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系列访谈——对话北大外国语学院院长程朝翔
编者按：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伟大实施，北京大学的发展驶入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快车道。为了让读者更全面了解北大学科建设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本日起本网将陆续推出——北大院长（系、中心主任）系列访谈，以鼓舞大家以更清醒的认识，更远大的抱负，更坚强的决心，为北大的建设和民族的振兴，不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问：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组建的背景是什么？学院的组建有何重大意义？
答：1999年6月，北京大学的4个外国语言文学系，即英语系、东语系、西语系、俄语系，合并组建成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这是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历史上的一个小结。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62年6月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同文”，即通识各国语文；“馆”也就是今天的“学院”。京师同文馆是当时的国立外国语学院，也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前身之一。
1902年1月，京师同文馆并入已成立3年多，有英法德俄日5个语种的京师大学堂，成为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1919年，北京大学废门改系，在当时的14个系中，就有4个外国文学系，即英法德俄4系。胡适先生是英国文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1931年，成立外国语文学系；1946年，成立东方语文学系，其他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改称西方语言文学系。1950年，俄语系独立；1984年，英语系独立；这两个系的独立其实也反映了语言文学当中的政治。
北大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建制屡有变迁。这一变迁的历史，对我们启示良多。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是为了应对时代的挑战，培养西学人才。所以，除了外文类课程外，同文馆还逐渐设置了大量的科学课程。有趣的是，美国哈佛大学2004年的本科评估报告，也是当时同文馆的思路：在全球化时代的本科教育中，要大力强化外语和科学教育。北大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制的不断调整，也正是为了适应不同时代的学术和社会需要。
今年已经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成立的第7个年头。从这7年的发展来看，外国语学院的成立整合了学术资源、加强了不同语种专业之间的沟通、促进了外语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之间的交融，增强了本学科的总体实力。2004年，在全国一级学科总体水平评估中，北大外国语学院以整体水平、学术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声誉5个单项100分的成绩名列本学科第一名，这是同行专家对我们的鼓励，同时也反映了外国语学院建设的成效。
问：当前国内外外语学科的发展有何特点？呈何种趋势？
答：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里，外语学科教授的语言多，研究的水平高、领域广。一流大学一般常年教授的语言达50种以上，有的大学甚至达到100种以上。外语学科的研究领域与历史、考古、哲学、政治、艺术等领域互相交叉，互相渗透，形成了较强的研究和教学实力。
目前，中国教育正处于发展较快的阶段，外语学科也有长足的进步。许多学校都在增设招生语种；博士点和硕士点的数量有较快的增加，反映了教学和研究实力的提升。只要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外语学科继续严格学术规范，不断提高学术质量并扩大研究领域，不片面强调实用而注重对于学生的学术训练，就一定会逐步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问：在外语院校林立、专业众多、实用化倾向严重的大背景下，北大外国语学院如何定位？怎样体现自身特色？如何实现自身发展？如何推进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应用？
答：目前，外语院校还算不上“林立”，但外语专业的数量确实“众多”：全国大约有500多个英语专业、200多个日语专业、80多个俄语专业、50多个法语和德语专业。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每所大学对于自己都有不同的定位。有的大学的外语专业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社会对于外语技能的需求出发，以培养“纯实用型人才”为己任，这不应该受到非议。但如果所有大学都一味片面地强调实用，那就无法为社会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才，也就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北京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文化学科是北京大学这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十分明确的定位。北大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与北大的外国历史、外国哲学等学科一起，共同构成了北京大学人文学科的“外”字号专业。其实，北大外国语学院不只是有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也有与北大的其他人文学科相交叉的专业。例如，本院的古代东方文明专业按西方大学的建制属于“近东”研究，包括历史和考古方向；而在我国的兄弟院校中，也有将这一专业设置在历史系的。
