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没有禁区 但译者心里该有杆秤
经典翻译与《小王子》
外国一流的或是二流的重要文学经典作品，在每个时代都有新译本出现，这是正常的事情。一个好的译者使得一个好的译本更加符合当下的审美习惯，语言上的变化本身也会造就新译本。另外在翻译追求的理念上，有主张回归本土派，有创造翻译的异化派，不同的翻译风格产生了新译本，这也是正常的事情。
中国在1992年加入版权公约，20年过去了，整个出版翻译过程中，因为经济商业利益的目的太多，而没有从经典传播的角度出发。
以前就曾出现过，翻译被盗用的情况，一个人可以翻译五六个语种，一看就不是真正的翻译家所为。这个情况对翻译界是极为不利的。而对一个新译本进行炒作，或许是拼凑而成但号称最佳译本，这是有违翻译精神的。每一代法语翻译家都在进行努力，《红与黑》算是特别多的了，《小王子》有二十多个译本，这有点浪费了，那还不如把精力放在那些更值得介绍的当代作品中。
这几年文学翻译批评发展起来，对翻译的文本进行纠错，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出版社与读者、编者与译者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才有利于更加健康的环境。就像中国名著翻译到国外去，有人说，这就像一场奇遇。一个好的译者能开拓一个作家在异国的生活，而如果一个译者把作者的翻译东拼西凑，那生命就被糟蹋了。
《小王子》译本中，我特别喜欢周克希的。在前辈的翻译家中，我特别喜欢傅雷，他的作品能够屹立五十年不倒，给我们做出了典范。傅雷翻译巴尔扎克的时候，每天工作八个小时，也就能翻译1500字左右。他也曾说过，每本书要读五六遍，读不懂是不敢下手的。而且他翻译要做三稿，修改之后，那就等于六稿，最后一遍校对，一共七稿。这样认真的态度，有助于读者对原文的理解，达到完美的境地。
译本需要“三关”把守
翻译因书而异，我翻译文学名著，有的时候比较快，慢的时候也就一天一二百字。罗新璋翻译《红与黑》，每日只得三五百字，郭宏安翻译每天也就两三千字，这是常态，而实际越翻译越如履薄冰。因为对原文的理解是无止境的，而优秀的译者对语言的本身都有更高的追求。译者需要有质量意识，因为优秀的译本把读者引向作者，而差译本则离间了读者和作者。
译本之间的质量相差很多，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郭宏安翻译的加缪都具有典范性。好的译本需要三关把守，“译者、编者、主编”，所以我说很多差的译本都是因为“三关失守”。译者本身错，编者不懂，主编更挑不出来，何谈质量？
时过境迁，相比前辈，现在的译者责任更加重大。首先是选择什么样的作品进行翻译，葛浩文把莫言的书翻译成英文，他曾经提过，选择什么翻译是重要的，选择错了，就把这个国家在国外的路给堵死了。其次，一个翻译者要选择什么样风格的作品来表达，译者要具备知识性，避免产生误导。最后，一个翻译者翻译几十万字，难免要出错，重要的是怎么踏实地走好每一步，让原著更加贴近读者。
200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莱齐奥的作品是我翻译的，后来我还重新翻译了巴尔扎克的《贝姨》、《邦斯舅舅》等，是为了学习傅雷的翻译，进行新的表达。现在我不太做重新翻译的工作，因为重译发展的余地很小。有出版社曾经请我重译《约翰·克里斯朵夫》，都签了合同了，但是我退了，因为傅雷当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了。最近我更关注翻译的教育研究工作，南京大学成立了翻译硕士研究班，新时期的翻译需要责任和眼光，所以我们从道德和技术两个层面进行培养。
翻译没有禁区，不是学院培养的一定比自学的优秀。而是译者心里要有杆秤，有严肃的精神和对原作的尊重，再借助翻译进行表达。我们当然不排斥新的翻译个性和尝试。
许钧：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1998年两度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奖译金”。他曾参与翻译《追忆似水年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著作。
（编辑:卢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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