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外文者未必能搞翻译
广而言之，一部人类的物质与精神文明进步史，也同时是一部绵延不断的翻译史。当今的世界，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果不重视翻译，就很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生存、发展。据此有学者甚至提出了这样一句口号：“不翻译就是死路一条！”
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翻译开的路。科技资讯、建设项目、管理理念的引进，经贸活动、文化交流的展开，都离不开高质量的翻译作为先行与基础。
在21世纪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我们仍然须臾离不开翻译工作，中国的翻译工作者、翻译教学与研究者任重而道远。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在对待翻译与翻译人才培养的问题上，我们还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认识问题乃至政策问题。
首先，人们不同程度都存在对翻译认识的不足。最明显的一点是，以为懂外文就能搞翻译。把懂外文与能搞翻译划上等号，其实是对翻译的一种极大误解。这也可以说是我们今天翻译产生种种质量问题，出现翻译方面种种不尽如人意之事的一个总根源。诚然，翻译工作者，必须要懂外文，但是懂外文只是做翻译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且这个“懂”也绝非只是粗知外文或者是通过了某个级别的外文水平测试，而是要精通一门外文；对汉译外者而言，还特别要求能够写一手通顺道地的外文文章）。其他的条件，如中文底子要厚实，中外文史、科技阅读面要广，各方面的知识要丰富，且有一定的独立研究（包括查考）能力等。要而言之，能真正从事翻译工作，特别是能担纲翻译之大任者，若无相当的学养做基础，断难成事。这一点中国迄今为止的翻译史可以提供充足的佐证。
其次，长久以来，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翻译纯粹是一种文字的转换活动。据此认知，翻译不过就是借助词（字）典，搬字过纸（transcoding）即可完成。如果这种对翻译的认识主导整个社会，那么劣译充斥坊间，翻译及翻译工作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翻译工作者实际地位的低微（包括翻译酬金的低下）等现象的出现，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翻译的不正确认识曾经是世界性的。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种错误的认识逐渐从理论上得到有力的纠正。时至今日，中外翻译界、学术界的实践与研究成果表明，高质量的翻译起码与原作原著享有同等地位，而且优秀翻译家劳作的原创性决不亚于原文原著作者。这是因为，翻译，即从一种文字形式与内容变成另一种文字的表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复杂程度曾被英国学者形容为“很可能是宇宙演进过程中迄今最为复杂的一类事件”。这种复杂性最直观的一个表现，是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的重大区别。机器翻译基本是线性的，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则是非线性的。正因为如此，要把邓小平同志当年的南方谈话用机器翻译成哪怕是粗糙的英文（无论目前的翻译软件如何了得），也只能是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遑论让机器翻译《红楼梦》那样的作品了。翻译过程的非线性仅是翻译之所以复杂的技术方面的原因之一，而仅就这一点便决定了翻译过程必然充满包括拆卸、颠倒、增损、嫁接，乃至另起炉灶等复杂操作。更何况翻译过程中诸多表达还须依据上下文（句境与意境，包括历史文化等背景）进行拿捏与变通。译者要为此付出的艰辛不言而喻。故上乘译品非学者型翻译手笔莫能成就。
再次，就是狭隘的翻译观与翻译评价观影响到翻译的有效性与针对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各种宣传载体的丰富多彩，翻译的定义已不仅是限于文字之间的一种对应。我们现在谈论、理解翻译，通常可以是广义上的翻译。这种广义翻译在我们工作、生活、娱乐等各个方面实际已大量存在。例如，将莎士比亚的一个话剧改编成京剧，把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用交响乐的形式来进行演出，把《论语》以图文并茂的讲故事形式用英文介绍给外国读者，把一本一百来页的外文使用说明手册，用三十来页的简约文字，配上大量图表来进行重新表述等。但是，广义翻译作为一个较新的概念，尚待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因为在许多场合，翻译要讲究其有效性与针对性，需要对原作原文在保持其主旨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结构再造、模式调正、风格变幻、语言重组。其实只要我们留心，这种广义翻译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是现实。对此我们当然不能以一种狭隘的翻译评判标准来衡量、对待。诚然，广义翻译要做得出色，也绝非易事，因为它是翻译创造性与艺术性的一个具体体现，是要以长期的翻译修炼，以相当的学识与文字功夫与艺术鉴赏力为后盾的。
广义翻译理念与方式的运用在今天有其越来越广的范围或领域。各类产品广告的翻译、各种旅游资讯的翻译、大量涉外文化、科技、经贸活动主题（主旨）的翻译等，如果真正要达到有针对性与有效性的目的，我们必须要在认识与实践两个层面都努力去提高与改进。
最后，就是对翻译领军人才的拔擢与培养缺乏明确的政策与措施。换句话说，国家对能担纲翻译之大任者的选培似乎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真正过硬而又能独当一面的译才目前仍非常稀缺，重大翻译的领军人物更是凤毛麟角。社会急需的翻译将才必须深谙翻译之道，熟悉翻译策略，并能灵活恰当地应对翻译的各种需求。据我所见，由于种种原因，现行教育体制与格局恐难培养出国家所需的能担纲翻译大任者。现实困境正呼唤相关改革措施与政策的出台。
