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对比
早期中国翻译理论
在中国，因为自古以来位居中原地带，与四方外族沟通时便需要用到翻译人员，而开启了中国的翻译。但当时因为仅中国有文字系统的使用，因此笔译并不如口译发展来的早。
从《周礼》这本书中，我们发现在《秋官》中有「象胥」这个官职，它的批注是：「译即易，谓易换语言使相解也。」也就是说中国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精通外国语言的官员来主持翻译工作了。在文字翻译方面，春秋战国时也有《越人歌》、《沧浪歌》等文学翻译出现了。
但是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则是到了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后为翻译经典而慢慢发展出来的。在三国时代﹝224 AD﹞，译经者支谦在《法句经序》中便引用老子道德经中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表示出最初翻译经典时所凭借的理论。三国之后，魏晋南北朝时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等高僧再翻译经典时也发展出自有的一套翻译理论。其中以鸠摩罗什兼通天竺语和汉语，因此常常不拘泥于原文而对译文做更动、删减，但不失去原来所要传达的意义。慧远则主张「质文有体，义无所越」作为翻译的基本理论。
唐朝玄奘大师赴印度取经回国后主持译经工作，此时中国早期的翻译达到颠峰时期。
总括中国早期翻译理论，其原则﹝隋朝彦琮─八备﹞早已顾及翻译人员的素质、条件，包含个人品行、心态志向，以及为读者考虑等。实用文章的翻译也有明确的指示﹝如西藏译经法﹞。
但中国早期翻译大部分都是佛经，所以在应用翻译上的理论比较盛行，对文学翻译的讨论反而不及西方来的多。
早期西洋翻译理论
西方对于翻译最早的记载是在亚述帝国时萨尔贡王喜欢透过翻译方式用多种语言颂扬他。此后巴比伦帝国的汉摩拉比王统治的时期，官方的法令、公告都译为许多种语言。因此西方的翻译工作早在人类文明在两河流域发光时便产生了。
后来陆续有人将荷马的诗歌、《圣经》等用希腊文、希伯来文撰写的文章译为拉丁文。但最早的翻译理论却直到罗马共和时期末期才被西塞罗、霍拉斯提出自然语和谐的翻译美学观点。
可惜西方世界在基督教盛行后进入了由教会控制思想的黑暗时代，翻译者的注意力都摆在《圣经》身上。加上整个中古欧洲的通行语言为拉丁文，翻译并没有太大的需求，所以在翻译理论上的创见并不多。但为了宣教，圣经在十四世纪时还是出现了一本《威氏圣经》，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的英文译本。
直到文艺复兴之后，宗教改革运动兴起，方言文学蓬勃发展。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先锋之一的马丁•路得就把《圣经》由原来的拉丁文翻译成德文。他觉得「言语中的意义和内容不应唯语法是从」，另外他也赞成译文应该「具有读者能领悟的、在审美上令人满意的本土风格」。所以路得翻译的德文圣经在翻译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份量。
在路得之后，英国出现了一位以翻译荷马史诗著名的翻译家查卜曼藉由丰富的文学造诣体会出成功的译文应该要抓住原作的「神韵」，让译作有如原作「投胎转世」的论点。十八世纪德国文艺大师歌德也认为最高尚的翻译就是要对于原来的文本作「精心的模仿」，才能将外国文化完整地介绍进本国。
近代译论的发展
十九世纪以后，西方的翻译工作进入现代化的时期。尤其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一段时期，殖民帝国瓦解，两次世界大战造成国与国交流更加密切，翻译工作大大发展，原本的翻译理论的讨论也从虚无的美学渐渐演化成讲究实际的翻译工作。
也因为二十世纪初西洋翻译有一段摸索期，所以直到五零年代才有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理论出现，后来的四十年中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呈现百家争鸣的状况。又为了改良语言学派所不及的语意传达问题，近年也有人提出社会符号学的方法。因此二十世纪可说是「翻译理论综合开发时期」。
中国则因为深厚的文化基础及大异于印欧语系的语言，故于新文化运动期间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翻译理论。近代中国翻译宗师严复就在他最有名的翻译大作《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一句脍炙人口的话：「译事三难；信、达、雅。」
信，最早是老子的论调，他反对虚伪、矫饰的美，而与这种「伪美」对立的便是「信」。其次在翻译上，自古代翻译佛经时，无论是鸠摩罗什或玄奘，翻译时都不会背离原文的基本态度。所以他推陈出新地提出「信」，又在这篇文章的后半提出「修辞立诚」，两者合而为一成为「诚信」，这也符合儒家的道德观念。
达，是为了对原文的诚信。在思维的表述当中，「达」和说理确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吕氏春秋》﹞。孔子也有「辞，达而已矣」的名言，后世文人也非常忌讳文不达意。到了唐宋，苏轼明确地提出「辞达」的理论，「达」已经成为文艺美学的基本原则。严复提出「达」作为译事三难的第二点便是继承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基础而来的。
雅，在严复的美学观中，「信达雅」是相连的共同体，「雅」就是文采，是通往「达」的途径。唐代杜牧主张「先意气而辞句」，提出文采是保证意气畅达的重要条件，而意畅造成词达，所以「雅」就成为一条重要的条件。而且严复认为他之所以翻译，就是为了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的「精理」，宣扬「精理」就必须用典雅的文字。所以他在各种主客观环境下，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的原则。
（摘自 杨孟《翻译地图》1999/11）
