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年：翻译是为了谋生
文/吴虹飞
张爱玲也在圣约翰听过课，她跟我在一个班念过英文课，她也像我们一样走中山公园。她头发留得很长，长得比较清秀，很清高，一般的人都看不上。
王永年今年80岁了，身形依然高大。他精通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他勤于翻译，译作等身，《欧·亨利短篇小说集》、《十日谈》、《约婚夫妇》，还有《博尔赫斯全集》中绝大部分的篇章都译自他的笔下。退休前，他作为新华社西班牙语的译审，工作了三十多年。
老人深居简出，翻译的工作还没有停下，不过是时间不如从前多了，剩下的时间看看报纸，看看电视，干了一辈子的新闻工作，看新闻是习惯。除此之外，老人既不怎么与旧交故友走动，也没有花鸟鱼虫的爱好。她的大女儿王绛说：“父亲勤奋了一辈子，生活就是简单简单再简单。”
而自从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再版以后，他平静生活起了些变化，不时有全国各地的媒体打来电话，要采访他。王永年老人每每都用商量的口气问对方：“不要采了吧？我没什么好说的。”他并不喜欢这部书，却还是花了十个月时间一点一点翻译完了。网上有些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不喜欢却要翻译？他也无奈了：“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我是不喜欢这样消极的小说。”我们想请他谈谈文学，为何翻译了如此多的文学作品，他想了半日，也只是诚实地说：“为了谋生。”
采访中间，摄影师来拍照。在陈设简单的屋子里转了一圈后，把王先生请到窗台边，问：“我们拍张看风景的吧，您平时看风景吧？”王先生诚实地回答：“不看。”
与张爱玲同学
我16岁就上大学了。那时候考试比较容易，我高二上半年去考，高三下半年，同济医学院录取我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也录取了。圣约翰是名校，名气大，我就选了圣约翰。
当时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我从中学就开始挣钱，同时做好几份家教，有的一三五上课，有的二四六上课，无论中学小学都能教，外文更不用说了。但做这个活儿精神上不太愉快，那时还没解放，请得起家教的都很有钱，有几家还是大户人家，在国民党当团长什么的，他们认为我是佣人。有时候学生太笨，学得不好，我也得跟着挨骂。有一次我去上课，一进门听见一个学生在哭，他爸爸在骂他。他爸一见我，就说你以后甭来了，好像他学得不好是我教得不好。我就灰溜溜地走了。
我们学校在上海的西面，后门靠近苏州河，原来是上海的贫民区，交通不方便，我们学生上学一般都走前门。学校的前门在中山公园后面，我们要买一张公园的门票，从前门进去，再从后门出来。碰上早上有课的时候，因为怕迟到，经常要跑着穿过这公园，所以我身体锻炼得很好。有的时候做家教回来晚了，公园关了门，我就给看门的人塞一点小钱，让他放我进去。
我们是教会办的学校，但不一定要基督徒才能上这个大学，一般人也可以。通过教会找工作、出国有保障，所以有的学生也愿意加入教会，反正有好处的。神学课是所有人都要选的，要学一年两个学期，《新约》、《旧约》都学。这门课讲神的道理，像为什么耶稣把饼分给好几百人，大家都能吃饱，最后还要考试。搞翻译的人一定要熟悉《圣经》，像我翻译的书，都会注上根据《圣经》第几章、第几节。
那个时候我们上学是没有人管你的。你可以好好读，也可以马马虎虎读。大二时我们的英语书是《大卫·科波菲尔》，要是好好看的话，一天看一点，一个学期看下来也就差不多了，但也有人出了一本书，叫《〈大卫·科波菲尔〉的简述》，基本内容都有，但薄多了，考试的时候看这个小册子就行了，我就是看的这个小册子。
大一的时候有两本英语教科书，一本是短篇小说选，一本叫独幕剧。我们有一种教室，旁边有舞台，高出一点点的舞台。上这门课时就用这种教室，四个人一组，你演这个，我演那个，背台词，要上去演出。