（作者为《上海翻译》主编，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翻译开的路。科技资讯、建设项目、管理理念的引进，经贸活动、文化交流的展开，都离不开高质量的翻译作为先行与基础。
在21世纪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我们仍然须臾离不开翻译工作，中国的翻译工作者、翻译教学与研究者任重而道远。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在对待翻译与翻译人才培养的问题上，我们还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认识问题乃至政策问题。
首先，人们不同程度都存在对翻译认识的不足。最明显的一点是，以为懂外文就能搞翻译。把懂外文与能搞翻译划上等号，其实是对翻译的一种极大误解。这也可以说是我们今天翻译产生种种质量问题，出现翻译方面种种不尽如人意之事的一个总根源。诚然，翻译工作者，必须要懂外文，但是懂外文只是做翻译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且这个“懂”也绝非只是粗知外文或者是通过了某个级别的外文水平测试，而是要精通一门外文；对汉译外者而言，还特别要求能够写一手通顺道地的外文文章）。其他的条件，如中文底子要厚实，中外文史、科技阅读面要广，各方面的知识要丰富，且有一定的独立研究（包括查考）能力等。要而言之，能真正从事翻译工作，特别是能担纲翻译之大任者，若无相当的学养做基础，断难成事。这一点中国迄今为止的翻译史可以提供充足的佐证。
其次，长久以来，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翻译纯粹是一种文字的转换活动。据此认知，翻译不过就是借助词（字）典，搬字过纸（transcoding）即可完成。如果这种对翻译的认识主导整个社会，那么劣译充斥坊间，翻译及翻译工作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翻译工作者实际地位的低微（包括翻译酬金的低下）等现象的出现，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翻译的不正确认识曾经是世界性的。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种错误的认识逐渐从理论上得到有力的纠正。时至今日，中外翻译界、学术界的实践与研究成果表明，高质量的翻译起码与原作原著享有同等地位，而且优秀翻译家劳作的原创性决不亚于原文原著作者。这是因为，翻译，即从一种文字形式与内容变成另一种文字的表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复杂程度曾被英国学者形容为“很可能是宇宙演进过程中迄今最为复杂的一类事件”。这种复杂性最直观的一个表现，是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的重大区别。机器翻译基本是线性的，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则是非线性的。正因为如此，要把邓小平同志当年的南方谈话用机器翻译成哪怕是粗糙的英文（无论目前的翻译软件如何了得），也只能是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遑论让机器翻译《红楼梦》那样的作品了。翻译过程的非线性仅是翻译之所以复杂的技术方面的原因之一，而仅就这一点便决定了翻译过程必然充满包括拆卸、颠倒、增损、嫁接，乃至另起炉灶等复杂操作。更何况翻译过程中诸多表达还须依据上下文（句境与意境，包括历史文化等背景）进行拿捏与变通。译者要为此付出的艰辛不言而喻。故上乘译品非学者型翻译手笔莫能成就。
再次，就是狭隘的翻译观与翻译评价观影响到翻译的有效性与针对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各种宣传载体的丰富多彩，翻译的定义已不仅是限于文字之间的一种对应。我们现在谈论、理解翻译，通常可以是广义上的翻译。这种广义翻译在我们工作、生活、娱乐等各个方面实际已大量存在。例如，将莎士比亚的一个话剧改编成京剧，把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用交响乐的形式来进行演出，把《论语》以图文并茂的讲故事形式用英文介绍给外国读者，把一本一百来页的外文使用说明手册，用三十来页的简约文字，配上大量图表来进行重新表述等。但是，广义翻译作为一个较新的概念，尚待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因为在许多场合，翻译要讲究其有效性与针对性，需要对原作原文在保持其主旨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结构再造、模式调正、风格变幻、语言重组。其实只要我们留心，这种广义翻译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是现实。对此我们当然不能以一种狭隘的翻译评判标准来衡量、对待。诚然，广义翻译要做得出色，也绝非易事，因为它是翻译创造性与艺术性的一个具体体现，是要以长期的翻译修炼，以相当的学识与文字功夫与艺术鉴赏力为后盾的。
广义翻译理念与方式的运用在今天有其越来越广的范围或领域。各类产品广告的翻译、各种旅游资讯的翻译、大量涉外文化、科技、经贸活动主题（主旨）的翻译等，如果真正要达到有针对性与有效性的目的，我们必须要在认识与实践两个层面都努力去提高与改进。
最后，就是对翻译领军人才的拔擢与培养缺乏明确的政策与措施。换句话说，国家对能担纲翻译之大任者的选培似乎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真正过硬而又能独当一面的译才目前仍非常稀缺，重大翻译的领军人物更是凤毛麟角。社会急需的翻译将才必须深谙翻译之道，熟悉翻译策略，并能灵活恰当地应对翻译的各种需求。据我所见，由于种种原因，现行教育体制与格局恐难培养出国家所需的能担纲翻译大任者。现实困境正呼唤相关改革措施与政策的出台。
（作者为《上海翻译》主编，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T-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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