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最早翻译者——潘文郁
冒着绵绵的细雨，我们徒步来到了《资本论》最早翻译者潘文郁的故乡——襄阳东津湾镇。我们很仰慕潘先生的才华和渊博的知识，却不知道到哪里去祭拜这位先者，只能在他的出生地，默默地思念他。
潘文郁(1906—1935年)，原名问友，又名成文，号冬舟，襄阳县东津湾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创刊了《新思潮》，是《资本论》的最早翻译者之一。
潘文郁幼年好学善思，9岁提笔成文能写700字的文章。1920年就读于襄阳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深得萧楚女的赏识。1923年入武汉共进中学读书。1925年“五卅”运动期中，潘文郁被共进中学推选为湖北省学联代表，参与领导武汉学生界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潘文郁表现突出，1925年7月1日被吸收为共青团团员，8月转为中共党员，并跨党加入了国民党。
这一年，中共武汉地委书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董必武派潘文郁回襄阳，发展国民党组织。潘文郁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深入群众，进行考察，把在“二师”学潮和声援“五卅”运动中表现突出的方复生、孙承孝、高如松等人吸收为国民党党员，建立了鄂北第一个国民党小组，不久，这一批人都成为共产党员，成为鄂西北共产党建设的基础。
1925年秋，苏联共产党为帮助中国培养干部，推动世界革命，在莫斯科筹办中山大学。中共中央决定选派党员、团员与进步青年前去学习，从湖北选拔了11人，潘文郁是其中之一。他同胡伊默、伍修权等人，由上海乘苏联煤船于1925年11月上旬到达中山大学。由于他学习勤奋，不到半年就能阅读俄文书报。曾和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学一起受到校方的表扬。
潘文郁学习勤奋，博闻强记，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不久即被学校选拔为课堂翻译。为了理解原著，并让翻译的内容使同学们听得明了，他把需要翻译的课文，先行学好、吃透，然后根据同学们的接受能力深入浅出地翻译出来，受到教授和同学们的好评。1926年受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俄文翻译，当时潘文郁的俄文翻译水平在莫斯科已小有名气。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 142人，指定参加的代表53人。潘文郁被指定为“六大”代表，他的代表证号码是91号。潘文郁既是代表，又为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作翻译，还为大会笔译和整理了很多文件和资料。在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前，斯大林召集部分代表和五届中央委员谈话，6月14日、15日，布哈林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政治谈话会”，潘文郁先后为几位同志作俄文翻译。他的俄语水平、翻译能力和工作实绩，受到周恩来、李立三等人的赞赏。
周恩来离苏前，曾建议潘文郁回国工作，潘文郁欣然应允，不久即辞别共产国际代表团，9月底回到上海找到党中央，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的部长是蔡和森，潘文郁继李实之后任秘书。这时，潘文郁已成为具有坚强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明确主张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根本改造中国社会。
“六大”后，潘文郁积极参与筹办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并参与领导《布尔塞维克》等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红旗》由谢觉哉任主编，他任副主编。李立三兼任《布尔塞维克》主编，他任副主编。从此，潘文郁开始了运用党的喉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
《红旗》自1928年11月20日创刊到1930年8月20日终止，共出版126期。潘文郁以问友的笔名在第一期和最后一期都发表有文章。目前已发现他为《红旗》撰写社论、评论、时事论文共64篇，还在《布尔塞维克》、《党的生活》等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有些文章长达数万言，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才华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
1931年7月22日，因叛徒出卖，潘文郁被捕。东北军宪兵司令部机要秘书黎天才赏识潘文郁的文采，想让潘为其撰写《在帝国主义炮火之下的中国国防问题》一书，将潘文郁保释出狱，潘文郁由此脱党。潘文郁在特务的监督下完成了这本书，他在书中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号召人民起来增强国力，搞好国防。并用稿费买了一批书作为赠品，赠送给东北军中的爱国将士，向他们传播抗日救国的意义，号召他们起来组织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建立巩固的国防，抵抗外侮，保卫疆土，激发了很多人的爱国热情。