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有小测，老师来上课时带着裁好的纸，让我们先写篇作文。如果学的是诗歌的话，就写个十四行诗。学生写得好的，他会在课堂上念，别人念没念我不知道，反正我的诗是被选上念过的。
张爱玲也在圣约翰听过课，她跟我在一个班念过英文课，她也像我们一样走中山公园。她头发留得很长，长得比较清秀，很清高，一般的人都看不上。她很特别，你知道南方农村小孩穿的虎头鞋吧，有两个耳朵的，她就用那种黄颜色带一点红的比较粗的布做成那个样子的鞋，穿着这样的鞋子到学校上课，那时很少有。我不记得和她说过话，她看不起人，我干吗要和她说话，人都是有自尊心的。你别以为她……她有时候考得不如我好的。
为谋生学习外语
我中学时本来想学医，那时德文医学院，也就是同济医学院的前身很有名，所以就学了德语。英文是非学不可的，抗战时期日文也一定要学，此外，抗战期间对前途没什么希望，苏联是革命的启明星，我就用业余时间又去学了俄语。俄语是到白俄的家里学的，一直到解放以后，我还在学俄语。所以我中学的时候就学了四种外语了。
解放后没多久就抗美援朝了，那以后英语就不吃香了。会英语非但不是一种资产反而变成一种负债了，尤其听说你是圣约翰出来的，资产阶级学校，美帝国主义教育的，对自己没好处。找工作的时候，英语用不着了，日本投降了，日文更用不着了。最后我就靠俄语找了工作，到云南一个学校里教俄语，非但学生喜欢上我的课，好多工作人员也来听我的课。
又过不久，反苏修了，中苏关系不好了，俄文也不灵了。我就自学了西班牙语，这时候全国懂西班牙语的也不多，大学里有西班牙语系，但毕业生还没有出来。
50年代初，我在云南工作了几年，后来我祖母、父母都在上海，要我回去。我就离开了云南，当时算是自动离职，工龄不能延续。回到上海后，一切从头做起。当时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前身、（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招考外文编辑，我就去了，虽然是400人报名，但初选后只有40人来考，最后取一个人。当时也不觉得有竞争，我是圣约翰出来的人，考外文不在话下。
我读外文书很多很多，我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做编辑的时候，人家投来的稿，我们都要对照原文再看一遍，很多文章都是长篇大论的。比如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天才》，一看就是几个月，整天都在看外文作品。
那时我在上海条件很好，家里住的是公寓房，在淮海中路和淮海西路交界的地方，宋庆龄故居的对面。上班在上海市华东局，康平路的地方，我办公室的房子在荣毅仁公馆的隔壁，他在81号，我在83号，房子的材料、建筑时间都差不多的，很安静。
在新华社如履薄冰
50年代末，新华社要面向亚非拉，要成立西班牙语对外报道组，在全国找会西班牙语的人，找到了上海市委，市委就说我们搞外文的就译文出版社，又说译文出版社有个王永年懂西班牙语。结果没跟我本人见面，就把我关系都转到北京去了。那是（19）58年以后，“全国一盘棋”，“指到什么地方，就打到什么地方”，领导一句话，我就到北京来了。那时候都没有讲条件的，先我个人来，家里人不能跟过来。来了之后，就倒霉了，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吃都吃不饱，我的粮票还要往家里寄，一年有六斤油，每年春节探亲的时候，就扛回家去了。直到（19）73年，我家人才过来。
在新华社的时候，我们每天上夜班，从（晚上）六七点上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很正常的，有的时候还要上到第二天（早上）8点钟，接班的来了，我们才下班，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很苦的。因为那时候，每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要发，《解放军报》的社论要发，《人民日报》有时一天两个社论，一个大社论，一个小社论，都要拼命把它发出去，不发出去就是政治错误。
