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了百年国人英语仍是三脚猫功夫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包括北京在内的多个省市开始“拿英语开刀”了。他们或下调高考英语分数权重，或提出“小学三年级前不开设英语课”。
对于这些“改革新举措”，赞赏者有之，忧虑者亦有之。
其实，你考或者不考，英语就在那里，是交流的工具，也是中国和中国人走向海外的必然选择之一。
如果从1862年清政府创办京师同文馆教授英语至今，英语教育在中国已经走过了150余年。其间，英语地位的变迁和我们对英语态度的变化，勾勒出的不仅仅是一门语言在他乡的经历，还有我们自己走向世界的脚步和轮廓。
回顾英语在中国一个半世纪的起落沉浮，几乎是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迁的一个缩影，而这门外语被搬上中国学校的课堂后，所引发的中西文化碰撞的火花，更折射出国人心态的微妙变化。英语教学从何开始，因何兴衰，缘何延续？翻开这门外语在中国150年的历史，或许能为我们解答当下中国“英语难题”提供更全面丰富的视角。
若追溯古代中国最早的外国语学科，有证可考的是建于1289年元朝的“回回国子学”。后有明朝的“四夷馆”，前清的“俄罗斯文馆”。不过所教语种局限于波斯语、俄语等与中国接壤的少数几个国家的语言。直到鸦片战争后，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清王朝的大门，英语才作为一门外语列入学校必修课程在全国范围内盛行起来。
光绪帝的英文识字课本
今天的人们如想学习英语，最不缺乏的就是学习资料，更不用说铺天盖地宣传的英语培训机构。但在一个多世纪前，即便是大清帝国的皇帝要学洋文，想要一本英文入门课本都非易事。
戊戌变法前，清光绪帝为更多了解西方，决定学习英语，却苦于找不到入门的教材。为此有大臣专门到汇文大学寻找英文识字书，恰好一位教授从美国为自己的女儿带来一本英文识字课本，就送给了光绪。
坐落于崇文门的这所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在1870年创办，是第一批在华传播英语的教育机构之一。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历史最悠久的是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
经历了闭关锁国而被动挨打的屈辱后，清王朝认识到了解西方要从语言开始。正如恭亲王奕欣在《奏设同文馆》中所书：“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识其文字，方不受人欺。”京师同文馆也因此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1901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全国的中小学堂外语课以英语为主，该章程于1903年正式实施，由此开启了我国全国规模的外语课以英语为主的先河。一时间，翻译西文、向西方学习之势蔚然成风，英语教学开始初具规模。
全英文授课的教会学校
在最早期的教学机构里，就已经出现后被称为“浸入式”的教学方法：部分教会学校全英语授课，学生从穿衣打扮到言行举止全部模仿西方。而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重西学而轻国学之风更多是殖民主义的时代烙印所致。
如位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在1918年把中文课全部改为选修，撤销中文部，所有课程一律用英文教学。这使得该校在当时属于西化程度最高的教会大学。曾在此就读的林语堂回忆说：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但他也坦言，这所学校过分偏重西学使得自己忽略了中文。他在自传中如此感叹：“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约书亚将军的号角，我都知道，我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而我身为大学毕业生，还算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惭愧。”
《英语对中国的历史性影响》一书的作者牛道生指出，彼时的英语教育更多强调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而较少触及通过英语这门工具向西方传达中国的文化的作用。但是教会学校的英语教育在中国的近代发展史中具有两重性。它们在将西方殖民主义文化带进中国的同时，也把西方的一些现代文明成果和先进科学技术一起带进了中国，为长期接受封建传统教育的中国人打开了一个借以瞭望西方文明的窗口。
救国运动的重要工具
为更快学习西方科学技术，19世纪下半叶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公派留学生”。1854年，早在清政府派遣30名幼童赴美留学之前，26岁的广东青年容闳就以优异的成绩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作为中国近代提出“教育救国”主张的第一人，他为后继的中国留学生树立了榜样。
同样为后人所沿袭的，或许还有清政府下令在小学开始教授英语的教育方针。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全国的中小学堂外语课以英语为主。两年后，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其中指出：“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学洋文。今日时势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历、游学无不窒碍。”这也成为中国学校普遍开设英语科的起点。
上世纪20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到来，中国教育界出现了学习西方教育的热潮。1923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的《新学制课程纲要》中规定从中学开始开设英语课，这也被视为中国教育界力图与国际教育趋势接轨的尝试。
