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翻译家的俄罗斯情缘
我曾对口译产生过困惑，是戈宝权先生给我解开了这个疙瘩——1949年他去苏联经过哈尔滨时，召集从事俄文翻译工作的人开会，针对我的困惑推心置腹地讲了一段话。他说：关键是译什么和为什么人而译。
一个翻译家的俄罗斯情缘
我的俄国老师们
儿童和少年时代，我记忆中的哈尔滨是一座有异国情调的、又充满诗情画意的城市。街上来往的是些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人，到处响彻的是带“尔”声的俄罗斯语言。
我于1926年出生，1933年进入哈尔滨市基督教青年会的教会学校，读了十年书。同学都来自不同的民族，以俄罗斯人居多。大家通用的语言是俄语。老师主要是俄侨，用俄语讲课。
我的学习成绩平平。放学回家常常痛苦，因为听不懂老师的话。经过几年的磨练才慢慢熟悉了俄语。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又逐渐爱上了俄罗斯文学与艺术。
我们的教务主任格雷佐夫（笔名阿恰伊尔）是当地一位著名的诗人，他发起组织的“丘拉耶夫卡”文学会，在俄罗斯侨民当中颇有影响。文学会团结了一批文学爱好者，组织各种活动，地点就在我们学校。
与外国同学交往、聊天拌嘴，用的都是俄语，从小我就感受到语言的力量。长大以后，我期盼的就是民族之间的友好与和睦，就是从事与俄罗斯文学艺术有关的专业。
奥西波夫老师在哈尔滨以临摹油画出名。哈尔滨市内的一些宾馆、影院和商店，都有他临摹的作品。
我跟奥西波夫老师学习，初步掌握了油画的基本知识和技法。
我的另一位老师是阿·尼·克列缅季耶夫，据说他是俄罗斯某位大画家的学生。他开了几个班，有静物班，有人物班。每个班有七八位同学，基本上都是俄罗斯孩子，即使不是俄罗斯孩子，讲的也是俄语。
1943年，克列缅季耶夫为自己的学生举办了一次画展，我们每人提供三四张作品。当时算是美术界的一件盛事，参观的人挺多，哈尔滨市一家用俄文出版的报纸还专门发表了评论文章。我的展品中有一幅《自画像》，保留至今。这是我几十年从事油画创作的最早的纪念，也是我与俄罗斯美术情缘的记录。
“普希金在长城上”
我们学校三楼顶层是个大礼堂兼室内体育场。我记得在大礼堂举行的一次最隆重的集会是1937年纪念诗人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哈尔滨的俄罗斯侨民全力筹备了那次纪念活动，出席者有六七百人，有报告，有发言，还有同学们准备很久的文艺演出。
我为班上临摹了一幅普希金肖像，挂在课堂里。从那时起，普希金就永远地走进了我的心房。我总想画一幅自己心目中的普希金。
1994年，我为浙江文艺出版社编选了《普希金抒情诗全集》，通读了他的所有抒情诗，并核对了几代中国译者的译文。我对普希金有了更多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我着手创作我心目中的《普希金组画》，从几幅扩展到十二幅，还不能包括他的生活全部，我还在补充这一组画。
1999年春，俄罗斯全国隆重纪念普希金诞生二百周年。我作为中国代表被邀请出席各项典礼。6月4日，在普希金国立纪念馆举办的庆祝活动之后，我将我画的《普希金在长城上》赠送给该馆。
这是我酝酿了多年的作品。画中有我对普希金的理解，同时也表现了普希金生前的愿望。由于普希金生前几次表示要到中国来，我画了一幅他的愿望变成现实的画——普希金来到了我国的万里长城上。这是一幅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画上有我国著名诗人李瑛的题词。在离开莫斯科之前，我收到该馆馆长一封感谢信，“这幅作品由于高超的艺术水平和对普希金形象非常有意义的和不同寻常的处理，它将在我馆美术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
参加纪念活动期间，我有机会走访了普希金的一些纪念场所，回国后写出《圣山行》一书。书中不仅记述了大会的情况，而且还有对不同人士、普希金的后代亲属，以及外国研究普希金的专家们的采访记录。另外，我还画了一些和普希金有关的速写。
回忆自己走过的路，自己对俄罗斯文学与绘画的依恋，正是童年、少年时代产生的俄罗斯情缘的延续。我在俄罗斯文学艺术中总能品尝到自己早年吸吮的奶浆，是它滋补了我，在写作方面和绘画方面给我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初试译笔
我在学校即将毕业时，由于对俄罗斯文学的爱好，便试着进行翻译。我译的第一篇作品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
当时我的俄文水平不高，我的汉文只限于生活用语。我反复地读原文，从字面上理解了散文诗的内容，便用自己仅知的词汇开始翻译，然后把译稿寄给了当地的《大北新报》，用的笔名是“雪客”，是对迷恋雪的寄情。没有想到，过了不久我的译文居然见报了。那是1943年，我十七岁。我高兴地跳了起来，伸手触到了顶棚——我家住的是个小平房，比较矮。
我以为发表一篇作品并不难。这事刺激我继续翻译了几篇，有的发表了，有的如石沉大海。
哈尔滨是我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我有幸在1946年便认识了从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那是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我参加了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在友协领导下有报刊、书店、影院和各种文艺活动组织。工作不分你我，大家都争着干，无所谓上下班制度，办公室就是寝室。翻译、写作、绘画、编刊物、布置会场、画广告、管理图书……只要工作需要，我就高兴地去完成。