我们每天要翻译连同译审的稿子加起来至少六万字，算得少一点，一年也有三百万字吧。那时候工作忙不过来，我们也请外面的一些人来帮忙，他们觉得我们新华社的人特别了不起，速度快，《人民日报》的社论是一万字，稿子放在这块，嘎嘎嘎嘎一会儿就出来了。新华社出来的人是能做同声传译的，人家一说，外文就出来了。“文革”期间，新华社对亚非拉的工作也没有停止，我基本上没有上山下乡，也没有去劳动。
以前工作真是如履薄冰，不能出错。比方说下了班，回家躺在床上，突然想起来，哟！我那个字可能翻错了，可不得了，穿上衣服，偷偷摸摸，跑到办公室，拿出稿子来看，哦，没错，再放心地回去睡觉。那时候都是军代表坐镇，办公室有好多组，他就坐在这中间。
当时姚文元就是管新华社，他还是我在上海的朋友呢，那时他是上海市委搞宣传的，因为外文出版社属于新闻出版系统，他等于是我的顶头上司。那个时候时兴“表忠心”，有的人给姚文元写信，说你怎么正确，我怎么拥护你，这种挺有用。有个小翻译，写了信，后来有重要的会议就让他参加，一夜之间就暴发了。我那时如果写的话，姚文元一定也重视我。但我要真写了就不得了了，当时是好的，后来倒霉就不得了了。
我在新华社的待遇属于中下。我也不是共产党员，君子“群而不党”嘛！现在入不入党没关系了，以前可吃亏，可没面子呢。比如开什么会，就会请你出去，这会你不能参加，这不是很丢脸吗？如果有人动员我，发展我，我也会入的，我只不过不是削尖了脑袋往里钻。不过我的立场还是共产党的立场，我中学时就参加过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那时思想算比较进步的。
我父亲解放前是国民党的大官，云南省盐务局局长，他在南京回来以后，就是秘书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过他很早就不做了。我父亲英文也很好的，他是南洋工学院毕业的，那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小的时候我家藏书很多，我父亲从小教育我自食其力，我从来都没有伸手要钱，就是自己做家庭教师，给别人补习功课挣钱交学费，最后我从学校出来了，没有衣服不行，他才给了我30块钱，买了一套衣服上班去了。
我就是“御用文人”
吴虹飞：《在路上》现在卖得这么好，您想到了么？
王永年：我没想到这本书卖得这么好。“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现在年轻人爱这个书。卡鲁亚克这个人整天在东海岸、西海岸来回折腾，没有一个生活的目的，有工作不好好地干，有书不好好地念，性的方面也有点乱，毒品也有点乱。年纪很轻就死了，46岁吧。
他的书也改得很厉害，他的初稿出来就是一次性，三十多米长的卷筒纸。他花了三个星期，连续打字打出来的。后来改的时候变动很大，有些朋友给他出意见，整段整段的就删掉了，或者整段整段的加上去，次序也做了调整。我们80年代出的几个版本，都跟现在这个是同一个版本。现在为了研究他，要把原稿拿出来再译一遍，美国已经出版原稿了，上海译文叫我再给弄出来，做个校订本，这段有的，那段没有的，用个小册子标出来。
我这个人，怎么说呢……就是“御用文人”，你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网上有人说“你不喜欢，你翻它做什么”，我不喜欢他，但可以介绍他是怎么回事。
吴虹飞：您对博尔赫斯的文学有什么看法？
王永年：他对东方的东西很了解，（知识）很渊博。（他的文字）简练，因为他不简练不行，他失明了，眼睛看不见。他的文章不可能有很长的，小说、散文都是，诗歌十四行写得很多，两个十四行就是二十八行，他不可能写得长，他全部都记在脑子里的。不简练的话，他记不住啊。他没有写过长篇小说，要不写到后面，前面忘了。他写的都是口述。
他还很有学问。他懂好多外文，英文不错的，法文也懂，德文也懂。有些文字现在很少有人懂，像北欧的文字，他也懂。文字掌握得多的话，能够融会贯通，一种表现方式不行的话，换一种，可以绕过去。好像豁然开朗，绕不过去就完蛋了。只懂一种文字的话，就一棵树上吊死了。
