧办法规定的每千字20—80元,增至每千字50—200元。
尽管翻译稿费有了提高,但因为学术界对翻译价值的认识不够,降低了优秀翻译家从事翻译工作的热情。在高校里,译作不算学术成果,这一点让88岁的王智量很难受。“我有一个翻译学的研究生,现在在华东师大教书。他60多岁了,已经做了12年的副教授,却还评不上教授。因为他没有学术成果。”
王智量很痛心:“他翻译出了歌德的《浮士德》啊!”王智量认为,一个教翻译的老师的译作如果不能算学术成果,实在是太不公正了。“想到这个,我甚至会流泪。”
正是因为看到了搞翻译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很多翻译专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并没有选择对口的工作。2014年,小吕所在专业的毕业生总计约30人,只有一人选择做专职翻译,一人做自由翻译,另外大部分人去了企业或者做了老师。
小吕很理解学长学姐们的选择。“翻译这个事,需要很高的天赋和很大的努力。”她觉得现在的翻译市场不是很好,毕业生的资源也少,很容易面临收入不稳定的窘境。另外如果自己的能力不足,要学的东西很多,面临的压力也会很大。“在翻译过程中,你经常会不确定自己要面临哪方面的问题。”
何家炜也说:“我有很多外语很好的朋友,都不愿意做翻译。”（来源：齐鲁晚报 记者 张文）
如今的翻译质量真的变差了吗?在九久读书人编辑、法语译者何家炜看来,这个说法“不准确”。纵比横比之下,翻译行业目前确实存在很多乱象,但是,读者也确实对这个行当存在一些误会。
翻译质量真的变差了吗
“语言晦涩,不是平常阅读的风格,不知道译者是怎么想的。”
“川端康成的《雪国》出了3个译本,新出的实在不好,语感不行,不够优美,欧化的句子也比较多。”
“《战争史》这本书,同一个专有名词,过了这段就变成另外一个了,前后翻译不统一得太明显。”
“如果一本书有原本,我宁愿看原本。看完之后才发现,中文版的有些拗口,一些翻译也不是很准确。”
这些吐槽,来自于普通读者的阅读体验。
在网上,一篇名叫《译著有危险,读者需谨慎》的帖子广为流传,其中梳理了网友列举的十多本社科名著,像《通往奴役之路》、《罗马帝国衰亡史》、《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译作均上了黑名单。一些知名出版社和著名译者纷纷“被打脸”。
近些年,外文引进图书的翻译质量问题引起不少讨论。翻译“Google体”、分段外包等乱象层出不穷,一些译者甚至一年能译出横跨多个学科领域的20多部作品,“最纯正、最优美、最准确的译文”之类宣传语,也赫然登上了腰封。
《译著有危险,读者需谨慎》这篇集纳了众多读者意见的帖子,为如今的翻译界下了一个判断:“近三十年来,翻译界无大家,翻译遂成为了一门专业技术。”
而在著名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林少华看来,中国译介事业的状况可用“欣欣向荣,问题多多”8个字来概括。这个观点,多年未变。2014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林少华说,如今翻译作品大概占出版市场30%到40%的份额,可谓“大蛋糕”,翻译队伍的数量也相当可观。但是,翻译质量参差不齐、翻译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也确实存在。
如今的翻译质量真的变差了吗?在九久读书人编辑、法语译者何家炜看来,这个说法“不准确”。
何家炜说,如果拿过去和现在比,民国时期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出版的书很少。而现在,是书多、品种多。如今市场扩大,需要大量的译者来从事翻译工作。人一多,译作良莠不齐的情况便无法避免。
比较老译本和新译本的话,新译本不如老译本的情况也确实存在。“明明市面上已经有好几个译本了,一些出版社还是想出来赚钱,分一杯羹。”何家炜说,这是出版业从业者唯利是图的心态问题。
但是,何家炜认为,读者对翻译这个行当存在一些误会。
现在,一提到老一辈的翻译工作者,比如傅雷、钱钟书、林语堂、丰子恺等大家,“人们会觉得他们的古文好,文字功底好。但那毕竟也是少数。”何家炜说,其实在“70后”译者群里,也有一大批好的译者。“他们都很优秀,只是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作者拿到手里的译本,也不一定是善本、完本。对于出版社来说,虽然在出版前的各个环节都尽力把关消灭错误,但实际的情况是“无错不成书”。
“我们当然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指正,这都激励着编辑和译者,但是如果一味指责翻译质量不好,是片面的。”何家炜说。
翻译价值被低估,难吸引人才
“说翻译质量不好,其实不能全怪到译者头上。”何家炜认为,一些译者可能存在能力上的不足,但是确实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翻译很难。”这是何家炜和翻译专业的硕士生小吕共同的感受。
“我们其实很不容易。现在不少人以为这只是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切换,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小吕说,翻译需要根据上下文语境、文化背景等多方面的原因去推敲。“在翻译课堂上,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份作业。”但是同时,老师也会告诉大家,真的到了工作岗位上,“没有必要花精力”在这些细枝末节上。
不是说译者不想精益求精,而是“时间太少了”。小吕说,自己在校期间接过翻译活儿,有些书目几天就要成品,留给翻译者的时间实在有限。
对于出版社来说,因为出版周期所限,他们也没有充裕的时间和译者进行沟通,好好打磨一部作品。而对于从事图书译介的译者来说,时间同样宝贵。何家炜介绍,图书引进版权后,一般要求在一年或者一年半的时间内出版。“真正留给译者的时间不到一年。”而很多译者也并非专职从事翻译工作,他们还必须在这不到一年的业余时间里把翻译做完。如同一句翻译界的名言说的,“翻译永远有遗憾”。
另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则是钱。
据了解,现在做图书翻译,译者所得的稿费约在60—70元/千字。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王智量说:“要翻译出够出版水平的文字,一天2000字都是很不容易的。”
王智量的译著包括《安娜·卡列尼娜》、《叶甫盖尼·奥涅金》等30余部。但他却发现,自己辛苦翻译一天的收入,还不及自己在医院请一个护工要的150元多。
据何家炜了解,现在专职做翻译的很少,因为“大家没法只靠稿费生存”。去年,在文化界人士持续多年的呼吁下,国家版权局与发改委联合发布了《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对稿酬标准进行了提高,翻译基本稿酬由1999年旧办法规定的每千字20—80元,增至每千字50—200元。
尽管翻译稿费有了提高,但因为学术界对翻译价值的认识不够,降低了优秀翻译家从事翻译工作的热情。在高校里,译作不算学术成果,这一点让88岁的王智量很难受。“我有一个翻译学的研究生,现在在华东师大教书。他60多岁了,已经做了12年的副教授,却还评不上教授。因为他没有学术成果。”
王智量很痛心:“他翻译出了歌德的《浮士德》啊!”王智量认为,一个教翻译的老师的译作如果不能算学术成果,实在是太不公正了。“想到这个,我甚至会流泪。”
正是因为看到了搞翻译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很多翻译专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并没有选择对口的工作。2014年,小吕所在专业的毕业生总计约30人,只有一人选择做专职翻译,一人做自由翻译,另外大部分人去了企业或者做了老师。
小吕很理解学长学姐们的选择。“翻译这个事,需要很高的天赋和很大的努力。”她觉得现在的翻译市场不是很好,毕业生的资源也少,很容易面临收入不稳定的窘境。另外如果自己的能力不足,要学的东西很多,面临的压力也会很大。“在翻译过程中,你经常会不确定自己要面临哪方面的问题。”
何家炜也说:“我有很多外语很好的朋友,都不愿意做翻译。”（来源：齐鲁晚报 记者 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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