友协的合唱团要演唱新的歌曲，于是我便着手翻译苏联流行歌曲的歌词。我前前后后译过大约几十首。译后交给来自延安的刘炽、瞿维等音乐家们配乐。他们开始直皱眉头，告诉我歌词不能随意翻译，否则很难配曲。在他们指导下我才明白，翻译歌词必须把每行歌词分成音节，并按音节译出原文；还必须把译文中的重音安排在原来的重音词的音节上，否则词与曲要表达的感情就不一致了。有的歌经过他们配乐之后，曾流传一时。
1947年我译了《保尔·柯察金》，它是根据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剧本中的主人公保尔深深感动了我，因为在那之前，我还没有见过那么坚强、那么忠贞、那么勇敢的人。在我翻译之前还没有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剧本中全是对话，我觉得翻译剧本似乎比较容易些。三年以后，我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观看这部话剧时，发现对话中有些东北土语，相当刺耳。那时我才理解，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是艺术，不是每句话都可以印在书上或搬上舞台的。
1948年，我译了冈察尔的短篇小说《永不掉队》。这是对自己汉文的又一次考验，同时也是对生活的一次考验。
我从小说中理解到：人的一生应当永远向前，不可停止，更不能后退。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篇译文曾一度被选入语文课本。三十年后的1978年，我将后来译的冈察尔其他短篇小说和《永不掉队》合编成一本集子。有一位朋友读后，说了一句话：“你的文字三十年来没有进步。”这好比给我当头一棒，使我警觉起来，我开始检查自己的译文，认识到朋友的话是中肯的。从此我认认真真地学习名家们的译著，学习他们的文字、他们的翻译技巧。
1954年，我从东北中苏友好协会（沈阳）调到北京，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联络部当一名工作人员，大部分时间是接待苏联代表团，或陪同我国代表团出国当口头翻译。
口译——我的大学
口头翻译是一种崇高的职业，它本身需要译者具备丰富的知识、大量的语汇、良好的记忆力、转化时的敏感等等。我在这些方面都有缺陷。
少年时代接触的汉文语言不纯，我曾对口译有过困惑，是戈宝权先生给我解开了这个疙瘩——1949年他去苏联经过哈尔滨时，召集从事俄文翻译工作的人开会。那时，他针对我的困惑推心置腹地讲了一段话。他说：关键是译什么和为什么人而译。话很简单，我顿悟过来，从那以后我明白翻译的意义，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条路。
口译中我有很多失败与教训。有一次是给周恩来总理当翻译。席间谈到双方办刊物事宜。总理说对方刊物的读者有从事俄文的专业人员、大学教授、文化工作者、大学生和职员。我译时，把职员忘掉了。周总理立刻意识到了，说：“你译错了！”我一时愣住。席间苏方有多位著名汉学家，他们也一怔。周总理说：“我提到五种人，可是你译时停了四顿，显然拉掉一种读者。”当然，口译中不止这些教训，但这些教训足以督促我补课再补课。学古文、学科学，学各方面的知识；锻炼自己的记忆力。那时我每天早晨一起床前先是朗诵俄文，训练说话能力；每天在特备的纸条上记上几十个单词，只要有空闲时间就背诵；每天看见报上出现新词汇，我便找出俄文译法……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与俄罗斯的情缘越来越深了。
我担任口头翻译工作期间，有机会接触一些苏联文艺界人士，听他们谈文学，听他们朗诵，很受启示。我意识到语气与音色的重要。
我国改革开放时，我和戈宝权应邀去莫斯科出席苏联文学国际翻译研讨会，那是1983年，苏联作家协会组织了一次苏联诗歌译文朗诵会。当我在台上用汉语朗诵罗·罗日杰特文斯基的诗时，发现他用手指轻轻敲打原诗的节奏。显然，译文的节奏与原诗节奏不一致了。他摇了摇头，又对我会意地笑了说。我立刻意识到，诗的翻译在节拍上出了毛病。
1984年，叶夫图申科来我国访问期间，中国作家协会在国际俱乐部专门为他组织了一场他的诗歌朗诵会。那天，听众要求他朗诵几首计划外的诗，他毫不迟疑地便背诵出来。叶夫图申科朗诵时，手的动作较多，特别是手指的动作，眼睛也时而眯缝起来，时而睁得滚圆。更值得注意的是音色，他的音色变化使诗增加了情感频率。
我还听过伊萨耶夫为艾青一个人背诵他的情诗《致妻》。那是在苏联驻华大使馆的欢送苏联代表团的招待会上。他的声音是那么柔润，那么多情，那么妩媚，纷绕于耳，战栗于心。
一次又一次与苏联诗人接触，特别是聆听他们的朗诵，使我不能不反复考虑如何翻译他们的作品，如何表达他们的个人特色，如何注意声调与音色以达到相近的效果。
如今我已年满八旬，想做的事似乎还不少，但体力与精力都不济了。不过只要头脑不糊涂，我不会放下手中的笔，将沿着命运为我安排的路——与俄罗斯的情缘之路继续走下去。
（编辑:youke）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220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