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文学翻译中的译者身份
一、引言
回顾西方的翻译历史，译者的身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由征服者到仆人，再到解放者，最后变成施暴者，最终则消失了。就中西方差异而言，西方强调的是译者在翻译行为中的作用。而在中国，译者由官员，到僧侣（如玄奘），再到学者，作家，最后成为作家加学者（如鲁迅），体现的是译者在翻译全过程中的参与者身份。译者兼具几重身份，他是文本的读者、阐释者和评论者，是译著的作者，也是文本和译著两者间的媒介。
二、译者的读者身份。
2.1在进行翻译之前,他必须先阅读原文。读者接受理论认为一个文本只有被阅读时才存在,才有意义。而这意义是读者赋予的。2.2读者在进行阅读时,要受到自己背景的影响,包括他的社会、时代、文化背景,以及他自己的阅历等。如中国近代译者个体的文化心理结构就影响了外国小说翻译。当时的译者一方面寄希望于引进和借鉴西方文明来改良社会,另一方面又以悠久的中华文明为自豪。因此他们对西方文明抱有戒备心理,在译事时有意或无意地以防守性的心态和本土文化意识来理解原作内容,取其所好为用,弃其所恶所忌。对同一文本做出的不同阐释和表达体现了不同的译者对文本的理解是有差别的,因为他们是不同的读者,有着不同的背景,对原作及原作作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了解。三、译者的阐释者身份,这一身份实际上是与读者的身份同时实现的。
3.1译者所进行的阅读是批评性阅读,这种批评性阅读就如沃夫冈.伊塞尔所说:阅读过程是一种再创造的主体步骤。作品中两种主要结构成分引导着这个步骤:首先是所有熟悉的文学体裁、主题,以及书中暗含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其次是用来以熟悉表达不熟悉的各种技巧或策略(罗兰.巴特,1999)。3.2作为阐释者,其阅读目的在于忠实文本,并力求保持这种忠实。他所要把握的文本最合理的意义就是作品的永恒意义亦即作者的原意,其任务就是要把作品隐含的意义和非隐含意义区别开来,并充分挖掘隐含意义来确定作者的意思。在这一过程中,阐释者在自己内心要对作者的世界进行一番重塑。他必须利用文本中的文史学因素,查究与所阅读的文本相关的各种文本,同时还可寻求文学之外有助于阐明文本的材料来帮助他加深对文本的正确阐释。译者只有具备足够的文学知识,敏感的艺术鉴赏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才能使其主体性充分发挥出来。
四、译者的第三重身份：作者
4.1译者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知识储存使得他对这些空白的潜意识解读不可能与原作者的意向性完全吻合。因为这种解读不是单纯地被动地接受原作的字面意义，而是译者在激活自己的先在知识储存，依照先前经验和先在的知识结构所进行的想象和期待，对原作可能的隐含意义进行着各种可能的和合理的推测。因此这种参与过程的能动性本身就决定了解读结果的主观性。译者的主观性，译者的修养和文学功力的高下，意义的不确定性和空白都留给译者一定的创造空间。4.2译作作者通过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和诠释，使原作的生命价值在译语文化体系中得到了延伸，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译作既然是文学作品，也是一种创作。因为译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文字进行逐字转换，不能对原作的表面意义进行简单累加。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必然会无意识地使用自己的特色词汇，并在这些词汇中融入一些独特的涵义。译者在作为作者时其主体性发挥得最大。又如庞德翻译李白的诗“惊沙乱海日”,将其译成几个单独的意象:Surprised,Desert,Turmoil Sea Sun,这充分表现了他的翻译思想。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唐诗中的意象,并以此作为一种文化武器来攻击死水一团的维多利亚文风。他的翻译思想影响了现代意象派诗歌的创作。但是,这种主体性应当是一种限制内的发挥。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贝尔曼在《文学翻译批评论》中说道,译者要对原作者负责,而他自己的作品也必须可以称其为作品,要给本国的语言与文化带来一定的新鲜空气,且不超过本国语言文化所能承受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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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卢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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