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本学科极端重视研究工具的作用，而本学科最重要的研究工具就是外国语言。与深化与扩展研究领域相适应，也与研究的日益国际化相适应，本学科将不断强化语言要求。首先，精通专攻语言是基本要求。而所谓“精通”，就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流利，而且需要能用专攻语言来思考、研究、解决重要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般交流的能力，而且是能够置身于专攻语言的文化和学术语境而没有陌生感。精通一门语言，就是能以这种语言，与用这种语言进行思考的最缜密、最复杂的头脑进行交流。
同时，以数门语言进行研究是本学科的重要要求。最低要求是以英语（或一门重要的其他外国语）和一门对象国语言进行研究；较高要求是以英语（或一门重要的其他外国语）和一门对象国语言以及另外一门相关语言进行研究。
有了这种语言工具的支撑，就可以全方位地、深入地研究和介绍中国以外的世界，也可以将中国实实在在地介绍给世界；使中国真正地了解世界，也使世界真正地了解中国。中国的许多行业、许多领域都需要对于世界的深层次的了解，我们学院努力满足这种需要，因此也有着良好的实用前景，这也许也是我们的外语教学与研究的最重要的应用。
问：北大外国语学院自身的优势是什么？学院有何科研成果？
答：良好的学风是学院健康发展的最重要的保障。我们努力保持我们优良的传统，又时刻关注学术的前沿，坚持不懈地开拓新的领域。在学院数量众多的教学和研究成果中，既有大批传统的优势学科的成果，也有越来越多的新兴学科和跨学科的成果。学院的标志性成果包括：新编三卷四册《欧洲文学史》、“欧美文学研究丛书”（已出版10余种）、“东方文化集成”（计划出版500种，已出版60余种）、“波斯经典文库”（翻译；共计七种，18卷，600万字）等。这些成果体现了学院的传统特色，也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体现了时代的特色。
问：外国语学院将来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
答：只有了解我们自己的过去，才能确定今后发展的方向。北大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优良传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不断地开发、利用。学院已经启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史”研究项目，目的就是更好地总结我们自己的历史。在我们学科的历史上，很多学者首先是以人文学者的身份闻名于世，其“外语专业”倒退居次位；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中，学生主要是学习原典，“语言技能”的学习倒退居次位。这值得我们思考。
在发扬优良传统的同时，也应该与时俱进，关注国际学术的最新发展。作为一个人文学科，也应该关注与社会科学的互动，例如在本学科内部如何发展国别研究，包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等；甚至关注与科学技术的互动，例如计算机科学等。在“数码时代”，应该关注电影、电视、互联网、数据库、DVD等数码媒体的研究与应用，使我们的学科与我们的时代同步。
与我们学科的定位相适应，我们的教学也应该有越来越高的研究含量，使学生在第一时间接触到国内外最新的一流研究成果，将学生培养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导人才，推动自己的领域进入本行业或者本学科的最前沿。
随着北京大学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也将为学校的国际化做出更大的贡献。本院将更多地担负起全校国际化过程中的基础外国语言文学文化教学服务工作，为北京大学的研究和教学社区，乃至为全社会提供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的各种教学和研究资源。
问：外语语言文学有何魅力？
答：一门语言是通向一个世界的一扇大门，各个不同世界的魅力使无数学人为之倾倒。即使精通一门所谓“死语言”（无论是古希腊语、拉丁语，还是梵语、巴利语），也能够通过阅读，来与杰出的、活生生的心灵进行沟通。这种沟通会给我们力量，而这种力量使看似毫无实用价值的学问拥有改造我们自身，并通过我们自身来改善我们社会的巨大作用。
伟大的心灵不但不朽，还能够与时俱进。我本人的研究兴趣之一是英美戏剧，剧作家莎士比亚就是一位能够与时代同步的人物：他的作品在我们的数码时代不断被改编为电影，制作成各种格式的DVD，并成为互联网上的重要资源；在我们的国际化的时代，他的作品经改编后成为中文、日文、俄文等的经典作品。他对我们的时代仍有巨大影响。
以莎士比亚为例，外国文化的资源也可以转化为中国文化的资源。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著名翻译家朱生豪在贫病交加，手稿数次毁于战火的情况下，呕心沥血，在耗尽自己的生命之前基本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他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译成功以后”。他除了翻译莎士比亚之外，还为报纸撰写大量的抨击日德法西斯和汪伪政权的时政随笔，用自己的笔参加了抗战的事业。中国的另一位学者、翻译家孙大雨在在抗战期间翻译出《黎琊王》（即《李尔王》），并在书中题词：“谨向／杀日寇，斩汉奸和歼灭法西斯盗匪的战士们致敬／孙大雨”。可见莎士比亚已经成为中国的文化资源。曾担任北大英文系第一任系主任的胡适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亲自筹划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使梁实秋先生终于在37年后，完成了全集的翻译。
问：请您介绍一下北大外国语学院的现状。
答：北大外国语学院目前共有200多名教师，19个招生语种，开设有近30个语种的课程。我们拥有一流的教师队伍，而且教师的来源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国际化。每年都有新开设的课程，而且课程的研究含量不断提高；学生获得国际体验的机会也稳步增加。
（编辑:同文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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