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学术人生（之一）
德国美学家费希尔(F.T.Vischer,1807-1887)说，“人生始于对艺术真谛（Essenz）的领悟(Verstandnis)”。我想我们也不妨说“人生始于对学术的领悟”。艺术可以是人的一生的终极追求，学术何尝不是如此。费希尔后来解释说，艺术的追求很苦涩，尽管看起来它好像绚丽多采；但我认为学术的追求并不苦涩，因为它并不绚丽多采。对学术追求的陶醉，不在“色空世界”的垂青和召唤，而在学术人自己对内在世界、对他的理性境界一次又一次提升的喜悦。
三位大师
回顾学术人生，我的许多基本观点都始于大师的身教言传。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我从北大毕业以后开始做专职翻译工作，那时生活很苦，但精神上感到很充实。1964年春，我收到授业老师朱光潜教授给我的一封长达六页的回信：
宓庆学友：
……
来信问及“中国翻译的特点”，也可以说中国翻译研究独特之处。大凡做翻译必对本国文化、文字、语言有切身之体认。中国语文必须注重语言审美，与西洋语文大异其趣，中国人素来注重辞章之学，即今日所谓语言之美学；然西洋语文无所谓“语言美学”，概括语法逻辑定规。中国人日常说一句话都考虑平衡美、结构美与音韵美，否则自己必不满意，社会也碍难接受。如“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即功于对称、平衡，声韵抑扬顿挫，“道”与“桥”一仄一平，如改为平平或仄仄就不悦耳。
汉语元音的声、调在里面起很大的作用，西洋语文是一概不考虑的。Samuel Johnson穷理于辞章，谈来谈去是语法规范问题，不是辞章美学，而刘勰谈来谈去则是美学问题。古人认为“道”也是美学课题。《论语•述而》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到宋代理学家明确提出“文以载道”，形式与内容，辩证统一。所以刘勰的《文心雕龙》把“道”也拉进文章美学。
你家学渊源有条件好好研究翻译与美学的关系，先构想一个理论框架，一步一步研究下去，不一定要马上成书，先写一些论文，将来集腋成裘……
……
读了朱光潜教授这封信，使我体验到到那时为止我一生中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一种“顿悟感”，以往在我心中只是模糊感受到的东西，从此不但豁然于心，而且决然于行。朱先生这封信在我内心点燃的火花，标示着我四十载学术人生的起点。青春的浪漫情怀里从此注入了后来越来越支配我一生的脚踏实地的执着。几天后我到北大燕南园看老师，并与朱先生作了一次“师生恳谈”，朱先生称之为“mind- meeting talk”，这个词后来也一直深深地嵌印在我记忆里。其实当时朱先生是针对我提的问题，发表精辟的见解。我自己只是在聆听师训。
同年秋，朱先生又与我谈到中国翻译的理论研究以及理论应有的特色问题。他来信说：
……
我们有一个大问题，恐不能回避，即意义，中国人素来不赞成“言不及义”。我国翻译理论则似应以意义研究为主轴。一般西洋理论亦重视形式对应。德语句子与英语句子很多可以实现形式对应，形式对应了意义随之而出，双语词组间的关系很密切，从形式可以推出意义来。汉英、汉德之间不存在这层关系，你从形式推不出意义来，从词源上说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要面对这个现实，提出一套意义的理论。你可以借鉴语义学，但不要受语义学局限，你研究一下Rich ards(I.A.Rich ards, 1831-1979)的“论意义的意义”等等，看看是否对翻译言之成理。恐怕要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
朱先生的这一指引对我的人生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意义研究”后来成了我对翻译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切入点。我是通过意义研究构筑起我的基本理论研究框架，而且正是通过系统的意义研究，使我看到了我们与西方理论的重要区别(或者说应有的区别)。我从意义研究扩及意向探索，又扩及翻译学理解理论也就是“文本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我通过意义的功能研究(同时不忽视意义的结构研究)发现了维根斯坦的和他的著作。维根斯坦使我认识到结构主义静态意义观的极大的局限性，认识到翻译学的意义观必须借助功能主义的动态思维加以提升。我发现，翻译学的意义理论具有我始料不及的复杂怀，不能完全依靠结构主义(虽然索绪尔对意义可以说并无建树)，也不可能像有些人误解的那样，似乎单凭“功能理论”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下面仍将论及。在北大求学后期还有两位大师对我一生的学术研究方向和方法起过决定性的作用。
一位是汉语研究界大师王力教授，另一位是语言学家高名凯教授。
（编辑: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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