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英年：可笑的错误与翻译的态度
文/蓝英年
“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诚，像科学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顽强。”这是傅雷毕生对待翻译的态度。
1957年6月9日，傅雷先生在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前夜，在《文艺报》上发表了《翻译经验点滴》。他在结尾处写道：“因为文学家是解剖社会的医生，挖掘灵魂的探险家，悲天悯人的宗教家，热情如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诚，像科学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顽强。”这段话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这是傅雷毕生对待翻译的态度，所以他成了杰出的翻译家。现在的翻译界，几乎没有持傅雷这种态度的人，所以出不了他那样的翻译家。
影响译文质量的问题很多，本文只想谈谈翻译态度的问题。
我曾批评过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传：去掉伪装的高尔基及作家死亡之谜》。译者把斯大林的私人翻译别列日科夫译为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闹了个大笑话。笑话还不止一个，如把苏联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癌病房》译成《虾壳》。这说明译者缺乏起码的政治常识和文学知识，还表现出译者对待翻译的草率态度。只要翻一下工具书，如《俄语姓名译名手册》就不会把别列日科夫译成勃列日涅夫了。查阅一下苏联文学史，就知道苏联有个叫索尔仁尼琴的作家，写过一本《癌病房》，荣如德先生早已把它译成中文。举手之劳都嫌麻烦，何必译书呢。别列日科夫也并非无名之辈，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的回忆录在俄罗斯报刊上发表，引起轰动，他也成为知名人物。今年，别列日科夫的回忆录译成中文，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友人送了我一本，我晚上躺在床上看。看到85页，有句“其中有本豪华的插图本《杰卡麦隆》”，我大吃一惊。“杰卡麦隆”是俄语《十日谈》的音译，读到这四个字，没人知道是《十日谈》。译者就不能翻翻《俄汉详解大词典》？那上面就有正确的译法。再往下翻，又碰到“大使阿列山德拉·克罗塔伊”。克罗塔伊是何许人？原来译者把老布尔什维克亚历山得拉·柯伦泰译成阿列山德拉·克罗塔伊了。柯伦泰是列宁的战友，苏联的第一个女大使，在苏联名气还不小。译者如果查阅一下《苏联百科词典》，上面就有柯伦泰的条目。这位译者同样不肯花这点力气。最让我感到不解的是，译者竟把别墅音译为达恰。这个词可是所有俄汉词典都有的。我只随手举这两本相关的书为例，事实上，各种译本荒唐可笑的例子所在多有。
我想提出的问题是：译者是把翻译看作严肃的事业，还是当成追逐名利的手段？《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有几十个译本，都能超过梅益的译本？其中有没有根据别人译本拼凑出来的？今天还有没有人把翻译当成自己终生的事业？严肃认真的翻译家当然还有，但比起上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则少得多了。
这种状况的形成，不仅由于译者的浮躁、草率、见利忘义的态度，也同出版社的机制大有关系。出版社缺少懂外文的编辑，特别是懂小语种的编辑，约稿随意，编辑本人缺乏文史知识，看译稿粗枝大叶，发现不了错误。不懂外文的编辑往往不知翻译的甘苦，觉得翻译是件容易的事，把交稿期限限定得很短。这便促使译者赶译，造成更多的错误。这也可说是出版社对待翻译的态度。我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过书。是翻译家蒋路先生约我翻译库普林的小说。他把库普林三卷集和一本库普林传记送到我家，叫我选篇目。我选好篇目交给他，他看后说：“《摩洛》和《冈布里努斯》要选，其他篇目你自己定。译完《冈布里努斯》我看看。”我译完《冈布里努斯》拿给他看，他看完退还给我，上面用铅笔改动了几个地方。他让我以后找姚民有先生，由姚民有先生对照原文看。这样细致的编辑工作，不仅能减少译文错误，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出版社应当是培养翻译的学校。可惜，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种良好机制现在已很少见了。