潘文郁一贯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呕心沥血地做了多年的努力。此时，他失去了与党的组织联系，不能有组织地为党工作，他一方面感到孤寂，另一方面感到这是他完成翻译《资本论》的时机到了，他一直认为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是中国社会科学界非常迫切需要的，于是他开始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分册的翻译工作。为了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更广泛地传播，他超负荷地工作着，接连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第三分册(约40万字)。1932年8月和1933年3月以潘冬舟的署名，由东亚书局出版发行。连同陈启修译出的第一卷的第一分册，是《资本论》第一卷最早的中文译本。他还计划“如果没有天灾人祸两年内将全书三卷全部译完”。后未能如愿。
潘文郁在“国防论”上宣传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的理论和翻译出版《资本论》等事，被中共地下党“北京特科”发现。经过对潘文郁被捕前后的情况了解，认为潘文郁仍然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高尚的革命情操，随后和潘文郁取得联系，于1932年5月吸收他为“北京特科”成员。
“北京特科”是在1931年由上海“中央特科”二科科长陈赓责成天津的吴成方建立的，由吴成方负责。最初命名为“北方政治保卫局”，按照周恩来领导的上海“中央特科”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方式进行工作。
潘文郁根据特科指示，在1934年2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时，利用张学良中校机要秘书的公开身份随张学良南下武昌。张学良很敬佩潘文郁的才华和为人，潘文郁去后，不仅担任机要秘书，还教张学良学习《资本论》，他结合日军侵占东北的事实，把《资本论》讲得有理有据，入木三分。张学良听得十分认真，对潘文郁更加敬佩。潘文郁利用张学良对他的信任和工作之便，常常提醒张学良东北的许多流亡青年都热烈希望抗日，并及时完成了“北京特科”交给他的各项工作任务，为党提供了很多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核心机密。1934年底，北平宪兵三团破获了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机关，搜到一本“豫鄂皖剿匪兵力配置图”，经叛徒供认，这是潘文郁交来准备转给中央军委的，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如获至宝，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件严重的泄露军事秘密、通联红军的要案，要张学良交出潘文郁，“即押解来京法办”，并搜查了东北军驻北平办事处。
1935年3月3日，潘文郁被秘密杀害于武昌徐家棚。时年29岁。
潘文郁过早地离开了党和同志，他的曲折斗争经历鲜为人知。但党和同志们并没有忘记他，他在1988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周恩来用“有重大贡献而过早牺牲”几个字评价了潘文郁烈士光辉而短暂的一生
潘文郁(1906—1935年)，原名问友，又名成文，号冬舟，襄阳县东津湾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创刊了《新思潮》，是《资本论》的最早翻译者之一。
潘文郁幼年好学善思，9岁提笔成文能写700字的文章。1920年就读于襄阳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深得萧楚女的赏识。1923年入武汉共进中学读书。1925年“五卅”运动期中，潘文郁被共进中学推选为湖北省学联代表，参与领导武汉学生界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潘文郁表现突出，1925年7月1日被吸收为共青团团员，8月转为中共党员，并跨党加入了国民党。
这一年，中共武汉地委书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董必武派潘文郁回襄阳，发展国民党组织。潘文郁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深入群众，进行考察，把在“二师”学潮和声援“五卅”运动中表现突出的方复生、孙承孝、高如松等人吸收为国民党党员，建立了鄂北第一个国民党小组，不久，这一批人都成为共产党员，成为鄂西北共产党建设的基础。
1925年秋，苏联共产党为帮助中国培养干部，推动世界革命，在莫斯科筹办中山大学。中共中央决定选派党员、团员与进步青年前去学习，从湖北选拔了11人，潘文郁是其中之一。他同胡伊默、伍修权等人，由上海乘苏联煤船于1925年11月上旬到达中山大学。由于他学习勤奋，不到半年就能阅读俄文书报。曾和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学一起受到校方的表扬。
潘文郁学习勤奋，博闻强记，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不久即被学校选拔为课堂翻译。为了理解原著，并让翻译的内容使同学们听得明了，他把需要翻译的课文，先行学好、吃透，然后根据同学们的接受能力深入浅出地翻译出来，受到教授和同学们的好评。1926年受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俄文翻译，当时潘文郁的俄文翻译水平在莫斯科已小有名气。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 142人，指定参加的代表53人。潘文郁被指定为“六大”代表，他的代表证号码是91号。潘文郁既是代表，又为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作翻译，还为大会笔译和整理了很多文件和资料。在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前，斯大林召集部分代表和五届中央委员谈话，6月14日、15日，布哈林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政治谈话会”，潘文郁先后为几位同志作俄文翻译。他的俄语水平、翻译能力和工作实绩，受到周恩来、李立三等人的赞赏。
