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鲁：不愿花功夫在二流作品上
曾翻译了《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等世界名著，编写了《法国文学史》、《法国诗歌史》、《外国文学史》等专著的法国文学专家郑克鲁先生，去年底，凭借其译作《第二性》(上下卷)从入围的十部大作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第四届傅雷翻译出版奖。我知道，作为翻译家，郑克鲁已经有一千万字的译作，然而对此番获奖，他对自己的译作却只打了一个“良”级。他说，按照翻译作品的“信达雅”标准，其中“信”与“达”，他是做到了，至于“雅不雅”，这得交由读者来评价。对于这样谦虚的翻译大家我肃然起敬，日前我专程访问了他。自然，我们的话题也从翻译法国著名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最重要作品《第二性》开始了。
1
还原一个“原汁原味”的波伏瓦
作者：我知道，问世于1949年的《第二性》，是部堪称俯瞰整个女性世界的百科全书，它的著述者——法国著名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由此被称为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精神母亲”。《第二性》先后被译成英语等17种文字，波伏瓦由此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女性作家。为什么在60年后，你要翻译这部著作？
郑克鲁：就波伏瓦一生著作而言，其最重要的作品就是《第二性》，此书甚至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其被引用率高得惊人，光是公开发表的论文就有约2.7万篇。但它却迟迟未进入中国，17年后，中国台湾才出了《第二性》第二卷的译本，而大陆的节译本则出现在31年以后。然而长期以来，这本书犹如一个符号，虽在学术圈和文艺圈频频被提及，但很多人却反映“不好读”或者“翻译得很奇怪”。现在搞清楚了，是译本的“先天不足”。原出版的几种译本，除了少数节译本是根据法文翻译之外，其它都根据英译本转译。如1953年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的《第二性》的英译本译者帕什利只在高中时学过法语，没有受过专业的哲学训练，结果他把原著中的很多内容简化甚至删除了。据统计，译者的删改达原著的15%之多，而荒唐的是，译者竟主观性自由发挥，并严重扭曲了波伏瓦的原意。为此，相关专家期待一个新译本的出现。
为广大读者、研究学者还原一个原汁原味的波伏瓦和《第二性》，上海译文出版社从法国伽里玛出版社得到了“唯一法译中全译本”的授权，希望我从法文原著重新翻译这部书。
作者：《第二性》是关于女性的第一部具有理论色彩的著作，专家们都认为，这部书“艰深难搞”，从理论上看，似乎这方面的著作还没有出其右者。所以翻译此书是否很有难度？
郑克鲁：是。《第二性》所引用的材料丰富翔实，论证相当严密。波伏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她的生物学知识达到了专业水平，她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相当熟悉，她深谙人类学家关于原始社会的著述，而且涉及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心理学、文学、法律、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特别是第一卷有“很多理论词汇”，专门术语充满了艰深。法文原版长达1071页，译成汉字约有70万字。所以，我翻译时，“如履薄冰”，以准确理解原文为重要，不能意译，不时求证，整整用了两年时间才译完全书。
2
学文科算是传承了曾祖郑观应的衣钵
作者：你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的曾孙。贯穿“富强救国”主题、完成于1894年的郑观应代表作《盛世危言》，就提出向西方学习，你专攻法国文学，是否受到先祖的影响？
郑克鲁：1858年，郑观应在科举考试中遭到失败后，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上海他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1860年，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1880年，郑观应编定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翻译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最体现他思想的是其代表作《盛世危言》，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1895年，光绪读了《盛世危言》，还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该书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而后来的康有为、孙中山等人，更是在《盛世危言》中直接受到了启迪。
我想，正因为曾祖学了外语，才能接触到西方的先进文化和观念，并由于他具有思辨的天赋，加以有文字功底和写作的才能，更勤于动笔，这样才有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盛世危言》。我的思考与写作能力也许与他有关，只不过我喜欢的学科不如他那么广泛。我专攻的是法国文学，涉及到外国文学。说庆幸也好，或说是种遗憾，在他的后代中，唯有我学的和从事的是文科，但不管怎样，多少也算是传承他的衣钵吧。
3
翻译、研究、教学——三位一体
作者：你的翻译之路是从何开始的？
郑克鲁：我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又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先在中国文学所，后在外国文学所学习，师从李健吾先生，跟着他研究法国古典文学。我从李先生这里获得的最大的财富，就是他要求我从扎扎实实的材料中求取真知，并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所以我在学术研究中特别注重搜集材料，从而才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观。
外文组组长卞之琳先生是我的“顶头上司”，他建议我也要搞一点当代文学。这对我是个鞭策，我由此开始关注当代文学的动态，后来又系统地加以研究，这些为我后来从事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大师的先见之明，让我受益匪浅。
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工作期间，我看完了法文版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90%的作品。所以，“文革”后，当《世界文学》复刊向大家征稿时，我很快递上了翻译的巴尔扎克的短篇《长寿药水》。这篇翻译处女作亮相后，又促使我马上翻译第二篇巴尔扎克的短篇《不为人知的杰作》，接着又连续翻译好几篇巴尔扎克的作品。1981年，结集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译作《家庭复仇》。