吴虹飞：您觉得博尔赫斯好翻么？您翻译的作品里哪部作品最难翻？
王永年：好翻。没什么不好翻的东西。反正你看懂原文，你有一定的中文基础，你就能够表达出来。就怕你中文的词汇不够，中文的句法、句型掌握得少，有的句型你就表达不出来。
我就是每天翻译一点，定时定量，并不累的。一点一点啃的话是不累的，一下子啃的东西太大是不行的。你把它拆散了。处理什么问题也是这样的，烦得不得了的话，就先把它剖开来，分成几个部分，一部分一部分把它吃掉就不累了。
吴虹飞：您做翻译是不是也是因为喜欢啊？
王永年：我是为了谋生。外文就是外文嘛。有的文章写得好一点，美一点，有的直白一点。
我就是这个本事，我不做这个做什么？你别以为翻译……那时候翻译就是小生产，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批的啊。不是作为很光彩的事情啊，我就偷偷摸摸地干，所以我就用笔名。
像王仲年用得比较多，雷怡就是西班牙文国王的“王”的音译，另外，在上海的时候用“杨琦”，“杨”是我去世的老伴的姓，“琦”是我一个同事的名字。有的时候，《世界文学》里一期里有我四五篇文章，这时候就不能都署一个名，否则别人会有意见，好像你这个小圈子，专门用自己的翻译，害怕用外面人的稿子。做人很累的，各方各面都要考虑的。
吴虹飞：您认为好的翻译的标准是什么？
王永年：通顺。有的人翻译的东西就疙疙瘩瘩，我不会。另外就是忠实于原文。以前有一个《翻译》杂志，专门批评翻译和介绍翻译。有一篇文章推荐我翻的东西，他说整篇文章多少句点，我的也是多少句点。每个段落的句子的数目完全一致，它是50句，我也是50句，不多不少。
吴虹飞：您跟同年代的翻译家有交往么？
王永年：交往不多，我是独来独往的。因为翻译是个人的工作，不需要合作，不需要团队的。
吴虹飞：现在每天工作多久？
王永年：不多，眼睛也不好了，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在路上》翻译了10个月，每天至少4个小时，这是两年前的事。
其实接这个活儿挺后悔的。你看这个书是没有空当儿的，密密麻麻，没有段落，很扎扎实实的，有多少字就是多少字，占不到便宜。有些书很占便宜的，比如说30个字一行，有的地方是对话，回答说“好”，前引号，后引号，加个句号，4个字就是一行。30个字一行，我4个字就可以解决了。
吴虹飞：以您的历史，在那么多的政治运动中都没有受过牵连，是不是运气很好啊？
王永年：不是运气好，是人好啊！“害人之心不可有”，平时我没有害人之心，能帮忙的时候帮你下忙，人家也下不了手来整你。但有人不是这样，最典型的例子——我们那时出个小错字就是不得了的事情——比如说外文毛主席的毛是“Mao”，打字机上“O”和“L”连在一起，很近，你稍微手一滑，“O”变成了“L”，就变成“Mal”了，“Mal”就是“坏”的意思，毛主席就变成“坏主席”了，真是不得了的事，反革命事件了。
造反派有一个头子，他就把“毛”写成“坏”了。尽管你是造反派也不行。对毛主席不忠，开批判大会，他就痛哭流涕地检讨。在此之前，因为我和他是住一个宿舍的，我就说这个人家比较容易理解，一个字之差，很容易打错的。他作完检讨后，反过来他就把矛头指向我了，说“我这么错，王永年还轻描淡写，说只是一个字母之差，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知道我只是安慰一下，这种事多的是……他可以把自己的错误检讨一下，然后就反对你，因为我进步了，你就是落后了、反动了。
吴虹飞：怀念上海的时光么？
王永年：怀念的。我那时住的地方是上海最好的地方，我做的工作是出版社工作，收入也很好。就是没办法，新华社要办西班牙的广播，到全国去招，最后把我给招来了，待遇还差得多呢。你们可能不知道，原来还有地区差异，上海是最高的。工资要相差一级，一级是什么概念，那时百十来块的工资，最低要差个二十来块。那时一个人的生活费，二十块足够足够了，包括吃喝玩乐。那时我们吃一块猪排，一块大排骨加一点青菜才要一毛钱。（选自吴虹飞《听我讲话要小心 文化名人访谈录》）
