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希演讲稿：我心目中的翻译
文采来自透彻的理解：我心目中的翻译
——周克希在复兴论坛的演讲
周克希，著名翻译家，曾在华东师大数学系任教28年。后调至译文出版社工作，并继续翻译文学作品。译作有《追寻逝去的时光·卷一·去斯万家那边》、《追寻逝去的时光·卷二·在少女花影下》、《追寻逝去的时光·卷五·女囚》、《包法利夫人》《小王子》等小说及《几何·群的作用，仿射与射影空间》等数学著作。著有随笔集《译边草》。
翻译是一种生活方式
文学翻译是我的第二次人生，于我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种子是少年时代埋下的。初中时看书多而杂，对《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傲慢与偏见》的译者不胜向往之至。高中毕业时在理科和文科间进行选择，最后报考复旦数学系以遂母亲心愿。去法国后，在巴黎高师这样一个随处都能感受到哲人余韵的宽松环境里，思路开阔了，胆子也大了，觉得人生道路宽广得很，改行去做自己热爱的事并非大逆不道。但真的跨出这一步，毕竟又等了十年。刚回来，觉得既然受惠于公派，应当有一段时间报效学校才是。真正改行时，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就这样，少时埋下的种子，在学了五年数学、教了二十八年数学之后，终于发了芽，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最近看到羽毛球名将林丹的一段话，颇有感触。他在《直到世界尽头》中说：“人这一辈子，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真的很难得。坚持自己的理想吧，也许会失败，但也不枉这辈子有过一次这么坚持自我、义无反顾地做好一件事的经历。生活永远被人安排好了，你不觉得这样很没意思吗？有时候，成功只是因为你多坚持了一下。”
我决定改行、坚持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时候，好朋友觉得我“作”。但我义无反顾，支撑我的是历久弥新的兴趣，是对文学翻译的热爱。
兴趣和热爱，随着岁月的老去，也许会慢慢淡去，但与此同时，它们会转变成一种习惯；一旦真的失去这种淡淡的维系，你似乎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用普鲁斯特的话说，习惯是你慢慢养成的，但是当你把它养成养大之后，它就会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自在之物，变得比你强大，使你难以摆脱它。在译《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和第二卷时，我几乎处于一种“沉溺”的状态。当时给台湾的好友刘俐女士写信，曾提到过这种状态，具体怎么写现在想不起来了，但她略带调侃的回信我还保留着：“读到你在译Proust的两三年间，失眠、忧郁，甚至六亲不认，我深觉不安。一直怂恿你去干这种呕心沥血的活，未免残忍。译一本书，必须与它朝朝暮暮，耳鬓厮磨，非得amoureux（恋爱）才行。‘失眠、忧郁，甚至六亲不认’，这倒像是amoureux的症候。”如今我老了，体力、精力都不如当初amoureux之时，心态也发生了变化，觉得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不用走得太快，不妨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何况这段旅程已经走了大半，更得走得慢些才是。普鲁斯特和他的《追寻》，我虽钟爱如初，却也终有一别的时候。但我想，在剩下的旅途上，翻译这个习惯，未必摆脱得了，即便或许不译普鲁斯特，也会译别的东西，只不过，它们也许译起来轻松一些，更适合已入老境的译者一些。
不过说到底，让工作成为习惯，或许还是一种却老的方式。《情人》的作者杜拉斯说过一句话：La seule facon de remplir le temps，c’est de le perdre.大致的意思是：让时间变得充实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它消磨掉。这不是跟项鸿祚的那句“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颇为相似吗？法国诗人维尼（Vigny）则是从更为积极的角度说的：Le travail est beau et noble（工作是美好而高尚的）。前辈作家陈学昭有本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书名显然就是化用维尼的这句话。工作着是美丽的；如果在有生之年还能有一段不太短的时间享受这种美丽，那就是上天对我的眷顾了。
