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吠驴鸣”的翻译书
前段时间翻出晚清林琴南翻译的几本小说，尽管漏译误译比比皆是，但仍然读得津津有味，有几种甚至比原作读起来还显高明。难怪他大言不惭地说：“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持吾诗相较，特狗吠驴鸣。”
（一）
“译才并世数严林”，说的就是林琴南和严复。说林琴南“大言不惭”，是因为他根本不懂外语，却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用文言文翻译了欧美184种小说，例如《巴黎茶花女遗事》（林的这个译本在文革后曾由商务印书馆再版，起印数就有十万）、《鲁滨孙飘流记》、《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块肉余生述》（即《大卫?科波菲尔》）等等，使中国读者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外国文学作品。林琴南的翻译方法是，先找来一个懂外语的人帮忙，边看边口译给他，他边听边以文言写作，帮手口译刚完，他也基本写好，觉得原作者写得不好的地方，还顺手进行改动。光绪举人林琴南的古文是桐城旧底子，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曾说过“当清之季，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纾（即林琴南）为师法”；而钱锺书在一篇题为《林纾的翻译》一文中，特别强调，“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在这篇文章中，钱锺书提出了他眼中的翻译标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了‘化境’。”换句大白话，翻译就要像盐化在水里，咸味在，而盐不见了。
除了钱锺书的“化境”标准，还有严复在《译例言》中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以及傅雷的“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有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在对这三种标准的争议中养活了无数的翻译研究者。套用导演李安的一句经典句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翻译标准。根据我十年的翻译经验，严复的“信达雅”基本上只能作为一种理想，而译者则是在与这个理想的无限接近中挣扎、左右为难；在个别字句上接近这个理想是可能的，而整本书达到这个标准则是万万不可能的。由于文化、思维习惯的差异，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有时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试以下面这首诗为例：
筛
天牌
钉鞋踩
雨打沙台
虫吃萝卜菜
满天星斗徘徊
石榴皮子翻转来
这是一首形容麻子的异体诗，每一行的字数逐级递增。谁能把这首诗按照这种格式翻译成英文？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诗歌的不可翻译，已经是翻译界的定论。在我看来，林林种种的翻译标准，归纳起来无外乎“忠于不忠”。有人调侃，翻译如女人，忠者不美，美者不忠。林琴南的翻译，倒是一个现成的例子。至于忠与不忠你究竟选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了。
（二）
本来想用一个词来形容翻译这种工作，最后竟然在纸上列出了一大串：移花接木、一面之词、代人作嫁……译者就像一个捉迷藏的超级玩家，在一种语言中找到另一种语言的对应物，这就要求译者成为专家与杂家的兼备。
查良铮译普希金和雪莱，田德望译但丁的《神曲》，王道乾译杜拉斯，李文俊译福克纳，董乐山译奥威尔，王太庆译柏拉图，傅雷译巴尔扎克，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朱维之译弥尔顿，祝庆英译《简?爱》，方平译《呼啸山庄》……他们见证了中国翻译史的巅峰。随着这些翻译大家的逝去或者逐渐退出译坛，现在能称之为翻译大家的译者，已经屈指可数，就连能称为合格的译者，都不多了。与此同时，自称为“翻译”的人倒是越来越多，仿佛会说hello或者bye
bye的阿猫阿狗，一夜之间就都成了翻译。
最好的译者是中外文俱佳，次等的译者是外文一般中文不错，最次的译者是外文不好中文也烂。文革前的翻译大家，基本上都属于第一类；但现在的大多数译者则属于最后一类。这恐怕是越来越多的人抱怨读翻译书不如读原版书的主要原因。
语言能力的退化，归根结底问题出在教育。语言是什么？语言是文化，是生活，包含着最真实、生动而丰富的文化信息。而目前的语文教育，把活生生的语言变成了死水朽木，变成了道德驯化的工具，由于许多文章因为“立意”而非文字的魅力被选入教材，所以文章被硬生生地分解成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也就不难理解了。外语教育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我估计，中国是非英语国家中最重视英语教育的国家，但结果并不乐观：大多数过了英语六级的人，连马桶的英文都不会说。在英语教育日渐强势与中文教育日渐式微的双重作用下，近二三十年来中文受到了外文的严重“污染”，“如此……以至于……”这一类的英文句式以及被动语态的滥用越来越严重，翻译腔肆虐。一个学院派的朋友一天发来一篇新作，读后暗自统计了一下，平均每个句子长度超过了100个字，晦涩难懂、佶牙拗口、从句套从句，问之何以如此，对方答曰：外国的学术文章可不都是这样写的。我告诉他：你被翻译给害死了。
翻译图书质量不高的另一个原因，是译者缺乏职业道德，不懂装懂，自然就闹笑话。前两年应邀为一家出版社审读一本翻译稿件，译者是一对任职北京大学的英语老师。翻阅稿件的时候，我发现了“红熊猫”和“中国的哈萨克斯坦”两个怪异的翻译。拿出原文对照，原来是“小熊猫”和“新疆”的误翻。原文不用说查字典，就是查错误百出的金山词霸，都能找到正确的翻译。名校的英语教师尚且如此，其他的译者，你还能有什么过高的期望吗？想起傅雷的一段话，他说：“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到四遍五遍，才能把情节、故事，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琢磨出来。但做了这些功夫是不是翻译的条件就具备了呢？不。因为翻译作品不仅仅在于了解与体会，还需要进一步把我所了解的，体会的，又忠实又动人得表达出来。”
傅雷正是凭借着这种定力和功夫，把罗曼罗兰这种在法国只能算二流的作家，生生地在中国变成了文豪。
十七世纪的大诗人德莱顿说过，对翻译这么一大门学问，世人的赞美和鼓励实在太少。由于翻译缺乏原创性，所以翻译作品在中国基本上不被列为学术成果，尽管翻译一本书并不比写一本书花费得精力要少。坦率地说，一本翻译精良的书，甚至比大多数所谓原创的书包涵更多的新知与独创性的思考。对翻译的轻视，还体现在翻译的报酬上。目前，翻译的通行标准是50元/千字，能到80元的属于高酬，听说南京一家出版翻译书的出版社，稿酬低到羞辱人的程度，还美名其曰：我们的品牌好，找你翻译是认可你的翻译水准。有能力靠翻译吃饭的人，除非出于对图书翻译的热爱，很少有人愿意干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于是许多出版社找来刚拿到四六级证书的学生担任译者，这些自信的译者连字典都不屑查，借着金山词霸就开始翻译，这一现象在经管类图书领域尤其严重。译者中英文皆不够格，而出版社编辑的水准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现在的翻译图书怎能不是“狗吠驴鸣”的水准！此外，出版社要节省的不仅仅是成本，还有时间，一般出版社给译者的时间也就三四个月，无论是处于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像傅雷那样动辄数年的译法已经绝迹。
20世纪中叶西方著名的文学学者吉尔伯特·哈厄特（Gilbert Highet）说过，一本写得不好的书，只能算是一个错误；而一本好书的恶劣翻译，简直是犯罪。按照他的这个标准，现在中国的翻译图书，大多数都可算是罪行累累留下的骇人铁证吧。
（编辑:yo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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