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学术人生（之二）
接：四十年学术人生（之一）
王力先生是朱光潜先生介绍我认识的。王先生也认识我的伯父刘永济教授和父亲刘永湘教授，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交往的一些细节他也都记得。王先生见到我后，以非常肯定的态度对我说“朱光潜先生说你是有志向的青年，中英文都好，你可以研究汉英比较语言学，国家有需要”。他于是从“国家有需要”谈起，观点很明确。他说，语言与国运息息有关、与国力息息有关。我国秦代、唐代汉语都有长足发展，现在(指20世纪60年代)是“第三次契机”。
秦代到唐代大约是1000年，由盛唐到现在也是大约1000年，我们要看到汉语演进的这个“历史轨迹”。其次，世界上懂汉语的人太少了，由于外国人以汉语望而生畏，总认为太难学。语言比较研究要帮这个忙，找共性，使人感到汉外彼此相通；找差异，又使人感到外汉相异成趣。最后，从语言科学研究来讲，要填补这个空白。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既有规模又有成绩，现在虽然没有什么适用性了，但比较法的历史功绩和现实意义却不容抹杀。例如研究翻译，比较法就是方法论基础。随后，王力先生谈到比较不是简单地拿来类比，“比较”要有主次，汉语是主，外语是次，这不是地位之分、也不是重要性之分，而是“立场”之分，我们必须站在汉语的立场、汉语的角度观察问题，作出价值判断。
接着王力先生问起了我毕业后的打算。我说朱先生认为我应该干四、五年专业翻译再说，我父亲也是这个意见。王先生说这是很正确的见解，青年人不应过早地进入理论研究，因为翻译究竟不同于其他学科，尤其不同于理论性强的学科，如文艺批评、文学原理等等。翻译研究的理想情况是基于自己的直接经验。在我国墨家提倡的认识论中，有所谓“身观”(亲身观察，见《墨子•经说上》)，就是强调直接经验，强调真知。
语言比较研究对翻译的重要性、翻译研究必须重双语比较、语言比较既要分析共性又要把握差异等等思想经王力先生的启蒙，在我后来的学术研究中始终起着指引的作用。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80年代末我在巴黎塞纳河畔的客寓完成了《汉英对比与翻译》一书，这本书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舒解了我愧对老师的负疚感，同时也加深了我对语言比较理论的领悟。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形成了“静态研究为体、动态研究为用”的整体论比较观，反对机械主义类比法，反对以英语为本位来框囿汉语：所谓“以西人之有而有之，以西人之无而无之”(“之”指汉语)。在后来的一些翻译研究著作中我一直恪守着这些原则主张，并在《翻译与语言哲学》中提出“本位观照、外经参照”的基本价值观论，当然也是比较研究的对策论基本思想。
高名凯教授也是我的授业老师。高先生对语言学的专注追求，真可以说废寝忘食；高先生对批评甚至无端的责难的超然态度等等，都为我树立了终生的风范。有好几次上午下课后我走上前打趣地问先生“吃过早饭没有?”，他回答说“今天又忘了”，好像恍然大悟。在我心目中，“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就是因为有像高名凯先生这样一批为学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学者，其中包括我们的主修课老师李赋宁教授。李先生有一次给我们讲课，实在不愿中午下课铃声打断他的讲解，突然面向全班同学严肃地提出一个问题：“Why must we eat(人为什么要吃饭呢)”?听到李先生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大家哈哈大笑，他才醒悟过来。后来我们谈到这件事，李先生说他在英国求学的时候经常为“要停下来吃饭”苦恼万分。