翻译是感觉的过程
翻译是一种感觉，亦即找出文字背后的东西的过程。外文、中文都可以，是否就能做个好译者？实践表明：未必。原因就在于翻译是“化学反应”，往往需要添加催化剂，添加催化剂的过程就是感觉的过程。
感觉，意味着全身心的投入。投入，就要聚精会神，如狮搏兔。要尽可能地找到作者写作时的感觉，亦即文字背后的东西（好的文字是“可以扪触到”的，其中蕴含着作者对人生的思考，以及他的生活状态和写作时的情绪）。记得汪曾祺的女儿在回忆文章中说，汪先生在构思新作时，会“直眉瞪眼”地坐在沙发里，就像下蛋的母鸡。这形容的不也是聚精会神吗？
投入，就要充满柔情，“犹如母熊舔仔，慢慢舔出宝宝的模样”，静静地、仔细地把感觉到的东西在译文中传达出来，让读者也能感觉到它。一样东西，你真心爱它，就会日久生情，这个情，对翻译而言就是感觉。前一阵想练毛笔字，为此请教克艰兄，他说了四个字：念兹在兹。他说得对，练字也好，翻译也好，倘若能心心念念想着你要写的字、要寻觅的词句，那么，老天爷大概也会觉着你可怜见的。翻译的所谓甘苦，往往就在这样的寻寻觅觅之中。苦思冥想而觅不到一个恰当的词、一个恰当的句式，是翻译中常有的事。有一段时间，我床边总放着一张纸和一支笔，半夜醒来突然想到一个合适的词或句子，马上摸黑写下来，第二天清晨看着歪歪斜斜的字，心里充满欢喜。
投入，就要舍得花时间，花精力。梁实秋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某太太烧萝卜汤特别好，朋友请教其中诀窍，答案是烧的时候要舍得多放排骨，多放肉。这个道理，大概在翻译上也适用，那就是译者在翻译时要舍得多花时间、多花精力。做文学翻译，我不是“行伍”出身，没有接受过严格的训练。多年来，我不敢懈怠偷懒，我知道，只有舍得多花时间，多花精力，才有可能在跌打滚爬中有所长进。
感觉，未必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特质。或许有的人天生感觉比较敏锐，这些人当作家、翻译家，自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我想，感觉的敏锐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磨炼出来的。沈从文给学生出的作文题“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完全是训练感觉敏锐度的。
文采来自透彻的理解
翻译的文采首先来自对原文透彻的理解，来自感觉的到位。自己没弄明白、没有感觉的东西，是不可能让读者感觉到的。理解透彻了，感觉到位了，才有可能找到好的译文，才能有文采。
文采，并不等于清词丽句。文字准确而传神，就有了文采。好的文字，不是张扬的、故作昂扬的，不应是“洒狗血”，也不应是过于用力的。好的文字有感觉作为后盾，有其内在的张力（“黏性”）。即便李白这样的大诗人，也难免有洒狗血的时候。汪曾祺在一篇文章中说：“（与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相比之下，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就有点洒狗血，李白写了很多好诗，很有气势，但有时底气不足，便只好洒狗血，装疯。他写泰山的几首诗都让人有底气不足之感。”即便是周作人这样的散文大家，也难免有着力太过的地方。他有一段写废名的话很有名：“（废名的文字）好像是一道流水……凡有什么汊港弯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再往前走去。”但还是汪曾祺，很中肯地指出：“周作人的序言有几句写得比较吃力，不像他的别的文章随便自然，‘灌注潆洄’、‘披拂抚弄’，都有点着力太过。”
回到翻译上来。译文要求准确、传神，落脚点还是感觉。举例来说，《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末尾处有一段描写布洛涅树林景色的文字。其中有一句我译成：“风吹皱大湖的水面漾起涟漪，它这就有了湖的风致；大鸟振翅掠过树林，它这就有了树林的况味……”（“大湖”是布洛涅树林中一个湖的名称，“树林”则指布洛涅树林）。原文是le vent ridait le Grand Lac de petites vaguelettes, comme un lac; de gros oiseaux parcouraient rapidement le Bois, comme un bois, … “有了……的风致”、“有了……的况味”从字面上看是原文所没有的，但从意蕴上看确确实实又是有的。