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过去150多年间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国人对待英语的态度不同和当时的历史形态有关系。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很多大学采取的是全英文授课，国外的教材刚出版就可以直接拿到国内教学，目的是希望快速学习西方技术，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情况。因此那时的英语教材和英文课程，对于中国的人才培养和科技进步起到了很大作用。也正是在那个时代，尽管国家面临贫困和战争，但也出现了西南联大这样的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政治英语的时代特色
在许多老一辈国人的印象中，他们熟知的第一外语并非英语，而是俄语。与他们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回忆一样，外语学习也一度被赋予鲜明的政治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强调向前苏联学习，英语受到排斥，大部分中学只开设俄语（相关报道见第10版）。这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英语人才紧缺，俄语人才过剩。
1956年，周总理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指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必须扩大外国语的教学，必须扩大外国重要书籍的翻译工作。”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956年起逐年扩大英、德、法等语种的招生规模。1956年底，全国23所学校设有英语专业，学生总数为2500人。第二年起，初中开始恢复外语学科，并提出除了俄语外，扩大英语和其他语种的教学。
1964年颁布的《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提出，“在学校教育中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大力调整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开设外语课的语种比例”。这是首次明确英语在学校教育中“第一外语”的地位。到1966年，全国高等院校开设英语专业的学校达74所。
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包括英语在内的教育系统遭到破坏。政治英语和语录一并被印上教科书。如翻开教材，第一课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
“全民英语”和“聋哑英语”的纠结
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对外交流大门被打开，英语才迎来了在中国的“黄金时期”。198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国内兴起了出国热潮，其标志就是托福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Follow Me》（《跟我学》）于1982年在中国开播后，掀起第一波学英语的狂潮。有媒体做过统计，《跟我学》全国收视人群达到1000万，与当时的电视机持有量基本持平。在那个影视作品贫乏的年代，洋溢着英伦风情的《跟我学》甚至成为了一档文化娱乐节目。
步入20世纪90年代，人们学习英语的手段和方式有了更多选择，民间培训机构急速升温，各种英语学习法如“逆向式英语”、“四轮学习法”、“双向式英语”等层出不穷，“新东方”的俞敏洪和“疯狂英语”的李阳一度成为英语学习的偶像。
然而对于“体制内”英语教学而言，新的问题出现了。应试教育的主导下的“全民英语”受到不少诟病。调查显示，高校中有70%的教师对大学英语教学不满意，而最让他们不满意的则是大学生们普遍的“聋哑英语”现象（相关报道见第11版）。
熊丙奇认为，过去30年来我国虽然重视英语，但是也出现了双面的效果：一方面英语是改革开放的需要，作为培养国际化人才，外向型人才的工具，重视英语教育确实促进了国家的开放。然而同时英语也被当作了一种选拔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工具。
英语助汉语走出国门
反对全民英语的另一个理由中，是英语的“过火”影响到了汉语的普及，降低了中国文化的安全。
对于这种观点，北京语言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宁一中并不赞同，他认为当下英语和汉语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学习本民族优秀文化和掌握外语技能本身不存在矛盾。关键在于根据社会的实际需求去考虑培养学生，提高质量。
事实上，当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已摆脱一个多世纪前的积弱积贫，英语在这个国度的角色也在悄然变化。申奥成功后，北京在2002年全面启动了“百万市民学外语”活动。同样，上海为迎接世博会的到来，也掀起了全体市民学习英语的热潮。
牛道生认为，如果说出国热、考研热带动的英语学习过于功利，那么奥运和世博期间群众性的学习英语热情并没有太多功利色彩，更多的是自豪感的体现，很多人提高英语能力，只为能在盛会上一显五千年历史大国的风范。
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升温的“汉语热”，中国教育部于2004年创办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落地开花，而在向全球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英语正是作为一门重要的辅助教学语言。
