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的语文杂谈
联合国的会议多如牛毛，１８９个会员国语言不一，得规定一些比较通用的语文为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所谓正式语文就是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等会议重要文件必须使用并且有法律效力的语文；所谓工作语文就是代表们开会时使用的语文。１９４５年签订的《联合国宪章》，其中第１１１条规定“中、法、俄、英、西文各文本同样有效”，这就是联合国５种正式语文，１９７３年又加上了阿拉伯文，正式语文一共６种。联合国《大会议事规则》、《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都有相应的条文规定。如后者的第７章就有关于语文的６项规则，包括６种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会议上用任何一种语文发言都需口译成其他５种，代表在自行提供口译的情况下也可用其他语文发言，会议的逐字记录及一切决议和文件都用６种语文印发，等等。
世界上最大的文件制造厂
有关语文的规定意味着大量的口译、笔译人员的服务，以及大量的纸张印刷装订费用支出。所以，增加一种语文，所费是可观的。联合国成立初期，工作语文只有英、法两种。１９４８年增加西文，１９６３年增加俄文。记得１９７１年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时，中文还不是工作语文，会上没有中文的同声传译。１９７３年大会通过第３１８９、３１９０号决议，使中文、阿文成为工作语文。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会上特别表示，为节省开支，除绝对必要者外，工作量一时可不做大的增加，大会的摘要记录暂不发中文，也不分发给大会各附设委员会。我们如此通情达理，深得会员国的好感。但既然是工作语文，工作量自必增加。１９７１年～１９７６年，中文口译、笔译人员从５７人增至９７人，其中大多数是从香港、纽约、伦敦、巴黎、日内瓦的华人中招聘的。
大会的此项决议涉及到联合国系统的众多机构，日内瓦、维也纳办事处以及专门机构都需增加中文口笔译人员。在联合国出版物方面，《联合国纪事》原只有英、法文版，后增加西文、阿文，１９８２年增加俄文，１９８４年才增加中文；俄、中文均为季刊，其他一年出１０期左右不等，英、法文最经常。作为正式语文，凡具法律效力的文件都要译成中文，数量已经够多的了，所以，一部分文件和中文《联合国纪事》在一段时间曾委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在北京翻译，“纪事”并在北京出版发行。为能及时征聘所需的口笔译人员，联合国还在北京开设译员培训班。
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件制造厂。１９９５年制定的两年预算中生产文件的支出高达２．９５亿美元。所以，在“文山会海”中，紧缩会议和文件是联合国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１９９５年曾决定，秘书处出手的文件要限制在１６页以内，大会及其附属委员会的文件最多不超过２４页；秘书长尽可能做口头报告，不要搞成文件，并且要减少不必要的报告，要求会员国限制要求秘书长和秘书处做书面报告的数量。在口译方面，有些会议采用非现场的远程同声传译。改革的目标先是削减文件费用２５％，进而又增加至４０％。１９９７年就裁减了口笔译人员２０３名。当然，中文也受到影响，《联合国纪事》中文版出版１２年后于１９９５年停刊。
“语文沙文主义者”
联合国的用语不是小事，一些会员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对此往往十分计较。我在总部时，印象最深的是法国的常驻代表。安理会开会讨论决议草案时，如果法文译文未到，他甚至会要求主席把会停下来，等法文译文到了才开始。我们秘书处的人，会前总是非常注意，提醒法文翻译处及时把译文送到。背后人们常说，法国人是“语文沙文主义者”。
我国代表在这类问题上很照顾译员的难处。有时决议草案的起草文本(一般为英文)提出较迟，而会议急着要开，我们会同意先看英文文本，以免延误开会。在此情况下，秘书处人员一般会向有关代表打招呼。但中文成为安理会的工作语文却是一件大事。记得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７日，安理会未经表决而决定中文为会议工作语文，黄华大使发言说，安理会的这一行动结束了长期存在于联合国的不正常现象，这一行动是完全合理的，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的。过去，国民党代表长期用英文发言，会上不设中文同声传译，这显然是有损国格的，因为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中文从联合国成立伊始就是正式语文，岂容长期成不了工作语文?
德文不是联合国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１９７４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３３５５号决议，成立德文翻译处，将有些文件翻译成德文，费用由德国(联邦)自出。这种由某一成员国自费进行的笔译业务，在联合国内仅此一例，并延续至今。这恐怕是德国显示其大国地位的一种表现，但也可以说德国人重视联合国事务。从这一点来看，《联合国纪事》中文版的停刊，使拥有１３亿人口的中国人没有了直接了解联合国情况的读物，实在是遗憾了。
（编辑:卢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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