但找准感觉并不一定是“做加法”。《情人》一开头，有句为不少读者所激赏的译文：“太晚了，太晚了，在我这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早，也过于匆匆。”语调低回而伤感。但在原文中，这是一个语气相当短促的句子（Très vite dans ma vie il aététrop tard.）。译文的感觉与原文出入较大，也许不妨改译作：“一切都来得很仓促，一开始就已经太晚了。”这样译，有点“以短促还其短促，以枯冷还其枯冷”的意思。
感觉不同，用词的色彩自会不同。《包法利夫人》中写到elle s’enflammaitàl’idée de cette taille si robuste et siélégante, … 我没有译作“她淫心荡漾，按捺不住地想到另一个男子”，我觉得那种译法的强烈贬义色彩，是原文所没有的（按照福楼拜的创作原则，他也不会那么写）。依据我所感觉到的作者的意思，我把这个句子译作“她心里像烧着团火，如饥似渴地思念着……”。有的词很简单，感觉却并未必简单。比如，福楼拜写到爱玛被罗道尔夫抛弃后，大病一场。养病期间，每天下午坐在窗前凝神发呆，“其时，菜市场顶篷上的积雪，把一抹反光射进屋里，白晃晃的，immobile，……”最后那个词，有译成“雅静”的（“一片雅静的白光”），也有译成“茫茫”的（“一片茫茫的白光”），但在我看来，那样的译法，似都仅与光线的状态有关，而与爱玛的心态无涉。在我的感觉中，那是一种“以外写内”（即以外在的动作、状态，来描写人物的心理）的手法，所以我把immobile译作“凝然不动”。这是我对光线的感觉，也是我对爱玛心态的感觉。
更极端的例子，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从引入中学教材的译文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若……则……”、“∵（因为）……∴（所以）……”这种源自简洁、准确的文采。更一般地说，数学语言，常会让我为它们的美而心折。我常举的例子，是极限的定义。极限，这么一个看似谁都明白的概念，困扰过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最后，法国数学家柯西（Cauchy）终于给出了严格的极限定义，为数学大厦奠定了坚实基础。那短短两行数学语言，在我眼里几乎是人类语言美的极致。
当然，数学语言之所以美，是因为它们被用于数学的领域。我从数学改行，从事文学翻译以后，心里时时在警惕：有两种腔调要尽量避免，那就是数学腔和翻译腔。其实，还有一类词也是要避免的，那就是“通过”、“根据”之类的文件用语。这类词自有它们的用武之地，但在文学翻译中，我想应该慎用——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不用这类所谓“大字眼”的。
翻译是一种平衡
文学翻译是一种平衡：在作者与读者间求平衡。在“存形”与“求神”间求平衡。在快与慢之间求平衡。在自信与存疑之间求平衡。在平常心与追求完美之间求平衡。
译者是“一仆二主”，既要“伺候”好作者，又要“伺候”好读者。比如说，普鲁斯特多写长句，法国研究者曾以七星文库本第一、二卷为蓝本做过统计：句长10行以上的占23%，5-10行的占38%，亦即61%是5行以上的长句。译文当然应该保留这种“长而缠绵”的韵味，但中文的结构不同于法文（从句、插入语可以“甩在后面”或“插在中间”而眉目仍清楚），译文必须让读者感觉到长而可读。这就是一种平衡。
译者要在形似和神似之间求得平衡。若能形神兼备，自然再好不过。机缘凑巧的话，译者也能遇上这种幸运的时刻。前面举过的例子中，immobile的释义就是“静止，不动”。译成“凝然不动”，看似得来全不费工夫，其实不是这样。译者的思绪是在很多词之间游荡了一圈、踟蹰了一番过后，才最终回到离出发点不远的“凝然不动”上来的。s’enflammer的情况，也大致相仿。词如此，句式也如此，能用最贴近原文的形式来译（既存形，又传神），当然不必舍近求远。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问题要复杂得多。
过于“自由”，天马行空，那不叫神似，那是“捣糨糊”。但过于拘泥，motàmot（word by word，逐字对译），那样的译文也会令人不堪卒读。这种“存形”与“求神”之间的平衡，杨绛先生把它归结为“翻译度”的把控。掌握好“翻译度”，是译者必需做的工作。有些作家朋友希望译者不要“加工”，把原作“原原本本”地翻译出来，好让他们看清外国的同行究竟是怎样写的。但这种要求译者“几乎不介入”的翻译，其实是行不通的——除非把翻译交给机器去做。
