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理论研究不能忘了“根本”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桥梁。10月11—12日，第二届两岸西方翻译理论再思/批判暨“翻译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此次研讨会由天津外国语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和澳大利亚《翻译中国》杂志社主办，主题为“翻译批评”和“翻译中国”。学者研讨如何理性对待纷纭复杂的西方翻译理论，在中西对话中重新审视和探讨中国翻译理论。
以淡定心态面对西方翻译理论
近年来，我国学者已不再盲目崇拜西方理论，对于西方翻译理论的译介、借鉴，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对于长期被忽视的中国翻译理论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与发掘。
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王铭玉认为，目前，中西翻译理论之间存在着话语不对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引进西方翻译理论，却忽视了中国的翻译理论；梳理西方翻译理论固然意义重大，但更重要的是考虑中国的翻译理论，梳理有哪些流派和思想，哪些部分可以与西方翻译理论切磋对话、和谐共处。
他还表示，今天，需要以淡定心态面对西方翻译理论。“再思”首先是要继续学习，不忽视其可取之处，西方翻译理论的精华部分可作为“枝叶”被吸收入中国翻译理论的构建之中；“批判”意味着分析，意味着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理性认识。尤其重要的是，翻译理论的研究需要“不忘记祖先”，因为这是“根本”。
避免“翻译暴力”现象
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陈大亮表示，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什么，这一问题至今尚无答案。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为“境界哲学”，境界哲学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具有内在渊源关系。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要从境界哲学入手，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性质特点、理论形态、范畴体系等，从而将其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引进了大量西方翻译理论，极大地拓展了视野，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翻译理论研究。不过，一些误读误译给借鉴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值得引起广泛重视。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曹明伦谈到，在我国引介和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误读误译西方翻译学者观点的问题，在翻译研究中误译炮制出许多无中生有的概念，从而使人误以为西方翻译理论晦涩难懂，如广为流行的“翻译暴力”、“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等都是误读的产物，“翻译暴力”实为“对原义的故意改动”，“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则是“文本之外并无插图”。他提出，“翻译研究也需要翻译”值得深思，研究国外翻译理论需要正确的理解，同样引介和借鉴其翻译理论也需要正确的翻译。
寻求中国话语的世界表达
“翻译中国”，意味着中国文学、文化、文明重要成果的“走出去”；在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进程中，学者和翻译家当为寻求中国话语的世界表达贡献应有的力量。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教授朱志瑜回顾了1949年以来由中国译者所做的中国文学英译，在此过程中，《人民中国》、《中国文学》等杂志和《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等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认为，在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和遵循文化传播、交流的规律，注意利用国外文化市场等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文学翻译作为文化传播的手段之一，其作用日益受到重视；汉学家在中国文学翻译中的作用和地位越发凸显。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郑敏宇称，汉学家翻译研究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目前，对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英美汉学家的翻译行为和认知策略进行探讨，深入揭示和客观评价他们在跨语言、跨文化活动中的认知状态、认知方式、认知视角等，对促进文化交流的反省和对话，促进我国文学翻译队伍的培养，乃至对外文化传播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春海）
以淡定心态面对西方翻译理论
近年来，我国学者已不再盲目崇拜西方理论，对于西方翻译理论的译介、借鉴，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对于长期被忽视的中国翻译理论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与发掘。
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王铭玉认为，目前，中西翻译理论之间存在着话语不对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引进西方翻译理论，却忽视了中国的翻译理论；梳理西方翻译理论固然意义重大，但更重要的是考虑中国的翻译理论，梳理有哪些流派和思想，哪些部分可以与西方翻译理论切磋对话、和谐共处。
他还表示，今天，需要以淡定心态面对西方翻译理论。“再思”首先是要继续学习，不忽视其可取之处，西方翻译理论的精华部分可作为“枝叶”被吸收入中国翻译理论的构建之中；“批判”意味着分析，意味着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理性认识。尤其重要的是，翻译理论的研究需要“不忘记祖先”，因为这是“根本”。
避免“翻译暴力”现象
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陈大亮表示，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什么，这一问题至今尚无答案。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为“境界哲学”，境界哲学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具有内在渊源关系。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要从境界哲学入手，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性质特点、理论形态、范畴体系等，从而将其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引进了大量西方翻译理论，极大地拓展了视野，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翻译理论研究。不过，一些误读误译给借鉴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值得引起广泛重视。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曹明伦谈到，在我国引介和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误读误译西方翻译学者观点的问题，在翻译研究中误译炮制出许多无中生有的概念，从而使人误以为西方翻译理论晦涩难懂，如广为流行的“翻译暴力”、“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等都是误读的产物，“翻译暴力”实为“对原义的故意改动”，“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则是“文本之外并无插图”。他提出，“翻译研究也需要翻译”值得深思，研究国外翻译理论需要正确的理解，同样引介和借鉴其翻译理论也需要正确的翻译。
寻求中国话语的世界表达
“翻译中国”，意味着中国文学、文化、文明重要成果的“走出去”；在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进程中，学者和翻译家当为寻求中国话语的世界表达贡献应有的力量。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教授朱志瑜回顾了1949年以来由中国译者所做的中国文学英译，在此过程中，《人民中国》、《中国文学》等杂志和《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等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认为，在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和遵循文化传播、交流的规律，注意利用国外文化市场等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文学翻译作为文化传播的手段之一，其作用日益受到重视；汉学家在中国文学翻译中的作用和地位越发凸显。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郑敏宇称，汉学家翻译研究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目前，对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英美汉学家的翻译行为和认知策略进行探讨，深入揭示和客观评价他们在跨语言、跨文化活动中的认知状态、认知方式、认知视角等，对促进文化交流的反省和对话，促进我国文学翻译队伍的培养，乃至对外文化传播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春海）
（编辑:T-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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