张爱玲也在圣约翰听过课，她跟我在一个班念过英文课，她也像我们一样走中山公园。她头发留得很长，长得比较清秀，很清高，一般的人都看不上。
王永年今年80岁了，身形依然高大。他精通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他勤于翻译，译作等身，《欧·亨利短篇小说集》、《十日谈》、《约婚夫妇》，还有《博尔赫斯全集》中绝大部分的篇章都译自他的笔下。退休前，他作为新华社西班牙语的译审，工作了三十多年。
老人深居简出，翻译的工作还没有停下，不过是时间不如从前多了，剩下的时间看看报纸，看看电视，干了一辈子的新闻工作，看新闻是习惯。除此之外，老人既不怎么与旧交故友走动，也没有花鸟鱼虫的爱好。她的大女儿王绛说：“父亲勤奋了一辈子，生活就是简单简单再简单。”
而自从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再版以后，他平静生活起了些变化，不时有全国各地的媒体打来电话，要采访他。王永年老人每每都用商量的口气问对方：“不要采了吧？我没什么好说的。”他并不喜欢这部书，却还是花了十个月时间一点一点翻译完了。网上有些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不喜欢却要翻译？他也无奈了：“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我是不喜欢这样消极的小说。”我们想请他谈谈文学，为何翻译了如此多的文学作品，他想了半日，也只是诚实地说：“为了谋生。”
采访中间，摄影师来拍照。在陈设简单的屋子里转了一圈后，把王先生请到窗台边，问：“我们拍张看风景的吧，您平时看风景吧？”王先生诚实地回答：“不看。”
与张爱玲同学
我16岁就上大学了。那时候考试比较容易，我高二上半年去考，高三下半年，同济医学院录取我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也录取了。圣约翰是名校，名气大，我就选了圣约翰。
当时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我从中学就开始挣钱，同时做好几份家教，有的一三五上课，有的二四六上课，无论中学小学都能教，外文更不用说了。但做这个活儿精神上不太愉快，那时还没解放，请得起家教的都很有钱，有几家还是大户人家，在国民党当团长什么的，他们认为我是佣人。有时候学生太笨，学得不好，我也得跟着挨骂。有一次我去上课，一进门听见一个学生在哭，他爸爸在骂他。他爸一见我，就说你以后甭来了，好像他学得不好是我教得不好。我就灰溜溜地走了。
我们学校在上海的西面，后门靠近苏州河，原来是上海的贫民区，交通不方便，我们学生上学一般都走前门。学校的前门在中山公园后面，我们要买一张公园的门票，从前门进去，再从后门出来。碰上早上有课的时候，因为怕迟到，经常要跑着穿过这公园，所以我身体锻炼得很好。有的时候做家教回来晚了，公园关了门，我就给看门的人塞一点小钱，让他放我进去。
我们是教会办的学校，但不一定要基督徒才能上这个大学，一般人也可以。通过教会找工作、出国有保障，所以有的学生也愿意加入教会，反正有好处的。神学课是所有人都要选的，要学一年两个学期，《新约》、《旧约》都学。这门课讲神的道理，像为什么耶稣把饼分给好几百人，大家都能吃饱，最后还要考试。搞翻译的人一定要熟悉《圣经》，像我翻译的书，都会注上根据《圣经》第几章、第几节。
那个时候我们上学是没有人管你的。你可以好好读，也可以马马虎虎读。大二时我们的英语书是《大卫·科波菲尔》，要是好好看的话，一天看一点，一个学期看下来也就差不多了，但也有人出了一本书，叫《〈大卫·科波菲尔〉的简述》，基本内容都有，但薄多了，考试的时候看这个小册子就行了，我就是看的这个小册子。
大一的时候有两本英语教科书，一本是短篇小说选，一本叫独幕剧。我们有一种教室，旁边有舞台，高出一点点的舞台。上这门课时就用这种教室，四个人一组，你演这个，我演那个，背台词，要上去演出。
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有小测，老师来上课时带着裁好的纸，让我们先写篇作文。如果学的是诗歌的话，就写个十四行诗。学生写得好的，他会在课堂上念，别人念没念我不知道，反正我的诗是被选上念过的。