译得快些，还是译得慢些，这是个问题。译者当然愿意译得快一些，可是他一定不能贪快，不能以牺牲质量作为求快的代价。翻译恐怕是不大会有“天才”的，我相信“慢工出细活”。而在这个浮躁的年头，要能“慢翻译”，首先就要有对文字的敬畏感，以及对读者的敬畏感。当一个译者对读者的宽容充满感激，而且对未来的读者充满期待的时候，他就有了这种敬畏感。
译者必须有自信，哪怕面对一位令他景仰、崇拜的作者，他也要以一种“平等对话”的姿态，去跟作者“交流”。否则，感觉云云就无从谈起。译者的自信，有时首先来自不迷信。当你在读一个译本，发现其中有些词句或是费解，或是刺眼的时候，倘若你能把原著找来，逐字逐句对照着读，说不定你就能在无形中生出几分底气。倘若你有志于翻译，说不定你就会自己动手，悄悄地试译一些东西。一不小心，说不定你就会走上翻译之路。自信，在更多的情况下来自长期的跌打滚爬，当你打过几场“硬仗”，终于“杀开一条血路”之时，你的感慨会化成一种自信。但是，正因为你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你一定会感到自己的不足，一定会在内心有一份谦卑，一定会在翻译时如履薄冰、时时存疑。举个现成的例子。前几天重读福尔摩斯探案中的《波西米亚丑闻》，心里就升起过几团疑云。华生婚后去贝克街看望福尔摩斯。“他的态度不很热情，这种情况是少见的，……”这句译文看着就让人生疑，难道在译者心目中，福尔摩斯竟然经常是很热情的？原文是His manner was not effusive. It seldom was；… 问题显然就在对后半句的理解上。在我想来，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他的态度向来是难得热情的”，也就是说，在福尔摩斯身上，热情这种态度一向是很罕见的。于是后半句也就顺理成章了：“不过我觉得，见到我他还是高兴的”。不热情，但心里是高兴的，这才像福尔摩斯。接下去的译文，几乎有点吊诡的意味：福尔摩斯“把他的雪茄烟盒扔了过来，并指了指放在角落里的酒精瓶和小型煤气炉”。酒精瓶？小型煤气炉？实在费解得很。一查原文，是a spirit case and a gasogene。简单地说，就是放威士忌的酒架和苏打水瓶，福尔摩斯的意思是说，要喝兑苏打水的威士忌的话，请自便。这样的场景，发生在伦敦的贝克街，发生在福尔摩斯和华生之间，就比较合乎情理了。
译者还要在平常心和追求完美之间求平衡。一个译者，总想让自己的译作更完美些；所谓念兹在兹，指的不仅是译事进行之时，而且是译作成书以后。我的译文，是七改八改改出来的；出书以后，有时也还会改来改去。《小王子》初版时，apprivoiser这个词译成“驯养”，再版时，先是改成“跟……要好”，然后又改回“驯养”。如此折腾，一则说明译者功力有所不逮，二则恐怕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翻译的“无定本”性。翻译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译者只有保持一颗平常心，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哪怕回过头去看那些脚印时，心中会有遗憾。
《追寻》似可有个选读本
说到译者的平常心，还有件事想提一下。普鲁斯特的《追寻逝去的时光》，我在译出第一、二、五卷以后，渐渐萌生出一个想法：这部七卷本的小说，不妨有个选读的译本。曾经看到过的法郎士的一段话，更加深了我的这个印象。1919年，普鲁斯特的《在少女花影下》（《追寻》第二卷）参评龚古尔奖，当时已75岁的法郎士表示不想读这本书，他叹息道：“生命过于短暂而普鲁斯特太长了……”要知道，阿纳托尔·法郎士可是普鲁斯特年轻时极为推崇的大作家，《追寻逝去的时光》中作家贝戈特这个人物，正是以法郎士为原型创作的。我们当下的社会，各种压力更大，跟普鲁斯特的长卷相比，我们的生命似乎更为短暂。如果能编一个《追寻》选读本，选取原作中的片段，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然后用“串联词”把它们串联起来，把故事脉络和人物关系交代清楚，也许可以让更多的人有兴趣、有时间、有勇气读它，让更多的读者领略普鲁斯特到底好在哪儿，激发阅读全部文本的热情。这件事，做起来一定会有重重困难。若要做成它，首先还得要有颗平常心。有了平常心，才可能走得更远。
关于我心目中的翻译，就先讲这些。大家花了不少时间，听我说一些个人的感受。请允许我说一句：谢谢大家的宽容。
（编辑:卢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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