同样，在被网络连接更加紧密的世界，汉语也正在逐渐影响着英语，“dama”（大妈）、“jiayou”（加油）等中文拼音不断成为英文单词，英语借鉴吸收的汉语词汇已呈越来越多之势。这些无不反映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正逐渐加强。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也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要来临。”至今，仍有许多人把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当作激励自己前行的座右铭。这位俄罗斯著名诗人，不仅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文学作品，而且还创建了流传使用至今的现代标准俄语，他曾把俄语称为“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而对老一代中国人来说，俄语一直有着特殊的情结。只是，在当下“全民英语”时代，还有多少人记得我们这个国度曾经掀起过的俄语狂潮？又有多少人知晓，19世纪中期日语也曾“逆输出”形成日语借词的高潮？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中国国际化步伐的变迁，不同历史时期总会出现不同的“吃香语种”，它们要么盛极一时而后衰落，要么平稳发展坚持至今。
“吃香语种”与中国国际化步伐变迁
全民俄语时代：来去匆匆
自1708年清政府下令开设俄罗斯文馆至今，中国俄语教育已经走过300多年。当年，清政府开设俄罗斯文馆并授课，俄语教育从那时开始就一直没有中断过。
但俄语在中国真正的兴盛，还是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我国向苏联学习的总方针使我们的外语教育倾向于俄语教育。
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处于黄金时期，被附加了强烈意识形态的俄语在中国成了一门有着特殊地位的语言。那时候，曾经出现了一个“全国上下说俄语”的辉煌时期——先后设立7所俄文专科学校，综合性大学普设俄文系，公共外语大多是俄文，全国初高级中学也多开设了俄语课程，俄语培训学校和机构也遍地开花。
然而这种“全民俄语”的负面影响很快在50年代后期逐渐显现。为加强其他外语语种的教学，一些高校的英语、德语、法语等语种相继恢复或开设，俄语也由此进入“调控期”。接下来伴随着中苏关系的转冷，俄语教育在50年代末开始收缩。以前的7所俄语专科学校或更名或合并。随着形势的改变和外语教育不断调整，英语逐渐取代了俄语的主导优势。
文革期间，整个外语教育都遭到灾难性破坏，俄语教育也陷入沉寂的10年。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中苏关系一直未解冻，这也间接影响了俄语在中国的“复兴”。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贝文力至今仍记得，自己1981年进入华师大俄语系学习时，整个班级只招了6名学生。而同一时期的英语系，一个班二三十人，还一连开了好几个班。
如今，尽管中俄关系早已恢复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俄罗斯经济的长期低迷，再加上中俄合资的企业在数量上远远不及中美、中法、中德、中日等合资企业，很多俄语系学生为了求职不得不与俄语分道扬镳。就这样，大学外语学院的俄语专业也被归为少数“冷门专业”。
日语热：从政治友好到文化影响
除了俄语，在中国曾经火热一时的语言还有日语。
19世纪中期以前，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中国影响日本，汉语与日语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自19世纪中期开始，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成为主张强国富民的中国先进人士的学习对象。当时，中国开始兴起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翻译日文书，编纂日文词典等的热潮。随之而来的是日语借词大量涌入汉语体系，形成了“日语借词”的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第一次日语热是在上世纪80年代。1983年，当时日本的中曾根内阁曾以“培养外国优秀人才、维持日本和平与安全、增强国际影响力”为由，制定了著名的《21世纪留学生政策提案》。根据提案，日本政府计划在2000年实现10万留学生的目标。在此提案的影响下，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末掀起了一场赴日留学的浪潮。
值得一提的是，彼时，“中日友好”成为从政治家到两国民众的共识，这无形中也激发了中国人学习日语的热情。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动漫、音乐、美食、时装、广告等为代表的日本文化元素在中国风行，从阅读、影像、穿着服饰、居家环境等各方面，都可以找到日本元素融入。
正是由于存在有如此深厚的文化认同，即便是在中日政治关系最为冰冷的时期，作为日语热主体的中国青少年们依然保持了对日本文化以及作为文化交流工具的日语的浓厚兴趣。2005年前后，尽管日本方面曾一度以保证留学生质量为由，以控制签证的方式限制中国学生赴日留学，但2006年中国赴日留学热度依然不减。当年在中国大陆考场有21万余人报考了当年的日语“托福”考试，比往年激增了45.6%，并首次突破20万人大关。
“要走向世界，就离不开英语”
相比之下，英语虽然在中国也经历了起起伏伏，但如今仍是第一外语。这显然也是中国与世界交流之需。
“过去是过火了，现在正趋于一种平稳阶段。现在专家也好，教育部门也好，考虑的不是扩大规模而注重内涵的提升。”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宁一中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上世纪80年代，宁教授就读湖南师范学院英语专业，“那时的英语已经很抢手了。我记忆力比较好，再加上自己的兴趣所在才选择了英语。”当时的他觉得用英语来读外国原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后来如愿以偿整天泡在图书馆读莎士比亚、狄更斯等名家的原著作品。
对于英语为什么持续红火了这么多年，他认为这是形势和国家发展的需要。“英语适用面太广，是世界通用语言。使用英语的国家多半也都是发达国家，你不可能不跟发达国家打交道，在国际场合你都要使用英语。另一方面，如果要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先进技术，英语无疑是最好的工具。同样，要想走向世界，也离不开英语。”
而当国内部分地区正在减少中高考英语分值时，我们的邻国日本和韩国正在加强英语在考试中的比重。