张爱玲也在圣约翰听过课，她跟我在一个班念过英文课，她也像我们一样走中山公园。她头发留得很长，长得比较清秀，很清高，一般的人都看不上。她很特别，你知道南方农村小孩穿的虎头鞋吧，有两个耳朵的，她就用那种黄颜色带一点红的比较粗的布做成那个样子的鞋，穿着这样的鞋子到学校上课，那时很少有。我不记得和她说过话，她看不起人，我干吗要和她说话，人都是有自尊心的。你别以为她……她有时候考得不如我好的。
为谋生学习外语
我中学时本来想学医，那时德文医学院，也就是同济医学院的前身很有名，所以就学了德语。英文是非学不可的，抗战时期日文也一定要学，此外，抗战期间对前途没什么希望，苏联是革命的启明星，我就用业余时间又去学了俄语。俄语是到白俄的家里学的，一直到解放以后，我还在学俄语。所以我中学的时候就学了四种外语了。
解放后没多久就抗美援朝了，那以后英语就不吃香了。会英语非但不是一种资产反而变成一种负债了，尤其听说你是圣约翰出来的，资产阶级学校，美帝国主义教育的，对自己没好处。找工作的时候，英语用不着了，日本投降了，日文更用不着了。最后我就靠俄语找了工作，到云南一个学校里教俄语，非但学生喜欢上我的课，好多工作人员也来听我的课。
又过不久，反苏修了，中苏关系不好了，俄文也不灵了。我就自学了西班牙语，这时候全国懂西班牙语的也不多，大学里有西班牙语系，但毕业生还没有出来。
50年代初，我在云南工作了几年，后来我祖母、父母都在上海，要我回去。我就离开了云南，当时算是自动离职，工龄不能延续。回到上海后，一切从头做起。当时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前身、（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招考外文编辑，我就去了，虽然是400人报名，但初选后只有40人来考，最后取一个人。当时也不觉得有竞争，我是圣约翰出来的人，考外文不在话下。
我读外文书很多很多，我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做编辑的时候，人家投来的稿，我们都要对照原文再看一遍，很多文章都是长篇大论的。比如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天才》，一看就是几个月，整天都在看外文作品。
那时我在上海条件很好，家里住的是公寓房，在淮海中路和淮海西路交界的地方，宋庆龄故居的对面。上班在上海市华东局，康平路的地方，我办公室的房子在荣毅仁公馆的隔壁，他在81号，我在83号，房子的材料、建筑时间都差不多的，很安静。
在新华社如履薄冰
50年代末，新华社要面向亚非拉，要成立西班牙语对外报道组，在全国找会西班牙语的人，找到了上海市委，市委就说我们搞外文的就译文出版社，又说译文出版社有个王永年懂西班牙语。结果没跟我本人见面，就把我关系都转到北京去了。那是（19）58年以后，“全国一盘棋”，“指到什么地方，就打到什么地方”，领导一句话，我就到北京来了。那时候都没有讲条件的，先我个人来，家里人不能跟过来。来了之后，就倒霉了，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吃都吃不饱，我的粮票还要往家里寄，一年有六斤油，每年春节探亲的时候，就扛回家去了。直到（19）73年，我家人才过来。
在新华社的时候，我们每天上夜班，从（晚上）六七点上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很正常的，有的时候还要上到第二天（早上）8点钟，接班的来了，我们才下班，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很苦的。因为那时候，每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要发，《解放军报》的社论要发，《人民日报》有时一天两个社论，一个大社论，一个小社论，都要拼命把它发出去，不发出去就是政治错误。
