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胜潮揭秘外交部翻译工作
有人说：“翻译就像一只美丽的天鹅，它的上半身，永远都是亭亭玉立，妩媚动人，而你看不到的下半身，则在水中不停地扑腾。”对于咱们普通百姓而言，给领导人当翻译是很风光，也是很神秘的。那么，他们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工作经历？今天，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处长费胜潮就带着我们走近外交部翻译室的高级翻译，来聆听他们的故事。
总理喊话 翻译也得铆足劲
翻译他人的话语是平实的，还是富有感情的？曾多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提供翻译服务的费胜潮认为，通常来看，做一名有感情的翻译是必要的，“当他人的话语富有感情时，作为一名翻译是不可能处在平淡的感情状态中的。”
在这方面，费胜潮就有着自己的经历。虽然时隔一年多，但是他回忆起当时跟随温家宝总理到汶川映秀的情景，仍然觉得就发生在昨天。
那是2008年5月24日的映秀，温家宝总理在震后的废墟上会见了中外记者，费胜潮担任翻译。现在他还记得当时温家宝总理的话语：“这场地震举世关注，因为它是一起罕见的地震，其强度之大、范围之广、破坏之重，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正在紧张地进行抗震救灾工作。”温总理的话让当时的中外记者听到了信心，听到了希望，“希望你们三个月以后来看这里，这里会更加有序，三年以后来看这里，这里会建设得更好！”
费胜潮说：“当时总理就举着一个喊话器在喊话，由于我要记笔记，一位同事主动帮我举着另一个喊话器。总理的话十分振奋人心，我翻译的时候也特别注意选择合适的词语和句型，并铆足力气，提高音量，倾注感情，尽可能把总理讲话的深情和感染力传递出去。”
“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怎么翻
作为一名高级翻译，怎样译好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词汇，特别是政治词汇，这也是他们要思索的问题。
费胜潮坦言，这是翻译中的一个难点。曾经有一些人士建议，翻译这些中国特有词汇的时候就采用“拼音化”，比如说“三个代表”就翻译成 “san ge dai biao”，但是这一建议并没有得到认可。费胜潮认为，这不利于两种语言之间的沟通。如今，“三个代表”被翻译成“three represents”。但是面对这样的翻译，一些外国朋友还是不懂其中的含义，这时就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在翻译中国特有词汇的时候，如 “科学发展观” 译为“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有些外国友人表示不解：“这个词汇跟科学有关？跟工程有关？”于是有人建议采取替代的方式，按照“可持续发展”来翻译。但是费胜潮表示，这种替代翻译的是部分，是局部，还欠全面。
另外，在翻译过程中，高级翻译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口语词汇形象生动，但往往不易找到合适的对应词，比如说“柳暗花明又一村”等。费胜潮介绍，在翻译这类语言时，日常需要多注意积累一些英语俗语；如暂无对应说法则需要查工具书，找到尽可能多的不同译法，从中选择，加以润色；如查不到或口译来不及查，则可视情况现场直译或意译，事后再推敲较好的译法。
“天书”是怎样炼成的
人们常会看到翻译在领导人身后飞快地记录着，那么他们的笔记本上都在记录着什么呢？他们又是怎么做到快速记下话语然后来翻译的呢？
费胜潮介绍，他们一进入翻译室就要经历“魔鬼训练”，“每天都是大量高强度的培训，一天长达8个小时，培训内容包括记忆、笔记和同传。”
“魔鬼训练”中最难的是笔记，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从一开始只能记下大意到后来逐字逐词地进行复述和翻译。笔记中可以使用中文、英文、数字和符号，每一个人都还会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技巧和偏好。对于这些使用符号辅助记录的笔记，翻译们笑谈，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天书”吧。
那么“天书”里面究竟在写些什么呢？费胜潮介绍，比如“继续”他就会用横着的箭头表示，上升的箭头表示“发展”，拒绝则是一个叉，同意则是一个对勾。符号也能表示一句话，“很高兴见到你”就用一个笑脸表示。
在“天书”中，一些特定的词汇也能用符号或者数字来表示，“六方会谈”就会记录成6加上一个圆圈，5个常任理事国就会写成“p5”。
“我们会快速地记录下来，然后依据笔记的提示完成翻译任务。”费胜潮说。
双向翻译要追踪外国领导人讲话
外交部的高级翻译在工作中还有一项就是提供双向翻译，“像英、美、俄、日等国家都有外中翻译力量，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供双向翻译，也就是给外国的领导人做翻译。”
在给外国领导人做翻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呢？费胜潮说，由于各国领导人语音各异，所以最好能找到该领导人的视频音频材料，反复聆听他的发音，这样才能又快又好地领会并翻译他的话。
