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迈向翻译学最重要一步
许钧等著的《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是值得每一个从事文学翻译和关心文学翻译的人认真一读的好书。这本书并不教给你什麽，但是它开启了翻译的多种可能性，足以使你满怀信心地确立自己的选择。本书基本上是许钧先生访问国内二十位翻译家的笔录，取对话形式。许钧先生的地位是独特的，他是访问者，要通过精心设计的提问让被访者说出他们的想法，甚至想法后面隐藏着的东西；他又是一个平等的对话者，他有他的观点需要表达，有时甚至难免激烈然而礼貌的争论。这种独特的地位决定了本书的特点：既深入浅出，又生动活泼，既充满例证，又不离宗旨，既主客判然，又融融泄泄。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围绕着一个确定的主题，邀请二十位译家一一对谈，历时三年，最后集于一书，这在国内恐怕还是第一次。
文学翻译有没有理论？文学翻译有什么样的理论？这是一个表面上解决了而实际上颇有争论的问题。出了那么多的“论”和“学”，要说文学翻译没有理论恐怕过不去；若说文学翻译有理论，可是一些自成一派的理论家却不能做一个胜任的翻译家。于是文学翻译就有一个实践问题，有实践而后才有理论，有多种实践就有多种理论，“文学翻译理论不应该有非此即彼的统一标准”，正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这个看似简单的结论，得来却是不容易的。许钧先生的对话者绝大多数都是有成就的翻译家，也就是说，都是一些文学翻译的实践家，他们只是把自己信奉的原则娓娓道出，或辅以鲜活的例证，或进行理论上的阐发，显得那么谦和，然而却是坚定的，不像有的理论家那样咄咄逼人，在把自家的理论捧上天的同时，把别人的理论打入地，仿佛在翻译理论这片土地上必得有一个君临一切的国王一样。人类有翻译活动已是很久远的事了，罗马人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就大规模地翻译古希腊的文学著作，中国的《礼记》记载了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口译（不排除笔译）活动，有文字记载的笔译佛经的活动则开始于公元二世纪中叶，翻译的历史可谓久矣！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是直译，还是意译，始终是翻译家们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到了今天，则进化为形似还是神似，更引而申之为语言学派还是文艺学派，至今未有一致的看法。然而奇怪的是，主张形似的或语言学派并不否定神似或文艺学派，主张神似的或文艺学派却往往否定形似或语言学派。在许钧先生与之对谈的翻译家中，除了个别的翻译家外，大多避免把自己划入形似派或神似派、语言学派或文艺学派，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在文学翻译的实践活动中分流划派，原本是从事文学翻译研究的人的一种追求简便的办法，在删繁就简之中难免留下或多或少的陷阱，从事翻译实践的人自然有所警惕，不那么容易入于彀中了。就拿直译、或形似、或语言学派来说，一个译者拿到一篇作品，他想把作者说了些什么和怎样说的传达给读者，他要考虑作者和原作的时代背景、文化特点和语言风格，他首先要保留的是原作的语汇、句式和结构，赖此传达出原作所包含的人物事实、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文本的风格；他不能保留的，如区别中外语文的一些特殊的句式结构（包括文化）等，他必能采取适当的方式曲为表达。一种语言要安稳地到达另一种语言，必要经过“颠顿风尘、遭遇风险”的过程，然而毕竟是可以“安稳”到达的，须知在多数情况下中外文是一致或近似的，正所谓“天下文人之脑力，虽欧亚之隔，亦未有不同者”（林纾语）。有些情况需要变通的，无论什么样的译者都会变通的，决不会胶柱鼓瑟，弄出不通的中文来的。原文中的字有虚实，有音响，有色彩，有情调，句或简洁，或奔放，或舒徐，或繁复，篇章结构清晰紧凑，复杂多变，无奇不有，风格则或阳刚，或阴柔，或兼而有之，若说形似，须一一对应，谈何容易，远非字字对译或查查字典所能奏效。至于个别的表达习惯，例如法文的形容词一般放在名词后面，译成中文一定会把形容词放在前面，根本不涉及形似还是神似的问题。大体上的直译若不能做到文从字顺，只能说明译者的懒惰，或对祖国的语言的掌握还不到家，更何况还要传达出原作的精神，所以，受访的大部分翻译家主张“以形写神”，或者“形神兼备”，或者“形似而后神似”，而对“得意忘形”或“重神似不重形似”之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茅盾先生称那种“字对字”的翻译为“死译”，说“直译的意义就是不要歪曲了原作的面目，要表达原作的精神”，我认为他的话是对的。真正的直译是即重形似又重神似的，不像意译派那样对原文要去粗取精，离形得似，完全置形似于不顾。实际上，所谓直译，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是比着原文依样画葫芦，字字对译，毫厘不爽，似乎很容易，其实，直译比意译难得多，试想在有限的空间里惟妙惟肖地再现原文的风采，不许裁弯取直，不许绕过困难，不许离开原文做无根之想，还有比这更难的吗？真真是戴着镣铐跳舞啊。