我们每天要翻译连同译审的稿子加起来至少六万字，算得少一点，一年也有三百万字吧。那时候工作忙不过来，我们也请外面的一些人来帮忙，他们觉得我们新华社的人特别了不起，速度快，《人民日报》的社论是一万字，稿子放在这块，嘎嘎嘎嘎一会儿就出来了。新华社出来的人是能做同声传译的，人家一说，外文就出来了。“文革”期间，新华社对亚非拉的工作也没有停止，我基本上没有上山下乡，也没有去劳动。
以前工作真是如履薄冰，不能出错。比方说下了班，回家躺在床上，突然想起来，哟！我那个字可能翻错了，可不得了，穿上衣服，偷偷摸摸，跑到办公室，拿出稿子来看，哦，没错，再放心地回去睡觉。那时候都是军代表坐镇，办公室有好多组，他就坐在这中间。
当时姚文元就是管新华社，他还是我在上海的朋友呢，那时他是上海市委搞宣传的，因为外文出版社属于新闻出版系统，他等于是我的顶头上司。那个时候时兴“表忠心”，有的人给姚文元写信，说你怎么正确，我怎么拥护你，这种挺有用。有个小翻译，写了信，后来有重要的会议就让他参加，一夜之间就暴发了。我那时如果写的话，姚文元一定也重视我。但我要真写了就不得了了，当时是好的，后来倒霉就不得了了。
我在新华社的待遇属于中下。我也不是共产党员，君子“群而不党”嘛！现在入不入党没关系了，以前可吃亏，可没面子呢。比如开什么会，就会请你出去，这会你不能参加，这不是很丢脸吗？如果有人动员我，发展我，我也会入的，我只不过不是削尖了脑袋往里钻。不过我的立场还是共产党的立场，我中学时就参加过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那时思想算比较进步的。
我父亲解放前是国民党的大官，云南省盐务局局长，他在南京回来以后，就是秘书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过他很早就不做了。我父亲英文也很好的，他是南洋工学院毕业的，那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小的时候我家藏书很多，我父亲从小教育我自食其力，我从来都没有伸手要钱，就是自己做家庭教师，给别人补习功课挣钱交学费，最后我从学校出来了，没有衣服不行，他才给了我30块钱，买了一套衣服上班去了。
我就是“御用文人”
吴虹飞：《在路上》现在卖得这么好，您想到了么？
王永年：我没想到这本书卖得这么好。“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现在年轻人爱这个书。卡鲁亚克这个人整天在东海岸、西海岸来回折腾，没有一个生活的目的，有工作不好好地干，有书不好好地念，性的方面也有点乱，毒品也有点乱。年纪很轻就死了，46岁吧。
他的书也改得很厉害，他的初稿出来就是一次性，三十多米长的卷筒纸。他花了三个星期，连续打字打出来的。后来改的时候变动很大，有些朋友给他出意见，整段整段的就删掉了，或者整段整段的加上去，次序也做了调整。我们80年代出的几个版本，都跟现在这个是同一个版本。现在为了研究他，要把原稿拿出来再译一遍，美国已经出版原稿了，上海译文叫我再给弄出来，做个校订本，这段有的，那段没有的，用个小册子标出来。
我这个人，怎么说呢……就是“御用文人”，你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网上有人说“你不喜欢，你翻它做什么”，我不喜欢他，但可以介绍他是怎么回事。
吴虹飞：您对博尔赫斯的文学有什么看法？
王永年：他对东方的东西很了解，（知识）很渊博。（他的文字）简练，因为他不简练不行，他失明了，眼睛看不见。他的文章不可能有很长的，小说、散文都是，诗歌十四行写得很多，两个十四行就是二十八行，他不可能写得长，他全部都记在脑子里的。不简练的话，他记不住啊。他没有写过长篇小说，要不写到后面，前面忘了。他写的都是口述。
他还很有学问。他懂好多外文，英文不错的，法文也懂，德文也懂。有些文字现在很少有人懂，像北欧的文字，他也懂。文字掌握得多的话，能够融会贯通，一种表现方式不行的话，换一种，可以绕过去。好像豁然开朗，绕不过去就完蛋了。只懂一种文字的话，就一棵树上吊死了。
吴虹飞：您觉得博尔赫斯好翻么？您翻译的作品里哪部作品最难翻？