在中国，因为自古以来位居中原地带，与四方外族沟通时便需要用到翻译人员，而开启了中国的翻译。但当时因为仅中国有文字系统的使用，因此笔译并不如口译发展来的早。
从《周礼》这本书中，我们发现在《秋官》中有「象胥」这个官职，它的批注是：「译即易，谓易换语言使相解也。」也就是说中国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精通外国语言的官员来主持翻译工作了。在文字翻译方面，春秋战国时也有《越人歌》、《沧浪歌》等文学翻译出现了。
但是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则是到了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后为翻译经典而慢慢发展出来的。在三国时代﹝224 AD﹞，译经者支谦在《法句经序》中便引用老子道德经中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表示出最初翻译经典时所凭借的理论。三国之后，魏晋南北朝时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等高僧再翻译经典时也发展出自有的一套翻译理论。其中以鸠摩罗什兼通天竺语和汉语，因此常常不拘泥于原文而对译文做更动、删减，但不失去原来所要传达的意义。慧远则主张「质文有体，义无所越」作为翻译的基本理论。
唐朝玄奘大师赴印度取经回国后主持译经工作，此时中国早期的翻译达到颠峰时期。
总括中国早期翻译理论，其原则﹝隋朝彦琮─八备﹞早已顾及翻译人员的素质、条件，包含个人品行、心态志向，以及为读者考虑等。实用文章的翻译也有明确的指示﹝如西藏译经法﹞。
但中国早期翻译大部分都是佛经，所以在应用翻译上的理论比较盛行，对文学翻译的讨论反而不及西方来的多。
早期西洋翻译理论
西方对于翻译最早的记载是在亚述帝国时萨尔贡王喜欢透过翻译方式用多种语言颂扬他。此后巴比伦帝国的汉摩拉比王统治的时期，官方的法令、公告都译为许多种语言。因此西方的翻译工作早在人类文明在两河流域发光时便产生了。
后来陆续有人将荷马的诗歌、《圣经》等用希腊文、希伯来文撰写的文章译为拉丁文。但最早的翻译理论却直到罗马共和时期末期才被西塞罗、霍拉斯提出自然语和谐的翻译美学观点。
可惜西方世界在基督教盛行后进入了由教会控制思想的黑暗时代，翻译者的注意力都摆在《圣经》身上。加上整个中古欧洲的通行语言为拉丁文，翻译并没有太大的需求，所以在翻译理论上的创见并不多。但为了宣教，圣经在十四世纪时还是出现了一本《威氏圣经》，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的英文译本。
直到文艺复兴之后，宗教改革运动兴起，方言文学蓬勃发展。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先锋之一的马丁•路得就把《圣经》由原来的拉丁文翻译成德文。他觉得「言语中的意义和内容不应唯语法是从」，另外他也赞成译文应该「具有读者能领悟的、在审美上令人满意的本土风格」。所以路得翻译的德文圣经在翻译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份量。
在路得之后，英国出现了一位以翻译荷马史诗著名的翻译家查卜曼藉由丰富的文学造诣体会出成功的译文应该要抓住原作的「神韵」，让译作有如原作「投胎转世」的论点。十八世纪德国文艺大师歌德也认为最高尚的翻译就是要对于原来的文本作「精心的模仿」，才能将外国文化完整地介绍进本国。
近代译论的发展
十九世纪以后，西方的翻译工作进入现代化的时期。尤其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一段时期，殖民帝国瓦解，两次世界大战造成国与国交流更加密切，翻译工作大大发展，原本的翻译理论的讨论也从虚无的美学渐渐演化成讲究实际的翻译工作。
也因为二十世纪初西洋翻译有一段摸索期，所以直到五零年代才有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理论出现，后来的四十年中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呈现百家争鸣的状况。又为了改良语言学派所不及的语意传达问题，近年也有人提出社会符号学的方法。因此二十世纪可说是「翻译理论综合开发时期」。
中国则因为深厚的文化基础及大异于印欧语系的语言，故于新文化运动期间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翻译理论。近代中国翻译宗师严复就在他最有名的翻译大作《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一句脍炙人口的话：「译事三难；信、达、雅。」
信，最早是老子的论调，他反对虚伪、矫饰的美，而与这种「伪美」对立的便是「信」。其次在翻译上，自古代翻译佛经时，无论是鸠摩罗什或玄奘，翻译时都不会背离原文的基本态度。所以他推陈出新地提出「信」，又在这篇文章的后半提出「修辞立诚」，两者合而为一成为「诚信」，这也符合儒家的道德观念。
达，是为了对原文的诚信。在思维的表述当中，「达」和说理确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吕氏春秋》﹞。孔子也有「辞，达而已矣」的名言，后世文人也非常忌讳文不达意。到了唐宋，苏轼明确地提出「辞达」的理论，「达」已经成为文艺美学的基本原则。严复提出「达」作为译事三难的第二点便是继承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基础而来的。
雅，在严复的美学观中，「信达雅」是相连的共同体，「雅」就是文采，是通往「达」的途径。唐代杜牧主张「先意气而辞句」，提出文采是保证意气畅达的重要条件，而意畅造成词达，所以「雅」就成为一条重要的条件。而且严复认为他之所以翻译，就是为了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的「精理」，宣扬「精理」就必须用典雅的文字。所以他在各种主客观环境下，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的原则。
（摘自 杨孟《翻译地图》19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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