10月11日，日本首相官邸召开政府教育再生实行会议后发布高考改革草案，该草案提出“新高考应该加入英语托福考试等校外考试”。而为了能让孩子讲一口流利纯正的英语，韩国父母们也是费尽心思。他们不仅送孩子上各种英语培训班、到国外留学，还从医学角度想出了一个狠招——带着孩子到医院做“割舌”手术，目的是解除“舌小带”出了问题的孩子口齿不清的烦恼。与此同时，按照韩国“2014年度高考体制改革方案”，英语在韩国高考中的比重更大了。
在宁一中教授看来，随着我国发展战略的全面布局，阿拉伯世界和南美洲以及中国周边国家正在成为当前外交的热点，随之而来的是有关语言的迅速发展，比如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中国周边国家使用的语言都会有比较大的发展。“但是英语一直会是一个强势的外语语种，它作为中国第一外语的地位是不会动摇的。”
我们真的得了“英语病”吗
“全民英语热”真的该改变了吗？在过去数年间，这个问题总是会不定期被提出，伴随其的话题则依旧是老生常谈：中小学生减负，应试教育助推“哑巴英语”等等。
如今，随着北京等多个省市“改革高考英语分数比重”等举措的出台，困扰了中国民众多年的英语教育弊病再次被一一谈起。
“自我折磨、自娱自乐”
自改革开放以来，“英语热”已在中国持续了三十多年。在这股热潮的裹挟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全民英语”的队伍中来。
据统计，在中国有4亿多人在学英语，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3，但效果却让人汗颜。某知名教育集团发布全球首份《英语熟练度指标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国人每年花费300亿元用于英语培训，但实际效果依然不佳，在44个母语为非英语国家及地区中，英语熟练度仅排在29位，在亚洲区域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泰国。
“现在人人都学英语，从幼儿园就开始，过度‘泛英语化’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而且英语教学与应用严重脱节。”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说，他在今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一次讨论中指出，中国在学校教育和职称评定等方面“过度重视英语”的做法，正令这个国家30多年前兴起的“英语热”陷入一种“自我折磨、自娱自乐”的怪圈。
事实上，很多人在实际工作中并不能用到英语，但只要参加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就必须经过外语考试这道门槛。
在这种“泛英语化”的带动下，各种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打出的吸引人的广告和机构介绍，诸如“哈佛、耶鲁大学权威专家历时××年研究成果”、“全部教程为哈佛大学专家编写”等等，迫不及待地展示着“权威性”。
面对多如牛毛的培训机构，再加上“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这一根深蒂固的理念，众多家长都无法对英语培训免疫，纷纷给孩子报学习班，甚至是刚满4岁的小孩。“大家都在学，连孩子都感觉着急了，你说学还是不学？”一位家长说。
上个月，教育部前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就在其微博上倡议，取消小学英语课，增加国学教育，取缔社会少儿英语班。“如果作为兴趣来学习英语倒也无可厚非，但现在学外语主要是为了择校，而不是兴趣的需要。”他提议，教育行政部门应明令禁止升学与英语挂钩，教育行政部门要明令学前教育不准有英语学习的内容和要求，小学低段也不得开设英语课。
学几十年，只会“三脚猫”功夫
“虽然我们花了这么大力气学英语，但还是学得不好，真正把英语学得好的顶端人才，尤其是还能熟知两国文化的外语人才还在少数。”张树华说。
目前的现实是，外语教学中的“费时低效”问题依然存在。不少学生外语能力还停留在中低端水平，同声传译人才和书面翻译人才等高端外语人才依然严重缺乏，某些小语种人才仍然匮乏。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在所有学英语或其他外语的人中，真正能学会一门外语并能用外语流利表达、无障碍“跨文化交流”的，最多也不会超过5%。“大多数人学英语十几年，最后的结果可能都只掌握些‘三脚猫’功夫。”
与欧美诸国通用的“用语言做事”的教学理念不同，在我国很多学校英语教学采取“灌输方式”，让学生“死记硬背”应付考试。学生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背单词、学语法等“语言知识”，但却轻视了“语言能力”的培养。于是英语学了很多年，最终也只是“哑巴”英语，这是目前我国学生普遍存在的“英语病”。
除此之外，国内现在的英语教学对发音很不重视，导致全国各地有多少方言就有多少英语口音。今年3月央视《朝闻天下》中采访记者一口流利的“中国方言式英语”就曾一度成了网友们的笑点。
应试教育下的难题
“病情”似乎有目共睹，但如何医治却一直众说纷纭。如今的改革举措，算是“对症下药”吗？
在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英语教育的问题是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在单一评价模式之下所有学校一刀切要求所有学生学英语，而学英语的目的仅是为了升学，这偏离了英语学习的本质。
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钱建成持相同的观点，“语言要适应个性化需求，要回归到最自然的状态。”他认为，可以改变英语教育设置，让学生们在英语学习中真正受益。“英语教育应该从‘要我学’到‘我要学’转变。”例如，学生可以多学习一些商务英语，未来也可更好地适应职场。
英语原本是一种实用性的语言工具，但是在应试教育体制下，英语逐渐异变为一门知识性的基础学科和考试科目。除了造成英语教育效率低下，还将严重扼杀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如何将英语回归到“学以致用”的本位或许才是众多国人的心愿——到那时，学英语的难题自然迎刃而解。
（编辑:鸿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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