王永年：好翻。没什么不好翻的东西。反正你看懂原文，你有一定的中文基础，你就能够表达出来。就怕你中文的词汇不够，中文的句法、句型掌握得少，有的句型你就表达不出来。
我就是每天翻译一点，定时定量，并不累的。一点一点啃的话是不累的，一下子啃的东西太大是不行的。你把它拆散了。处理什么问题也是这样的，烦得不得了的话，就先把它剖开来，分成几个部分，一部分一部分把它吃掉就不累了。
吴虹飞：您做翻译是不是也是因为喜欢啊？
王永年：我是为了谋生。外文就是外文嘛。有的文章写得好一点，美一点，有的直白一点。
我就是这个本事，我不做这个做什么？你别以为翻译……那时候翻译就是小生产，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批的啊。不是作为很光彩的事情啊，我就偷偷摸摸地干，所以我就用笔名。
像王仲年用得比较多，雷怡就是西班牙文国王的“王”的音译，另外，在上海的时候用“杨琦”，“杨”是我去世的老伴的姓，“琦”是我一个同事的名字。有的时候，《世界文学》里一期里有我四五篇文章，这时候就不能都署一个名，否则别人会有意见，好像你这个小圈子，专门用自己的翻译，害怕用外面人的稿子。做人很累的，各方各面都要考虑的。
吴虹飞：您认为好的翻译的标准是什么？
王永年：通顺。有的人翻译的东西就疙疙瘩瘩，我不会。另外就是忠实于原文。以前有一个《翻译》杂志，专门批评翻译和介绍翻译。有一篇文章推荐我翻的东西，他说整篇文章多少句点，我的也是多少句点。每个段落的句子的数目完全一致，它是50句，我也是50句，不多不少。
吴虹飞：您跟同年代的翻译家有交往么？
王永年：交往不多，我是独来独往的。因为翻译是个人的工作，不需要合作，不需要团队的。
吴虹飞：现在每天工作多久？
王永年：不多，眼睛也不好了，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在路上》翻译了10个月，每天至少4个小时，这是两年前的事。
其实接这个活儿挺后悔的。你看这个书是没有空当儿的，密密麻麻，没有段落，很扎扎实实的，有多少字就是多少字，占不到便宜。有些书很占便宜的，比如说30个字一行，有的地方是对话，回答说“好”，前引号，后引号，加个句号，4个字就是一行。30个字一行，我4个字就可以解决了。
吴虹飞：以您的历史，在那么多的政治运动中都没有受过牵连，是不是运气很好啊？
王永年：不是运气好，是人好啊！“害人之心不可有”，平时我没有害人之心，能帮忙的时候帮你下忙，人家也下不了手来整你。但有人不是这样，最典型的例子——我们那时出个小错字就是不得了的事情——比如说外文毛主席的毛是“Mao”，打字机上“O”和“L”连在一起，很近，你稍微手一滑，“O”变成了“L”，就变成“Mal”了，“Mal”就是“坏”的意思，毛主席就变成“坏主席”了，真是不得了的事，反革命事件了。
造反派有一个头子，他就把“毛”写成“坏”了。尽管你是造反派也不行。对毛主席不忠，开批判大会，他就痛哭流涕地检讨。在此之前，因为我和他是住一个宿舍的，我就说这个人家比较容易理解，一个字之差，很容易打错的。他作完检讨后，反过来他就把矛头指向我了，说“我这么错，王永年还轻描淡写，说只是一个字母之差，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知道我只是安慰一下，这种事多的是……他可以把自己的错误检讨一下，然后就反对你，因为我进步了，你就是落后了、反动了。
吴虹飞：怀念上海的时光么？
王永年：怀念的。我那时住的地方是上海最好的地方，我做的工作是出版社工作，收入也很好。就是没办法，新华社要办西班牙的广播，到全国去招，最后把我给招来了，待遇还差得多呢。你们可能不知道，原来还有地区差异，上海是最高的。工资要相差一级，一级是什么概念，那时百十来块的工资，最低要差个二十来块。那时一个人的生活费，二十块足够足够了，包括吃喝玩乐。那时我们吃一块猪排，一块大排骨加一点青菜才要一毛钱。（选自吴虹飞《听我讲话要小心 文化名人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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