水天同先生说得好：“夫‘直译’‘意译’之争盲人摸象之争也。以中西文字相差之巨而必欲完全‘直译’，此不待辩而知其不可能者也。亦有两方语句，不约而同，顺笔写来，自然巧合者，当是时也，虽欲不 ‘直译’岂可得乎？”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中“直译”“意译”的说法几未出现，而代之以形似或神似、语言学派或文艺学派。直译还是意译，形似还是神似，语言学派还是文艺学派，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看看文学翻译的历史，早期的不算，因为那时还有不懂外文者从事翻译，就拿解放以后来说，成功的译品几乎都是直译或在直译的基础上意译的作品，就连被视为神似派的代表、提倡“重神似不重形似”的傅雷先生也说：“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难怪许钧先生“觉得傅雷先生的理论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矛盾的”。我们不能从几十万字的一本小说中挑出几个词或句子就说直译如何意译如何，可以说，现代的一部译作大部分都是直译的，只有个别的部分或细节是意译，而且还有好坏的区别。
以上说了一些直译的好话，似乎在为直译辩护，其实直译不需要辩护，只不过有人自以为是文艺学派的代表，对直译或形似或语言学派说了一些不实之词，使我有一种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感罢了。我不是“卓有成就的著名翻译家”，我不入直译派、形似派或语言学派，也不入意译派、神似派或文艺学派，如果我从事翻译活动，我只想把我的翻译搞好。这里，请允许我引用我说过的话：“我对于文学翻译只是业余的，但虽说是业余爱好，这文学翻译究竟是一项严肃的事业，须满怀热情地认真从事，并多少该有些自尊自重自豪感。因此，一个动笔翻译的人可以没有系统周密的理论，却不可以没有切实可行的原则。他必须对什么是好的翻译有自信而且坚定的看法，但是他不一定要固执地认为只有一种翻译是好的，其余都是坏的。”因此，许钧先生说得对：“过去我们习惯于二元对立，翻译上的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也水火不相容的样子，殊不知矛盾的双方总是以对方的存在为存在前提的。在大的方面，我们需要一种翻译哲学来解决可译与不可译的种种矛盾。可具体而言，我们仍然要强调翻译是一门实践的科学，翻译理论研究是要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而不要制订一个标准，界定两个学派的是与非。” 未来的翻译学什么样子？与以往的翻译学有什么区别？这是不可预见的事情，但是，它将不是以二元对立为思维原则的产物，直译和意译，形似和神思，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将不再以各自的极端形态出现。许钧先生在和王理行先生的对话中说，他“想写一部《翻译论》”，我们翘首以盼，而这部《文学翻译的理论和实践 ——翻译对话录》就是“迈向翻译学的重要一步”。
文学翻译有没有理论？文学翻译有什么样的理论？这是一个表面上解决了而实际上颇有争论的问题。出了那么多的“论”和“学”，要说文学翻译没有理论恐怕过不去；若说文学翻译有理论，可是一些自成一派的理论家却不能做一个胜任的翻译家。于是文学翻译就有一个实践问题，有实践而后才有理论，有多种实践就有多种理论，“文学翻译理论不应该有非此即彼的统一标准”，正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这个看似简单的结论，得来却是不容易的。许钧先生的对话者绝大多数都是有成就的翻译家，也就是说，都是一些文学翻译的实践家，他们只是把自己信奉的原则娓娓道出，或辅以鲜活的例证，或进行理论上的阐发，显得那么谦和，然而却是坚定的，不像有的理论家那样咄咄逼人，在把自家的理论捧上天的同时，把别人的理论打入地，仿佛在翻译理论这片土地上必得有一个君临一切的国王一样。人类有翻译活动已是很久远的事了，罗马人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就大规模地翻译古希腊的文学著作，中国的《礼记》记载了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口译（不排除笔译）活动，有文字记载的笔译佛经的活动则开始于公元二世纪中叶，翻译的历史可谓久矣！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是直译，还是意译，始终是翻译家们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到了今天，则进化为形似还是神似，更引而申之为语言学派还是文艺学派，至今未有一致的看法。然而奇怪的是，主张形似的或语言学派并不否定神似或文艺学派，主张神似的或文艺学派却往往否定形似或语言学派。在许钧先生与之对谈的翻译家中，除了个别的翻译家外，大多避免把自己划入形似派或神似派、语言学派或文艺学派，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在文学翻译的实践活动中分流划派，原本是从事文学翻译研究的人的一种追求简便的办法，在删繁就简之中难免留下或多或少的陷阱，从事翻译实践的人自然有所警惕，不那么容易入于彀中了。