“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诚，像科学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顽强。”这是傅雷毕生对待翻译的态度。
1957年6月9日，傅雷先生在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前夜，在《文艺报》上发表了《翻译经验点滴》。他在结尾处写道：“因为文学家是解剖社会的医生，挖掘灵魂的探险家，悲天悯人的宗教家，热情如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诚，像科学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顽强。”这段话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这是傅雷毕生对待翻译的态度，所以他成了杰出的翻译家。现在的翻译界，几乎没有持傅雷这种态度的人，所以出不了他那样的翻译家。
影响译文质量的问题很多，本文只想谈谈翻译态度的问题。
我曾批评过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传：去掉伪装的高尔基及作家死亡之谜》。译者把斯大林的私人翻译别列日科夫译为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闹了个大笑话。笑话还不止一个，如把苏联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癌病房》译成《虾壳》。这说明译者缺乏起码的政治常识和文学知识，还表现出译者对待翻译的草率态度。只要翻一下工具书，如《俄语姓名译名手册》就不会把别列日科夫译成勃列日涅夫了。查阅一下苏联文学史，就知道苏联有个叫索尔仁尼琴的作家，写过一本《癌病房》，荣如德先生早已把它译成中文。举手之劳都嫌麻烦，何必译书呢。别列日科夫也并非无名之辈，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的回忆录在俄罗斯报刊上发表，引起轰动，他也成为知名人物。今年，别列日科夫的回忆录译成中文，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友人送了我一本，我晚上躺在床上看。看到85页，有句“其中有本豪华的插图本《杰卡麦隆》”，我大吃一惊。“杰卡麦隆”是俄语《十日谈》的音译，读到这四个字，没人知道是《十日谈》。译者就不能翻翻《俄汉详解大词典》？那上面就有正确的译法。再往下翻，又碰到“大使阿列山德拉·克罗塔伊”。克罗塔伊是何许人？原来译者把老布尔什维克亚历山得拉·柯伦泰译成阿列山德拉·克罗塔伊了。柯伦泰是列宁的战友，苏联的第一个女大使，在苏联名气还不小。译者如果查阅一下《苏联百科词典》，上面就有柯伦泰的条目。这位译者同样不肯花这点力气。最让我感到不解的是，译者竟把别墅音译为达恰。这个词可是所有俄汉词典都有的。我只随手举这两本相关的书为例，事实上，各种译本荒唐可笑的例子所在多有。
我想提出的问题是：译者是把翻译看作严肃的事业，还是当成追逐名利的手段？《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有几十个译本，都能超过梅益的译本？其中有没有根据别人译本拼凑出来的？今天还有没有人把翻译当成自己终生的事业？严肃认真的翻译家当然还有，但比起上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则少得多了。
这种状况的形成，不仅由于译者的浮躁、草率、见利忘义的态度，也同出版社的机制大有关系。出版社缺少懂外文的编辑，特别是懂小语种的编辑，约稿随意，编辑本人缺乏文史知识，看译稿粗枝大叶，发现不了错误。不懂外文的编辑往往不知翻译的甘苦，觉得翻译是件容易的事，把交稿期限限定得很短。这便促使译者赶译，造成更多的错误。这也可说是出版社对待翻译的态度。我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过书。是翻译家蒋路先生约我翻译库普林的小说。他把库普林三卷集和一本库普林传记送到我家，叫我选篇目。我选好篇目交给他，他看后说：“《摩洛》和《冈布里努斯》要选，其他篇目你自己定。译完《冈布里努斯》我看看。”我译完《冈布里努斯》拿给他看，他看完退还给我，上面用铅笔改动了几个地方。他让我以后找姚民有先生，由姚民有先生对照原文看。这样细致的编辑工作，不仅能减少译文错误，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出版社应当是培养翻译的学校。可惜，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种良好机制现在已很少见了。
（编辑:T-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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