《蒂博一家》是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杜•伽尔一生心血的结晶，这部一直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现实主义巨著作为左派“进步作品”，在法国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受到推崇，苏联当时也全文翻译出版。故而“文革”结束后，国内学界也认为是最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我于1981年前完成了《蒂博一家》第一册的翻译，五年内出齐了四卷。这部曾给杜•伽尔带来殊荣的作品，也给我带来了荣誉。译作不仅得到了业界的肯定，而且，1987年法国文化部向我颁发了文化教育一级勋章。
作者：在我国译界，好的译家非常多，不过像你这样翻译、研究、教学，三位一体的，还是很少。你编著的《法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广有影响，特别是《法国诗歌史》更是独此一家。
郑克鲁：我在法国学习期间，不像有些同行那样热衷去拜访国外作家名流，出席各种文化招待会，而是倾心于收集宝贵的资料。回国时，我带回的众多书籍中包含了一大批诗歌作品，译诗成了我的新爱好。因为，我始终认为法国诗歌是最优秀的，自从波德莱尔、兰波之后，法国诗歌长期执世界诗歌之牛耳。而且，法国诗歌对中国现代诗人的影响最大，比如阿波利奈尔、瓦雷里、魏尔伦的作品，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人特别喜欢。1987年我回到故土上海，进入上海师范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了有计划的法语诗歌翻译，后来结集为三卷本《法国诗选》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在学校里讲授并发表了一批诗歌鉴赏文章和诗论，后申请了一个科研基金项目，开始撰写《法国诗歌史》。这本书出版后不仅受到同行的注意，也得到外国诗歌研究者的好评。
我写的《现代法国小说史》较全面和详尽地论述了20世纪的法国小说，而且分门别类，弥补了国内空白。正是在这两部著作以及其他作家研究基础上，我着手撰写了《法国文学史》(137万字)。至于《外国文学史》，则是我接受教育部的委托，汇集了全国高校和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批专家学者，在以往有关的文学史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编写成的。这部文学史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多年来获得广泛使用，每年的发行量达到六至八万套。
4
重译，要比前人译得好
作者：多年来，你还翻译了《基度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等名著，但我注意到，这些作品都是“重译”，能否谈谈，你是出于何种考虑？
郑克鲁：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建议译林出版社的领导李景端重译《基度山恩仇记》，因为我发现此书被删节了五六万字之多。后来他找到我翻译此书。《茶花女》则是他主动让我翻译的。本世纪初，译文社约我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我没同意。因为我觉得傅雷先生的译本不错，另外这部小说在法国被看成二流作品。而当编辑又约我翻译《悲惨世界》时，我觉得这部小说较之《约翰•克利斯朵夫》更为重要，已有的译本文字太老，错译之处也不少。我接受了。又后来，译文社请我翻译杜拉斯的一部早期小说，我又拒绝了。因为杜拉斯只有《情人》是好作品，其它小说就差了，我不愿意工夫花在二流作品上。
我的翻译观念从一开始想挑选还未曾译过的好作品，逐渐发展到翻译有广泛读者的作品，然后又发展到主要翻译第一流作品。因为随着年事渐高，觉得时间紧迫，不能随便翻译。我觉得，重译是有必要的，一是以前的译本未必做到尽善尽美，有的甚至译文质量有问题，错译不少，二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以往的译文会显得老化，应该重新来过。
作者：那么你是如何把握“重译”的？
郑克鲁：如果是重译，总要比前人译得好些吧，否则干吗要你做重复劳动？其实重译并不轻松，因为有老译本，读者自会比较，有比较就有鉴别。因此，每个句子我都要斟酌再三，既要准确，又要通畅，并力求文字优美，即所谓“雅”。我的重译，一是力求做到准确，将前人的错译纠正过来；二是在文字上要翻译得流畅，尽量给人美的享受，让人觉得确是一个新译本。
比如，《茶花女》开卷的两段话我是这样译的：我的见解是，唯有悉心研究过人才能塑造人物，正如只有认真地学习过一种语言，才会讲这种语言一样。/由于我没有达到笔下生花的年龄，我只好满足于平铺直叙。
这两段话原文很普通，且平直，如果用大白话翻译过来，不是不可以，但文学作品是需要文采的。这里，我用了几个词：悉心、笔下生花、平铺直叙。读起来就有点韵味。读者觉得开头不错，便增加了阅读的兴趣。再一点，成语要用得贴切，不可否认，中国的成语与原文会有些出入，因而必须小心谨慎。另外，我认为理论著作的翻译“信”最为重要，因为作者是在阐述他的观念，译者要将他的观点确切而充分地表达出来，而意译往往会改变原意，所以能不用意译就尽量不去意译。诚然，也要避免佶屈聱牙的翻译。
郑克鲁 简介
郑克鲁，1939年生。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同年成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生。1965年至1984年，供职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1984年至1987年，任武汉大学法语系主任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1987年至今，历任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中文系系主任、校图书馆馆长；兼任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协会副会长等。2008年被评为中国资深翻译家。
其译作达一千万字。1987年因翻译《蒂博一家》和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荣膺法国文化部文化教育一级勋章。其编著的《法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作品选》、《论巴尔扎克》等荣获上海市和教育部各类奖项。
（编辑:鸿雁）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220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