周恩来离苏前，曾建议潘文郁回国工作，潘文郁欣然应允，不久即辞别共产国际代表团，9月底回到上海找到党中央，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的部长是蔡和森，潘文郁继李实之后任秘书。这时，潘文郁已成为具有坚强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明确主张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根本改造中国社会。
“六大”后，潘文郁积极参与筹办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并参与领导《布尔塞维克》等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红旗》由谢觉哉任主编，他任副主编。李立三兼任《布尔塞维克》主编，他任副主编。从此，潘文郁开始了运用党的喉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
《红旗》自1928年11月20日创刊到1930年8月20日终止，共出版126期。潘文郁以问友的笔名在第一期和最后一期都发表有文章。目前已发现他为《红旗》撰写社论、评论、时事论文共64篇，还在《布尔塞维克》、《党的生活》等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有些文章长达数万言，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才华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
1931年7月22日，因叛徒出卖，潘文郁被捕。东北军宪兵司令部机要秘书黎天才赏识潘文郁的文采，想让潘为其撰写《在帝国主义炮火之下的中国国防问题》一书，将潘文郁保释出狱，潘文郁由此脱党。潘文郁在特务的监督下完成了这本书，他在书中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号召人民起来增强国力，搞好国防。并用稿费买了一批书作为赠品，赠送给东北军中的爱国将士，向他们传播抗日救国的意义，号召他们起来组织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建立巩固的国防，抵抗外侮，保卫疆土，激发了很多人的爱国热情。
潘文郁一贯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呕心沥血地做了多年的努力。此时，他失去了与党的组织联系，不能有组织地为党工作，他一方面感到孤寂，另一方面感到这是他完成翻译《资本论》的时机到了，他一直认为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是中国社会科学界非常迫切需要的，于是他开始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分册的翻译工作。为了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更广泛地传播，他超负荷地工作着，接连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第三分册(约40万字)。1932年8月和1933年3月以潘冬舟的署名，由东亚书局出版发行。连同陈启修译出的第一卷的第一分册，是《资本论》第一卷最早的中文译本。他还计划“如果没有天灾人祸两年内将全书三卷全部译完”。后未能如愿。
潘文郁在“国防论”上宣传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的理论和翻译出版《资本论》等事，被中共地下党“北京特科”发现。经过对潘文郁被捕前后的情况了解，认为潘文郁仍然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高尚的革命情操，随后和潘文郁取得联系，于1932年5月吸收他为“北京特科”成员。
“北京特科”是在1931年由上海“中央特科”二科科长陈赓责成天津的吴成方建立的，由吴成方负责。最初命名为“北方政治保卫局”，按照周恩来领导的上海“中央特科”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方式进行工作。
潘文郁根据特科指示，在1934年2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时，利用张学良中校机要秘书的公开身份随张学良南下武昌。张学良很敬佩潘文郁的才华和为人，潘文郁去后，不仅担任机要秘书，还教张学良学习《资本论》，他结合日军侵占东北的事实，把《资本论》讲得有理有据，入木三分。张学良听得十分认真，对潘文郁更加敬佩。潘文郁利用张学良对他的信任和工作之便，常常提醒张学良东北的许多流亡青年都热烈希望抗日，并及时完成了“北京特科”交给他的各项工作任务，为党提供了很多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核心机密。1934年底，北平宪兵三团破获了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机关，搜到一本“豫鄂皖剿匪兵力配置图”，经叛徒供认，这是潘文郁交来准备转给中央军委的，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如获至宝，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件严重的泄露军事秘密、通联红军的要案，要张学良交出潘文郁，“即押解来京法办”，并搜查了东北军驻北平办事处。
1935年3月3日，潘文郁被秘密杀害于武昌徐家棚。时年29岁。
潘文郁过早地离开了党和同志，他的曲折斗争经历鲜为人知。但党和同志们并没有忘记他，他在1988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周恩来用“有重大贡献而过早牺牲”几个字评价了潘文郁烈士光辉而短暂的一生
（编辑:youke）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220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