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钧：翻译是有限度的
文/许钧
今年留了足够的时间，准备多读些哲学方面的书，等有了相当的知识储备后，再认真地翻译前几年承应下来的俄裔法国哲学家让凯莱维奇（Vladimir Jankelevitch,1903-——）的《第一哲学》。这位哲学家有深厚的希腊文化修养，对犹太一基督文化和俄罗斯文化有着特别深刻的了解，著有《内疚》（1933）、 《讽刺与问心无愧》（1936） 、 《恶》（1947）、 《死亡》（1966）、《宽恕》 （1967）等哲学著作。根据北京大学杜小真教授的介绍，“他是一位哲学、音乐、文学等方面均很有造诣的善良、温良的大家”。《第一哲学》写于1954年，是他一部系统探索关于人类“存在”的重要著作。
为了译这部书，我作过不少学术准备，阅读了不少哲学方面的著作，特别是介绍、阐述柏拉图、柏罗丁、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的书籍，对新柏拉图主义的有关著作和存在主义的著述（让凯莱维奇带有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也有涉猎，尤其是对有关第一哲学的著作，如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应该说，通过这些知识、术语和学术的准备，加上认真研读《第一哲学》这部原著，对让凯莱维奇试图在这部著作中表述的哲学思考，特别是他对“存在”的多重思考，还是有所理解的。如杜小真所说，他的文笔简练，“论述平和、丰富”，且富于节奏，我还是较为喜欢的。然而，一下笔，我却发现有着难以逾越的传译障碍，而且深刻地感受到翻译的限度。
翻译的限度有着双重含义。一是就普遍意义上的翻译活动本身而言。由于不同的文化存在差异，由于不同语言的传情达意规律有着差异，翻译中存在着许多非对应关系（无论是文化、语言层次上，还是审美层次上），造成许多缺项，构成了实实在在的障碍。若按照洪堡学派的观点，这种种障碍是无法克服的，因为语言与世界不是一个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语言不是一种被动的表达工具。相反，语言是一个积极、能动的成分，“给人的思维规定了差异与价值的整体”。在新洪堡学派的乌尔曼看来，“任何语言系统对外部世界有着其独特的分析，有别于其他语言或同一语言在不同阶段的分析。语言系统沉积了过去一代代人所积累的经验，向未来的一代提供一种看待与解释宇宙的方式；传给他们一面棱镜，而他们将用这面棱镜去观察非语言世界”。于是，这提出了一个问题，人们（不同语言的人们）面对的虽是同一的非语言世界，他们所描述的、指称的也可能是同一的世界，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表述的经验却可能是不一致的。由于这种不一致，翻译在根本意义上在洪堡学派看来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失之于绝对化，但对我们习惯认为语言结构或多或少直接源自于宇宙的结构，“所有语言无一例外地总是指同一人类体验的同一宇宙，这一宇宙又是遵照所有人都一致的认识范畴加以分析的”（见乔治·穆南《翻译的理论问题》第3章），因此“翻译是完全可能的”这一普遍观点来说，却有着强大的冲击力和重要的思考价值。实际上，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之间虽然存在着许多共性，如乔治·穆南所说的“共相”，但差异是存在的。这种差异的存在导致不同语言的表述找不到完全的对应词，从而构成了重要的障碍。读让凯莱维奇的《第一哲学》，我们很快就可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宗教背景下，人们对人类生命的理解有着深刻的差异。让凯莱维奇从西方文化，特别是希腊文化的大背景下，探讨人类存在问题，与我们通常对生命的理解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对“此秩序”与“彼秩序”，“彼生”与“彼世”、“已知”与“未知”的论述，其内涵与我们中国传统哲学对这些关系的论述的内容不 一一对应，从而构成了深层次的传译障碍。就语言层次看，问题就更为明显了。探讨一个重要概念的确切含义，往往需要从词源学的角度去加以考证，分析该词的演变和由此演变而造成的概念确切意义的变化。为此，让凯莱维奇经常在书中引用希腊语，阐述有关关键词语的原本意义，而要将之译成汉语，整个分析过程会因为“音形义”组合方式的不同而产生难以传译的困难，许多关键词语不能找到对应词，无法传达。