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做个翻译大师（之二）
（接：立志做个翻译大师之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译坛上抒情描写高手如云。下面是郑振铎(1898—1958)译的泰戈尔的 短诗《第一次的茉莉》：
呵，这些茉莉花，这些白白的茉莉花!
我仿佛记得我第一次双手满捧着这些茉莉花，这些白白的茉莉花的时候。
我喜爱那日光，那天空，那绿色的大地；
我听见河水淙淙的流声，在漆黑的午夜里传过来；
秋天的夕阳，在荒原上大路转角处迎我，如新妇揭起她的面纱迎接她的爱人。
但我想起孩提时第一次捧在手里的白茉莉，心里充满着甜蜜的回忆。
我生平有过许多快活的日子。在节日宴会的晚上，我曾跟着说笑话的人大笑。
在灰暗的雨天的早晨，我吟哦过许多飘逸的诗篇。
我颈上戴过爱人手织的醉人的花圈，作为晚装。
但我想起孩提时第一次捧在手里的白茉莉，心里充满着甜蜜的回忆。
其时有更多的译者投身于欧洲文学和哲学巨著的汉译。下面是李健吾在30年代末翻译的《包法利夫人》的片段：
奇怪的就是，包法利一边不停想念爱玛，一边却在忘记她。他也想尽方法来保留她的形象， 可是他觉得这形象照样溜出了他的记忆。他为这事直恨自己。其实他夜夜梦到她；梦也永远 一样：他走到她跟前，然而就在搂抱的时候，她在他的胳膊中间变成了尘土。
大家看见他天天黄昏去教堂，去了一星期不去了。布尔尼贤先生甚至于看望过他两三回，后 来也就随他去了。而且郝麦说，老头子心地越来越褊狭，越疯狂。他大骂时代精神，每半个 月，临到讲道，必定提起伏尔泰临死的情形，大家知道，他是吞自己的粪死的。
包法利虽然省吃俭用，离还清旧债，却还远得很。勒乐拒绝改期。扣押就在眼前了。事到如今，他只好写信给母亲求救。母亲答应拿她的财产作抵押，不过信上狠狠数说了爱玛一顿； 她要一条全福没有偷去的披肩，酬谢她的牺牲。查理不肯给她。他们失和了。
她首先提出和解，向他建议接小女孩子过去，陪她作伴。查理同意了。但是临到动身，他又 舍不得她走。这一回，母子决裂到底，挽救不来了。
中国人用“行云流水”来描写文笔的流畅、用“明潭皎月”来比况文思的清澈。从以上几 篇译作来看，中国译坛远在七八十年前的译文质量，已经丝毫不逊于这八个字了!岂止如此 ，我 们要说，这些译者都可以毫无愧色地被成千上万中国的读者戴上“红绸绶带”。同样，我们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上半期中国译坛群星灿烂，他们全都是值得被中国人民永远佩戴上“红绸绶带”的译坛巨星：梁启超(1873—1929)、严复(1853—1921)、林纾(1852—1924) 、马建忠(1845—1900)、伍光建(1866—1943)、苏曼殊(1884—1918)、王韬(1828—1897，《法国国歌》的译者)、陈独秀(1880—1942，雨果《悲惨世界》第一位译者、美国国歌《亚美丽加》的译者)、鲁迅(1881—1936)、徐志摩(1896—1931)、郭沫若(1892—1978)、茅盾( 1896—1981)、刘半农(1891—1934)、傅东华(1893—1971)、曹靖华(1897—1987)、夏丐尊(1885—1946)、郁达夫(1896—1945)、朱光潜(1897—1986)、成仿吾(1897—1984)、田汉(1898—1968)、老舍(1899—1966)、董秋斯(1899—1969)、胡风(1902—1 985)、梁实秋(1902—1987)、赵景深(1902—1985)、张仲实(1903—1986)、张谷若(1903—1 994)、冯至(1905—1993)、梁宗岱(1903—1983)、戴望舒(1905—1950)、郭大力(1905—197 6)、傅雷(1908—1966)、巴金(1904—2005)、钱锺书(1910—1998)、高名凯(1911—1965)、朱生豪(1912—1944)、卞之琳(19 10—2000)、贺麟(1910—1992)、杨宪益(1914— )、叶君健(1914—1999)、王佐良(1916— 1995)等人，都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配得上佩戴永不褪色的“红绸绶带”的翻译大师!
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中国译坛翻译大师辈出，多近半百，实在可以说是人才荟萃，这是自汉唐以来罕见的多元文化人文景观，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在多元文化交流中的智慧和智能潜力!从整体来看，20世纪中国译坛群芳争妍，遍及九州。尤其是上半个世纪恰恰与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同步，可以说越到民族危亡关头，我们的翻译大师越奋不顾身，译坛英才越前仆后继，一个个情高节亮，意气昂扬!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翻译家将个人与国家民族融为一体，将救国救民的政治大义和政治抱负放在首位，摆脱了象牙之塔的羁绊和名利小人那种锱铢必较的精神纠缠。
第二，翻译家又将政治大义与艺术追求、事业追求融为一体，将对译文质量的苦苦追求与为国为民、为时代作出贡献的赤子情怀融为一体；二三十年代的翻译家大都在万分艰险或艰苦的环境下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于字里行间。
第三，以创作带译作，又以译作促创作。20世纪上半期的翻译大师大都是创作、译作双管齐下，相映成辉，很少“单打一”者；这很可能是由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徐志摩等人的榜样力量所衍生的一脉相承。
第四，以民族文化发展和时代所需为己任，纷纷选择知难而上的攻坚方略，翻译的都是世界文坛或文献中最具高难度的巨著如《资本论》、《小逻辑》、《民约论》、《批判力批判》、《战争与和平》、《莎士比亚全集》、《复活》、《简爱》等等大约50 部经典著作。“攻坚方略”的战略意义是具有极深刻的专业启示性、引导性。
以上四点，应该是我国当今的翻译从业者乃至我国整个翻译事业的宝贵的经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进入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转型期，经济飞速发展，各项事业突飞猛进。但是与人们的热切期待相反，中国译坛相比之下却仍显平寂。近年来中国出版 界和读书界曾多次提出一个问题：当代中国为什么没有翻译大师?中国翻译界如何再续往昔的辉煌?
（未完，待续）
（编辑: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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