我毕业后有一次去北大看高名凯先生。当时乔姆斯基的TG Grammar(转换生成语法)正风靡全球。我问高先生如何评价TG Grammar。高先生很严肃地望着我说，“你不是在研究翻译吗”?我回答说“对TG只是出于好奇”。高先生马上接着说：“搞学问不能靠出奇制胜”，要始终一贯，古人说的‘吾道一以贯之’。你不要去追这个时髦。当时我实际上确实有“出新”的思想苗头。高先生随后提出了两点让我好好思考：第一，TG Grammar显然是以西方形态语言为依据和依归，那里的形式机制对我们汉语的实际意义究竟有多大?“不要不分清红皂白，随声附和”；第二，西方语言学研究中心20世纪50年代以前一直在欧洲，现在(指六七十年代)似乎慢慢转向了美国，是受美国文化咄咄逼人的高压态势的影响而造成的。“这个问题，你怎么看?”高先生说从语言研究的“积淀”、它的历史传统以及语言流通版图的丰富多样性来看，“语言研究欧洲中心论不可动摇”。高先生对美国语言学的实用主义兼及对美国文化的浅薄、浮华，学人的专断等批评后来对我的影响都很深。我在80年代初以及后来多次在美国的实地观察和观感，非但没有改变高先生对我的初始影响，使我对美国的看法从负面走向正面，反而使我对美国持越来越坚定的批判态度。我走遍了美国13个州近30个城市的经历告诉我，我不能接受美国所宣扬的普世价值，我不能附和对美国已“国富民强”的憧憬，我不能认可美国足以领导全球的道德和智能水平。尤其是到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美国的政治霸权国策和文化霸权行径更使我深恶痛绝。这是我拒绝从香港去美国定居的最深刻的原因。对美国，我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为富不仁。我想，对世界很多人来说，将“恶魔”憧憬为“天使”，实在是莫大的悲剧，也可以说是用自己的善良，投下了一笔必定会失望的赌注。
上面我提到了我的三位老师朱光潜、王力和高名凯，以及他们的言传身教对我的学术人生的决定性意义，意在表达我的追思，还要藉此说明的是一个今天在知识界、学术界、教育界几乎已经被淡忘的真理：前辈的思想智睿对后辈的事业是何等可敬可畏、何等不可或缺!我欣赏“世界是年轻人的”这句话的夸张的诗意，但人类的智慧总是在承前启后中发展，如果没有“老年智慧”的养育和激发，青春的潜能能散发出“光辉”吗?一个成熟的和谐社会不仅要重视青年一代的发展，也要万分珍惜老年一代的潜力发挥。根据认知科学的研究，人的高度智慧、成熟的智慧出现的“年龄段”(age span)或然率，以55岁到75岁之间的20年为最高。诺贝尔奖金社科类的得奖者83.2%都在这个“年龄段”。从1969年起到1993年一共有30位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得奖人，其中三分之二年龄超55岁，有5人超60岁。今天全美国的经济学界、政府决策层都在倾听一位70岁老人格林斯潘的声音。“达尔文学说”提出来时，达尔文已经62岁，康德完成批判力批判理论时的年龄是68岁，托尔斯泰最使人动情的小说《复活》是在71岁完稿的，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可以说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浩瀚苍穹布满了智慧老人的繁星!英国诗人燕卜荪(W.Empson，1906－1984)曾经写过一首诗哀叹“生命的浪费”，谴责社会“对人的智能”的浪费。可惜今天我们在中国几乎随处可以看到社会“对老年人的智慧”、“对人类最成熟的智力”其实也确实是对生命的漠不关心和浪费!欧洲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如果社会只停留在“歌颂青年”(youth exaltation)上，那么这个社会将永远是一个幼稚的社会，“老年岐视”是一种社会“病态”。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所谓“学术研究能力”(Academic Capacity)，更可以发现在它的四个组成部分(A、B、C、D)中几乎没有一项可以忽视“智能的承前启后”。任何一位“青年才俊”恐怕都不敢有胆量、有根据地说，他可以完全不顾前人、老师、导师、学长的教诲、教导、指引、指点、帮助等等“单枪匹马走天下”。四十年学术人生告诉我，世界上没有这种“学术独行侠”，这种“独行侠”只有在欺世盗名的好莱坞电影里才有!我并不反对年轻人具有“五岳三山开路，我来了”的浪漫豪情，但学术研究更加需要的是踏着前人足迹的探索，更加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惨淡经营；学术不能与浮夸、浮华沾亲带故，毕竟，在科学的领地人人都是“寒窗苦读”者!
（未完，待续）
（编辑: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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