如对“超”、“彼”的分析，让凯莱维奇通过希腊文、拉丁文、德语、法语的有关词语，从词根的对比看意义的“内核”，一译成汉语，便难以让读者理解其中的差异与共同价值。对这一问题，海德格尔曾有过哲学和文化的思考。在谈到希腊语词的转化（从希腊文名译成拉丁文名）的过程时，他指出这“决非一个无害的过程”。哪怕是逐字和忠实的翻译，也改变不了“希腊体验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思考方式”与文化背景的事实。“罗马思想接受了希腊语词，却没有继承相应的同源的希腊语词所说出的体验，没有继承希腊的言语。西方思想的无根性由此翻译始。”（参见海德语言 格尔著、彭富春译《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年，第26页）此外，让凯莱维奇对“时间”的形而上的、美学的、伦理等多方面的思考，都脱离不开他的文化背景，他所创造的一些新的哲学概念，如“je ne-sais-quoi”、“presque-rien”等等，难以捕捉其真正的含义，更找不到对应的概念。再说，对哲学家来说其独特的哲学见解赋予某些普遍使用的“术语”特殊的含义，它们是唯一的，也不容许去寻找对应（相似）的词去加以传达。这种种困难，造成了《第一哲学》于我来说难以克服的第一重障碍。
翻译的限度还有就翻译者而言的具体限度。这主要是就个人能力而言。翻译是个宽阔的领域，翻译是个复杂的跨文化交流活动，就个人而言，由于修养、学识、驾驭不同语言的能力、经验、悟性等等不同，翻译的能力是因人而异的。就某一具体的翻译活动而言，由于对翻译对象的熟悉与陌生程度不一，翻译的成功的可能性也就会有大小之分。所以，许多有经验的译家都告诫自己：“应该选择与自己风格相近的作品来译，无所不译必然出现劣译。”（见王佐良《中楼集》，第135页）又如郁达夫，他翻译有个原则，就是要选择他喜爱和熟悉的东西译。在《达夫所译短篇集》自序中，他明确说过：“我的译书，大约有三个标准：第一，是非我所爱读的东西不译。”喜爱的东西也不一定都译。这里面有个能力问题。再喜爱的东西，由于能力有限，可望而不可及。硬撑着去译，表达不出你所喜爱的作品的精髓和魅力，是对你喜爱的作品的伤害和亵渎。《第一哲学》我也很喜欢，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天地，我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特别是 书中 对 于 “经 验 ” 与 “超 验 ” 、 “存在 ” 与 “非存 在 ” 、 “可理 解物”与“可感知物”的分析和探索，对我研究翻译也不无启发，我特别喜欢让凯莱维奇的叙述和分析相融合的方式。他的引经据典，他的形象的比喻，他择其要害进行的精辟剖析，他的富于节奏的语言表达，我确实都很喜欢。然而，我却感到要译好他，于我障碍重重。首先，我不懂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无法深刻理解书中那些“引文”的真实意图和含义，无法比较“原文”与“法文”之间的细微的差异；其次，我对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缺乏全面的把握和领会，尤其是对中西方哲学对同一术语的不同界定，对某些基本概念（如“玄学”与“形而上学”、“经验论”与“超验论”）的差异等难以有精确的分辨；再次，是我对书中“顺笔提及”的一些哲学论争的历史背景、某些哲学大家（如柏拉图、赫拉克利特、莱布尼兹等）的基本思想了解不多，难以正确传译或清楚地表述某些哲学思想或见解的起源和发展脉络。更由于对某些关键概念缺乏了解，书中同一的词语在不同上下文中难以确定其确切的含义，不敢贸然乱译。基于这种原因，我多少次想忍痛割爱，中断《第一哲学》的翻译合同。但碍于友情，也害怕“失信”（我与三联书店签过合同，也答应“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的主编在96年12月底交稿），我一次又一次地说服自己，“在学习中翻译”，再努力一番，跨越一点障碍，把这部我所喜爱的书翻译出来。可是，由于以上所说的两个方面的障碍或“限度”，我很遗憾地“失信”于朋友，决定放弃这部书的翻译，尽管我已花了近半年的时间，译出全书的六分之一。因为能力有限，更因为不忍心欺骗读者，伤害作者，我宁愿背上“失信”朋友的罪名（自我从事翻译工作以来，我第一次失信于朋友和出版社），忍痛割爱！翻译是有限度的，一个有责任的译者，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1996年5月16日
