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小说亟待摆脱“被翻译焦虑”
最近，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收到朋友从法国发来的邮件，告诉他一位中国著名研究西学的教授，在法国出版了其作品的译本。译本印刷很漂亮，但是那个出版社却从来没听说过，朋友到网上一查，发现尽管到处都是出版社总经理的联系方式，但这个出版社根本就不存在，书的印数也很少，读者根本看不到。
罗岗说：“这种现象背后，其实是当代中国文化界普遍被一种‘被翻译焦虑’裹挟。”。这一观点得到了包括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在内的多位学者的认同。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这种焦虑的存在，直接催生了一批专门面向中国的莫须有的出版社，同时也使得葛浩文关于“翻译可以只考虑海外受众而不必重视原文”的论调成为翻译界的主流。
看重翻译背后，是缺乏文化自信
从表面上看，“被翻译焦虑”源自将自己的作品介绍到西方去的强烈意愿。
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表示，现在正在写作、开始写作的中国作家，是现代以来作家中很特殊的一代。这一代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坐在家里，面对电脑，他心中预想的那个读者，既包括中国读者，又包括外国读者。“像鲁迅、沈从文他们不会考虑这个。当然从理念上说文学是面向全人类的，但是就具体的创作状态来说，恐怕鲁迅他们很少会想到我这个小说的读者除了中国人还有美国人、欧洲人、柬埔寨人或者埃及人，他不会想这些问题。但是现在，很多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想到，我这个作品还要卖到纽约、伦敦去，这其实是中国文学现当代以来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在罗岗看来，文化界的“被翻译焦虑”，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对自己所依托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缺乏自信，不认为自己可以依靠这样的传统和世界对话。实际上，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在写作时都会很看重翻译，这是因为他们潜意识里认为来自西方的标准代表了文学的标准。带着这样的认识，写作时就会不自觉地想：我要不要够上这个标准？罗岗举了个例子，现在很多作家为了更好地让西方读者接受，会特别看重在作品中刻画人性，而且是抽象的人性。“但人性是不能脱离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甚至某种情况下东西方文化中对人性的定义是不同的。比如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父母亲为孩子牺牲一切，这是西方人不能理解的。如果把西方的标准理解为最高效果，就会觉得这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译者被急于得到翻译的中国文坛“宠”坏
不久前，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来上海，在与中国学者座谈时，针对中国作家不会英语、中国作家的作品很难翻译等提出批评。在不少学者看来，这位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摆出如此高高在上的姿态，很大程度上正是被急于得到翻译的中国文坛“宠”坏了。
“葛浩文一个法宝就是他可以改写作家的作品，只要适合美国人，只要适合读者阅读，关于原著怎么样，甚至可以不重视，这种论调已经变成翻译界的主流。”陈思和这样表示。罗岗也表达了同样的不满：“虽然《狼图腾》这个小说我并不喜欢，但是英文版的《狼图腾》跟中文版的《狼图腾》完全是两本书。凭什么葛浩文可以因为‘成语太多’、‘难以翻译’这样的理由对中国文学作品横加指责，而我们竟然都欣然接受？我想全世界也没有翻译家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原著进行挑剔。”
更重要的是，“被翻译焦虑”裹挟之下的当代文学创作，没有产生很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很多作家在写作时内心缺乏宁静，会下意识地想象自己的作品经过翻译之后会是什么效果，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会是什么样，甚至把来自西方的要求内化为自己的标准，在不知不觉间被异化。罗岗说：“所以王安忆的小说显得这么突出，因为它们带有强烈的本土色彩，读者必须有在地经验，才能进入它所构建的世界。这样的作品对翻译是一种挑战，译者须以尊重他者的文化为前提，尊重作品本身，千方百计使自己的翻译靠近原本。遗憾的是，这样的作品在我们的当代文学中很少。”
罗岗说：“这种现象背后，其实是当代中国文化界普遍被一种‘被翻译焦虑’裹挟。”。这一观点得到了包括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在内的多位学者的认同。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这种焦虑的存在，直接催生了一批专门面向中国的莫须有的出版社，同时也使得葛浩文关于“翻译可以只考虑海外受众而不必重视原文”的论调成为翻译界的主流。
看重翻译背后，是缺乏文化自信
从表面上看，“被翻译焦虑”源自将自己的作品介绍到西方去的强烈意愿。
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表示，现在正在写作、开始写作的中国作家，是现代以来作家中很特殊的一代。这一代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坐在家里，面对电脑，他心中预想的那个读者，既包括中国读者，又包括外国读者。“像鲁迅、沈从文他们不会考虑这个。当然从理念上说文学是面向全人类的，但是就具体的创作状态来说，恐怕鲁迅他们很少会想到我这个小说的读者除了中国人还有美国人、欧洲人、柬埔寨人或者埃及人，他不会想这些问题。但是现在，很多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想到，我这个作品还要卖到纽约、伦敦去，这其实是中国文学现当代以来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在罗岗看来，文化界的“被翻译焦虑”，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对自己所依托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缺乏自信，不认为自己可以依靠这样的传统和世界对话。实际上，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在写作时都会很看重翻译，这是因为他们潜意识里认为来自西方的标准代表了文学的标准。带着这样的认识，写作时就会不自觉地想：我要不要够上这个标准？罗岗举了个例子，现在很多作家为了更好地让西方读者接受，会特别看重在作品中刻画人性，而且是抽象的人性。“但人性是不能脱离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甚至某种情况下东西方文化中对人性的定义是不同的。比如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父母亲为孩子牺牲一切，这是西方人不能理解的。如果把西方的标准理解为最高效果，就会觉得这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译者被急于得到翻译的中国文坛“宠”坏
不久前，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来上海，在与中国学者座谈时，针对中国作家不会英语、中国作家的作品很难翻译等提出批评。在不少学者看来，这位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摆出如此高高在上的姿态，很大程度上正是被急于得到翻译的中国文坛“宠”坏了。
“葛浩文一个法宝就是他可以改写作家的作品，只要适合美国人，只要适合读者阅读，关于原著怎么样，甚至可以不重视，这种论调已经变成翻译界的主流。”陈思和这样表示。罗岗也表达了同样的不满：“虽然《狼图腾》这个小说我并不喜欢，但是英文版的《狼图腾》跟中文版的《狼图腾》完全是两本书。凭什么葛浩文可以因为‘成语太多’、‘难以翻译’这样的理由对中国文学作品横加指责，而我们竟然都欣然接受？我想全世界也没有翻译家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原著进行挑剔。”
更重要的是，“被翻译焦虑”裹挟之下的当代文学创作，没有产生很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很多作家在写作时内心缺乏宁静，会下意识地想象自己的作品经过翻译之后会是什么效果，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会是什么样，甚至把来自西方的要求内化为自己的标准，在不知不觉间被异化。罗岗说：“所以王安忆的小说显得这么突出，因为它们带有强烈的本土色彩，读者必须有在地经验，才能进入它所构建的世界。这样的作品对翻译是一种挑战，译者须以尊重他者的文化为前提，尊重作品本身，千方百计使自己的翻译靠近原本。遗憾的是，这样的作品在我们的当代文学中很少。”
（编辑:卢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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