就拿直译、或形似、或语言学派来说，一个译者拿到一篇作品，他想把作者说了些什么和怎样说的传达给读者，他要考虑作者和原作的时代背景、文化特点和语言风格，他首先要保留的是原作的语汇、句式和结构，赖此传达出原作所包含的人物事实、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文本的风格；他不能保留的，如区别中外语文的一些特殊的句式结构（包括文化）等，他必能采取适当的方式曲为表达。一种语言要安稳地到达另一种语言，必要经过“颠顿风尘、遭遇风险”的过程，然而毕竟是可以“安稳”到达的，须知在多数情况下中外文是一致或近似的，正所谓“天下文人之脑力，虽欧亚之隔，亦未有不同者”（林纾语）。有些情况需要变通的，无论什么样的译者都会变通的，决不会胶柱鼓瑟，弄出不通的中文来的。原文中的字有虚实，有音响，有色彩，有情调，句或简洁，或奔放，或舒徐，或繁复，篇章结构清晰紧凑，复杂多变，无奇不有，风格则或阳刚，或阴柔，或兼而有之，若说形似，须一一对应，谈何容易，远非字字对译或查查字典所能奏效。至于个别的表达习惯，例如法文的形容词一般放在名词后面，译成中文一定会把形容词放在前面，根本不涉及形似还是神似的问题。大体上的直译若不能做到文从字顺，只能说明译者的懒惰，或对祖国的语言的掌握还不到家，更何况还要传达出原作的精神，所以，受访的大部分翻译家主张“以形写神”，或者“形神兼备”，或者“形似而后神似”，而对“得意忘形”或“重神似不重形似”之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茅盾先生称那种“字对字”的翻译为“死译”，说“直译的意义就是不要歪曲了原作的面目，要表达原作的精神”，我认为他的话是对的。真正的直译是即重形似又重神似的，不像意译派那样对原文要去粗取精，离形得似，完全置形似于不顾。实际上，所谓直译，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是比着原文依样画葫芦，字字对译，毫厘不爽，似乎很容易，其实，直译比意译难得多，试想在有限的空间里惟妙惟肖地再现原文的风采，不许裁弯取直，不许绕过困难，不许离开原文做无根之想，还有比这更难的吗？真真是戴着镣铐跳舞啊。水天同先生说得好：“夫‘直译’‘意译’之争盲人摸象之争也。以中西文字相差之巨而必欲完全‘直译’，此不待辩而知其不可能者也。亦有两方语句，不约而同，顺笔写来，自然巧合者，当是时也，虽欲不 ‘直译’岂可得乎？”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中“直译”“意译”的说法几未出现，而代之以形似或神似、语言学派或文艺学派。直译还是意译，形似还是神似，语言学派还是文艺学派，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看看文学翻译的历史，早期的不算，因为那时还有不懂外文者从事翻译，就拿解放以后来说，成功的译品几乎都是直译或在直译的基础上意译的作品，就连被视为神似派的代表、提倡“重神似不重形似”的傅雷先生也说：“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难怪许钧先生“觉得傅雷先生的理论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矛盾的”。我们不能从几十万字的一本小说中挑出几个词或句子就说直译如何意译如何，可以说，现代的一部译作大部分都是直译的，只有个别的部分或细节是意译，而且还有好坏的区别。
以上说了一些直译的好话，似乎在为直译辩护，其实直译不需要辩护，只不过有人自以为是文艺学派的代表，对直译或形似或语言学派说了一些不实之词，使我有一种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感罢了。我不是“卓有成就的著名翻译家”，我不入直译派、形似派或语言学派，也不入意译派、神似派或文艺学派，如果我从事翻译活动，我只想把我的翻译搞好。这里，请允许我引用我说过的话：“我对于文学翻译只是业余的，但虽说是业余爱好，这文学翻译究竟是一项严肃的事业，须满怀热情地认真从事，并多少该有些自尊自重自豪感。因此，一个动笔翻译的人可以没有系统周密的理论，却不可以没有切实可行的原则。他必须对什么是好的翻译有自信而且坚定的看法，但是他不一定要固执地认为只有一种翻译是好的，其余都是坏的。”因此，许钧先生说得对：“过去我们习惯于二元对立，翻译上的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也水火不相容的样子，殊不知矛盾的双方总是以对方的存在为存在前提的。在大的方面，我们需要一种翻译哲学来解决可译与不可译的种种矛盾。可具体而言，我们仍然要强调翻译是一门实践的科学，翻译理论研究是要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而不要制订一个标准，界定两个学派的是与非。” 未来的翻译学什么样子？与以往的翻译学有什么区别？这是不可预见的事情，但是，它将不是以二元对立为思维原则的产物，直译和意译，形似和神思，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将不再以各自的极端形态出现。许钧先生在和王理行先生的对话中说，他“想写一部《翻译论》”，我们翘首以盼，而这部《文学翻译的理论和实践 ——翻译对话录》就是“迈向翻译学的重要一步”。
（编辑:卢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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