今年留了足够的时间，准备多读些哲学方面的书，等有了相当的知识储备后，再认真地翻译前几年承应下来的俄裔法国哲学家让凯莱维奇（Vladimir Jankelevitch,1903-——）的《第一哲学》。这位哲学家有深厚的希腊文化修养，对犹太一基督文化和俄罗斯文化有着特别深刻的了解，著有《内疚》（1933）、 《讽刺与问心无愧》（1936） 、 《恶》（1947）、 《死亡》（1966）、《宽恕》 （1967）等哲学著作。根据北京大学杜小真教授的介绍，“他是一位哲学、音乐、文学等方面均很有造诣的善良、温良的大家”。《第一哲学》写于1954年，是他一部系统探索关于人类“存在”的重要著作。
为了译这部书，我作过不少学术准备，阅读了不少哲学方面的著作，特别是介绍、阐述柏拉图、柏罗丁、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的书籍，对新柏拉图主义的有关著作和存在主义的著述（让凯莱维奇带有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也有涉猎，尤其是对有关第一哲学的著作，如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应该说，通过这些知识、术语和学术的准备，加上认真研读《第一哲学》这部原著，对让凯莱维奇试图在这部著作中表述的哲学思考，特别是他对“存在”的多重思考，还是有所理解的。如杜小真所说，他的文笔简练，“论述平和、丰富”，且富于节奏，我还是较为喜欢的。然而，一下笔，我却发现有着难以逾越的传译障碍，而且深刻地感受到翻译的限度。
翻译的限度有着双重含义。一是就普遍意义上的翻译活动本身而言。由于不同的文化存在差异，由于不同语言的传情达意规律有着差异，翻译中存在着许多非对应关系（无论是文化、语言层次上，还是审美层次上），造成许多缺项，构成了实实在在的障碍。若按照洪堡学派的观点，这种种障碍是无法克服的，因为语言与世界不是一个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语言不是一种被动的表达工具。相反，语言是一个积极、能动的成分，“给人的思维规定了差异与价值的整体”。在新洪堡学派的乌尔曼看来，“任何语言系统对外部世界有着其独特的分析，有别于其他语言或同一语言在不同阶段的分析。语言系统沉积了过去一代代人所积累的经验，向未来的一代提供一种看待与解释宇宙的方式；传给他们一面棱镜，而他们将用这面棱镜去观察非语言世界”。于是，这提出了一个问题，人们（不同语言的人们）面对的虽是同一的非语言世界，他们所描述的、指称的也可能是同一的世界，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表述的经验却可能是不一致的。由于这种不一致，翻译在根本意义上在洪堡学派看来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失之于绝对化，但对我们习惯认为语言结构或多或少直接源自于宇宙的结构，“所有语言无一例外地总是指同一人类体验的同一宇宙，这一宇宙又是遵照所有人都一致的认识范畴加以分析的”（见乔治·穆南《翻译的理论问题》第3章），因此“翻译是完全可能的”这一普遍观点来说，却有着强大的冲击力和重要的思考价值。实际上，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之间虽然存在着许多共性，如乔治·穆南所说的“共相”，但差异是存在的。这种差异的存在导致不同语言的表述找不到完全的对应词，从而构成了重要的障碍。读让凯莱维奇的《第一哲学》，我们很快就可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宗教背景下，人们对人类生命的理解有着深刻的差异。让凯莱维奇从西方文化，特别是希腊文化的大背景下，探讨人类存在问题，与我们通常对生命的理解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对“此秩序”与“彼秩序”，“彼生”与“彼世”、“已知”与“未知”的论述，其内涵与我们中国传统哲学对这些关系的论述的内容不 一一对应，从而构成了深层次的传译障碍。就语言层次看，问题就更为明显了。探讨一个重要概念的确切含义，往往需要从词源学的角度去加以考证，分析该词的演变和由此演变而造成的概念确切意义的变化。为此，让凯莱维奇经常在书中引用希腊语，阐述有关关键词语的原本意义，而要将之译成汉语，整个分析过程会因为“音形义”组合方式的不同而产生难以传译的困难，许多关键词语不能找到对应词，无法传达。如对“超”、“彼”的分析，让凯莱维奇通过希腊文、拉丁文、德语、法语的有关词语，从词根的对比看意义的“内核”，一译成汉语，便难以让读者理解其中的差异与共同价值。