追踪外国领导人的发言材料，高级翻译一般都会在联合国网站搜寻联大讲话记录，另外外国政府网站上的视频也是他们搜寻的重点，“里面会有他们的近期讲话，我们会着重看他的关注点在哪里，看他在一些重大的国内以及国际地区问题上的看法，然后从词汇、语言、政策上做相应的准备。”
总理喊话 翻译也得铆足劲
翻译他人的话语是平实的，还是富有感情的？曾多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提供翻译服务的费胜潮认为，通常来看，做一名有感情的翻译是必要的，“当他人的话语富有感情时，作为一名翻译是不可能处在平淡的感情状态中的。”
在这方面，费胜潮就有着自己的经历。虽然时隔一年多，但是他回忆起当时跟随温家宝总理到汶川映秀的情景，仍然觉得就发生在昨天。
那是2008年5月24日的映秀，温家宝总理在震后的废墟上会见了中外记者，费胜潮担任翻译。现在他还记得当时温家宝总理的话语：“这场地震举世关注，因为它是一起罕见的地震，其强度之大、范围之广、破坏之重，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正在紧张地进行抗震救灾工作。”温总理的话让当时的中外记者听到了信心，听到了希望，“希望你们三个月以后来看这里，这里会更加有序，三年以后来看这里，这里会建设得更好！”
费胜潮说：“当时总理就举着一个喊话器在喊话，由于我要记笔记，一位同事主动帮我举着另一个喊话器。总理的话十分振奋人心，我翻译的时候也特别注意选择合适的词语和句型，并铆足力气，提高音量，倾注感情，尽可能把总理讲话的深情和感染力传递出去。”
“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怎么翻
作为一名高级翻译，怎样译好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词汇，特别是政治词汇，这也是他们要思索的问题。
费胜潮坦言，这是翻译中的一个难点。曾经有一些人士建议，翻译这些中国特有词汇的时候就采用“拼音化”，比如说“三个代表”就翻译成 “san ge dai biao”，但是这一建议并没有得到认可。费胜潮认为，这不利于两种语言之间的沟通。如今，“三个代表”被翻译成“three represents”。但是面对这样的翻译，一些外国朋友还是不懂其中的含义，这时就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在翻译中国特有词汇的时候，如 “科学发展观” 译为“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有些外国友人表示不解：“这个词汇跟科学有关？跟工程有关？”于是有人建议采取替代的方式，按照“可持续发展”来翻译。但是费胜潮表示，这种替代翻译的是部分，是局部，还欠全面。
另外，在翻译过程中，高级翻译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口语词汇形象生动，但往往不易找到合适的对应词，比如说“柳暗花明又一村”等。费胜潮介绍，在翻译这类语言时，日常需要多注意积累一些英语俗语；如暂无对应说法则需要查工具书，找到尽可能多的不同译法，从中选择，加以润色；如查不到或口译来不及查，则可视情况现场直译或意译，事后再推敲较好的译法。
“天书”是怎样炼成的
人们常会看到翻译在领导人身后飞快地记录着，那么他们的笔记本上都在记录着什么呢？他们又是怎么做到快速记下话语然后来翻译的呢？
费胜潮介绍，他们一进入翻译室就要经历“魔鬼训练”，“每天都是大量高强度的培训，一天长达8个小时，培训内容包括记忆、笔记和同传。”
“魔鬼训练”中最难的是笔记，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从一开始只能记下大意到后来逐字逐词地进行复述和翻译。笔记中可以使用中文、英文、数字和符号，每一个人都还会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技巧和偏好。对于这些使用符号辅助记录的笔记，翻译们笑谈，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天书”吧。
那么“天书”里面究竟在写些什么呢？费胜潮介绍，比如“继续”他就会用横着的箭头表示，上升的箭头表示“发展”，拒绝则是一个叉，同意则是一个对勾。符号也能表示一句话，“很高兴见到你”就用一个笑脸表示。
在“天书”中，一些特定的词汇也能用符号或者数字来表示，“六方会谈”就会记录成6加上一个圆圈，5个常任理事国就会写成“p5”。
“我们会快速地记录下来，然后依据笔记的提示完成翻译任务。”费胜潮说。
双向翻译要追踪外国领导人讲话
外交部的高级翻译在工作中还有一项就是提供双向翻译，“像英、美、俄、日等国家都有外中翻译力量，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供双向翻译，也就是给外国的领导人做翻译。”
在给外国领导人做翻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呢？费胜潮说，由于各国领导人语音各异，所以最好能找到该领导人的视频音频材料，反复聆听他的发音，这样才能又快又好地领会并翻译他的话。
追踪外国领导人的发言材料，高级翻译一般都会在联合国网站搜寻联大讲话记录，另外外国政府网站上的视频也是他们搜寻的重点，“里面会有他们的近期讲话，我们会着重看他的关注点在哪里，看他在一些重大的国内以及国际地区问题上的看法，然后从词汇、语言、政策上做相应的准备。”
（编辑:满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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