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翻译文学经典与中国现代作家（1）
在近代文学翻译界，傅雷先生无疑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卷帙浩繁、技艺精湛的译品而被批评家誉为在中国一两个世纪也难得出现的翻译大家。他毕生致力于中法文学艺术交流事业，把法国经典作家伏尔泰、巴尔扎克、梅里美、丹纳、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介绍给了中国读者，洋洋500余万言。他在其中用力最多的是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两位大师的小说。两者相较，如果说巴尔扎克译品是“傅译浩瀚天地中的重镇”，若从接受与影响的精神层面来考量，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则是傅雷翻译世界中拔地而起的一座丰碑。这是法兰西文学巨子罗曼·罗兰和中国翻译界一代巨匠傅雷用心灵、智慧和激情所共铸的一座洁白的丰碑。
傅雷生前谈及自己翻译经验时，曾说过：“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罗曼·罗兰和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对傅雷来说，可谓“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朋友。傅雷与他们的相遇，是20世纪中法文学交流史中的“奇缘佳遇”，是热爱真理、追求光明的中国弟子和法国导师的心灵相遇。我们知道，从译介学学理层面看，译者是作者的代言人，他负有在本土文化圈内诉说作者心曲、延伸原作文本生命、拓展原作生存空间的使命。傅雷之于罗兰，从其相通的心智和气质、相似的性灵才情、相近相匹的学养和热情，以及傅雷精湛的技艺和上佳的译品，都不难看出，傅雷是罗兰在中国的理想而忠实的代言者。海峡两岸凡是读过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读者，面对这部“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文本，亲临过那行云流水、色彩丰富的文字和流淌在字里行间那股炽热的激情和精神气韵，品味过那“江声浩荡”的警句和恢弘瑰丽的乐章，都会从中获得一种真与美的心灵熏陶和洗礼。当他从阅读中走出来的时候，都会感到自己的生命获得了新的增添，都会情不自禁地与克利斯朵夫这个闪烁着强奋精神和人格魅力的“清新的灵魂”拥抱得更为亲密，因而都会从心底里发出一致赞叹：多亏了傅雷以独有的才情、睿智和激情的参与，才使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不朽巨作在东方这块拥有最多读者的大地上获得了新的生命，傅雷才是罗兰不辱使命的最佳代言人，这不是需要人们来探讨的学理，而是不争的事实和共识。罗兰和傅雷珠联璧合，原著和译作先后辉映，这的确是近代中法文学与文化关系史册值得一书的佳话。
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由傅雷脍炙人口的译介而成为翻译文学经典。灌注了作者与译者生命激情和精神理想的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在70多年风雨兼程的中国之旅中，成了“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和无数青年读者所追奉的新人形象，对中国现代知识界和新文学作者文化人格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约翰·克利斯朵夫》借助傅雷翻译文学经典流入中国，最使中国接受者振奋的，莫过于克利斯朵夫这一向真、向善的灵魂所投射出的罗兰精神。何谓罗兰精神？这就是为人类之大爱、为自由和真理而搏斗所折射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人格力量和英雄主义气质——我称之为罗兰精神的三根支柱，它也是傅雷精神的体现。罗兰说过：“人道、自由和真理——这是宝中之宝”，是“最崇高的道德价值”，是生命的“神祗”，他创作的目的，“在于将人从虚无中抢救出来，在于不惜代价地给人灌输魄力、信念与英雄主义”。对此，傅雷心有灵犀，他对傅敏说过：“真理至上、道德至上，正义至上，这种种都应当作为立身的原则。”他译介罗兰是为了寻求一种精神支撑，引进“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罗兰的精神内核，令人联想到儒家“仁学”结构中“爱人”的人道精神，注重道德修养的人格追求和舍生取义的历史责任感。无怪乎傅雷译介罗兰要征引孟子的警句作为译文的献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由西方文化所培育的罗兰精神和由儒家文化积淀的中国民族心理结构之间的某种相似和契合，在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中国作家之间构架了精神沟通的桥梁，而这座精神会通之桥，是由伟大的罗兰和卓越的翻译家傅雷共同架设的，傅雷为构筑这座联系东西方贤智的桥梁，不惜以身殉职，最忠实地履行了罗兰一个时代的“精神遗嘱”。
在罗兰精神中，最能激起中国接受者心灵震撼和精神共鸣的，是罗兰在探求真理、追求人性至善的逆境中奋勇搏击的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对中国知识群体，特别是对在黑暗中苦斗求索的中国新文学作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早在1920年代，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鲁迅，就在他主编的《莽原》译出日本作家写的《真勇主义》，率先向国人介绍了罗兰的英雄主义精神。此后，随着傅译罗兰翻译文学经典的形成、流传和克利斯朵夫与中国读者“拉手”，我国不少作家，如巴金、胡风、路翎、萧军、白桦等，便不止一次提到它，不仅把它视为生存哲理加以崇奉，而且把它作为看待人生、探索人生的一种准则，助成了一代求索者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文化人格建构，对中国新文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编辑:yo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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