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和在“语言与未来”高峰论坛讲话
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我在这个大的题目下讲一下关于语言和中国政治文明的传播问题。今天我们讨论语言和未来，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么重要，今天这么多人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跟我们面临的环境变化有关，30多年前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多的还是在讨论请进来的问题，30多年后国际形势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讨论的更多的是怎么走出去的问题。国力弱的时候我们是抱着取经的态度学习外国。国力强的时候，我们有一点传道的志气，怎么把我们的文明，文化，包括制度文明，道路等等讲出去。这个背景跟最近习近平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有两段话，不是直讲外语的但是跟这个有关。一段话是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力成果。
我们是带着眼镜来看东西，第一，媒体报道的信息，特别是外来信息里面，英语世界的信息是占据主道地位的。我们有13亿多人口，有自己独立的语言，从历史文明体系来讲，从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角度来讲，国家怎么来告诉老百姓，包括学者，平衡接受外部事件的知识。特别是讲非英语国家的时候，这种情况特别明显，语言背后其实是一种思维一种价值观。第二，国家特别重视国别区域研究，这对我们搞外交和国际关系会发生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主要是利用英语文献来研究非英语国家的现象，非常普遍。比如我们搞金砖国家找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的很少，大多是英语的信息。很多缺少当地的语言，主要是用英语来研究这些国家，我认为研究当地国如果只用英语的话，你最后的思维和价值观会受到主导和控制，导致你不能够客观的看当地的事件。从对外战略方面来讲，英语主导的东西会慢慢使我们太重视美国，最近我们也看到，外交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不是说美国不重要，而是我们全方位外交我们可能周边外加靠外语不能研究吧。
还有一段话是讲，怎么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我认为前一段讲话主要是请进来，不单单把英语知识请进来，而是把以前不平衡的非英语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信息介绍进来，这样使国民形成一个平衡的世界观。第二段话我认为更多的是走出去，这跟我们搞哲学社会科学有关，这方面关于中国政治文明的传播，这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也是一个专业的问题。第一，我认为核心，我们搞哲学社会科学的，怎么把中国的道路，中国制度运行的逻辑，包括中国政治文明的标准，怎么给它确立起来。我们现在搞哲学社会科学，三十多年来介绍进来的最多是美国的，英国的。这些教科书我认为有些东西代表着人类先进的东西，但是教科书文科领域里面它背后是有价值观的，我看到复旦附中把美国世界史教材拿过来给高中生看，整个世界史你是看不到中国的，现在学生看到的全球史，中国的地位很少的。最近有一本书是牛津大学的，写了关于中国的二战，二战史的地位严重被低估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怎么确立我们道路，我们制度里面很多运行的逻辑和原理，怎么把这个东西确定起来，我觉得对我们对外传播中国文明是一个关键的东西。
从语言主权的战略高度讲，要始终用中文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觉和志气，而且要借助外文用中文写作成果，深度的走出去，最终是让越来越多的人主动用中文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问题。我觉得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外人接受用中文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问题，这样你的道路才能够逐步走出去。上外有一个教授讲了红楼梦的翻译，但是他翻的东西在海外接受度很低，有一个海外的翻译红楼梦在海外的接受度更高。第二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研究，让外人来翻译我们的成果，也是他们学习中文思维或者中文表达社会科学的过程，就像我们用英语来写文章，用英语来写东西最后肯定是他的一种思维和价值观。
最后一点，你的政治文明传播出去，你的社会科学走出去，你的话语走出去，最关键的是我们在研究外国问题的时候，你要敢于用自己的概念，自己的价值，自己的逻辑来研究当地国的东西。在座可能大部分都看过《剑桥史》，有很多东西是好的，但是中国很多东西被支解了，他是用自己的价值观来研究中国。我经常讲，中国人研究美国的社会学，你敢不敢用中国的“孝”的概念来研究美国呢。这些东西咱们国家在做，最近西学美学史用我们自己的东西来研究西方，还有世界史包括最近的苏联史，基本上用我们的历史观，用我们的世界观来研究外部世界，这个过程会很慢，但是你研究当地国的东西，不能像美国、英国过去搞的殖民主义的东西，我们走的还是尊重相互思想，怎么给当地国提出合理化的建议，让当地国接受你的价值，你的概念。谢谢大家！
（编辑:鸿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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