对这一问题，海德格尔曾有过哲学和文化的思考。在谈到希腊语词的转化（从希腊文名译成拉丁文名）的过程时，他指出这“决非一个无害的过程”。哪怕是逐字和忠实的翻译，也改变不了“希腊体验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思考方式”与文化背景的事实。“罗马思想接受了希腊语词，却没有继承相应的同源的希腊语词所说出的体验，没有继承希腊的言语。西方思想的无根性由此翻译始。”（参见海德语言 格尔著、彭富春译《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年，第26页）此外，让凯莱维奇对“时间”的形而上的、美学的、伦理等多方面的思考，都脱离不开他的文化背景，他所创造的一些新的哲学概念，如“je ne-sais-quoi”、“presque-rien”等等，难以捕捉其真正的含义，更找不到对应的概念。再说，对哲学家来说其独特的哲学见解赋予某些普遍使用的“术语”特殊的含义，它们是唯一的，也不容许去寻找对应（相似）的词去加以传达。这种种困难，造成了《第一哲学》于我来说难以克服的第一重障碍。
翻译的限度还有就翻译者而言的具体限度。这主要是就个人能力而言。翻译是个宽阔的领域，翻译是个复杂的跨文化交流活动，就个人而言，由于修养、学识、驾驭不同语言的能力、经验、悟性等等不同，翻译的能力是因人而异的。就某一具体的翻译活动而言，由于对翻译对象的熟悉与陌生程度不一，翻译的成功的可能性也就会有大小之分。所以，许多有经验的译家都告诫自己：“应该选择与自己风格相近的作品来译，无所不译必然出现劣译。”（见王佐良《中楼集》，第135页）又如郁达夫，他翻译有个原则，就是要选择他喜爱和熟悉的东西译。在《达夫所译短篇集》自序中，他明确说过：“我的译书，大约有三个标准：第一，是非我所爱读的东西不译。”喜爱的东西也不一定都译。这里面有个能力问题。再喜爱的东西，由于能力有限，可望而不可及。硬撑着去译，表达不出你所喜爱的作品的精髓和魅力，是对你喜爱的作品的伤害和亵渎。《第一哲学》我也很喜欢，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天地，我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特别是 书中 对 于 “经 验 ” 与 “超 验 ” 、 “存在 ” 与 “非存 在 ” 、 “可理 解物”与“可感知物”的分析和探索，对我研究翻译也不无启发，我特别喜欢让凯莱维奇的叙述和分析相融合的方式。他的引经据典，他的形象的比喻，他择其要害进行的精辟剖析，他的富于节奏的语言表达，我确实都很喜欢。然而，我却感到要译好他，于我障碍重重。首先，我不懂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无法深刻理解书中那些“引文”的真实意图和含义，无法比较“原文”与“法文”之间的细微的差异；其次，我对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缺乏全面的把握和领会，尤其是对中西方哲学对同一术语的不同界定，对某些基本概念（如“玄学”与“形而上学”、“经验论”与“超验论”）的差异等难以有精确的分辨；再次，是我对书中“顺笔提及”的一些哲学论争的历史背景、某些哲学大家（如柏拉图、赫拉克利特、莱布尼兹等）的基本思想了解不多，难以正确传译或清楚地表述某些哲学思想或见解的起源和发展脉络。更由于对某些关键概念缺乏了解，书中同一的词语在不同上下文中难以确定其确切的含义，不敢贸然乱译。基于这种原因，我多少次想忍痛割爱，中断《第一哲学》的翻译合同。但碍于友情，也害怕“失信”（我与三联书店签过合同，也答应“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的主编在96年12月底交稿），我一次又一次地说服自己，“在学习中翻译”，再努力一番，跨越一点障碍，把这部我所喜爱的书翻译出来。可是，由于以上所说的两个方面的障碍或“限度”，我很遗憾地“失信”于朋友，决定放弃这部书的翻译，尽管我已花了近半年的时间，译出全书的六分之一。因为能力有限，更因为不忍心欺骗读者，伤害作者，我宁愿背上“失信”朋友的罪名（自我从事翻译工作以来，我第一次失信于朋友和出版社），忍痛割爱！翻译是有限度的，一个有责任的译者，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1996年5月16日
（编辑:T-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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