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思维结构
辨异、求同、变异
——浅谈翻译的思维结构
张慧仁
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翻译并不是两种语言的直接转换，而是需要经由中介对象的间接转换。任何两种语言之间都不存在直接对等、完全对等形式，翻译首先要把原语言转换为非语言符号，即语指对象，然后把语指对象转化为译语言。因而，翻译思维首先要辨异，以避免两种语言完全直接“对等”转化，导致望文生义、貌合神离；接着要“求同”，翻译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两种语言的等值转换。但“求同”只有通过“变异”才能实现，既然两种语言之间不存在完全对等的直接语言转化，就需要根据具体语境，灵活“变异”译语的字词句语法修辞形式，才能实现语效同值。本文提出“辨异-求同-变异”翻译思维结构，试图探寻翻译活动的独特思维规律，赋予翻译思维更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翻译研究更具可操作性。
关键词：辨异；辨义；求同；变异
有人说写作也是一种翻译，把内心感知经验用语言表述（翻译）出来，但是这种翻译是从非语言符号到语言符号的“转换”，说起来主要是“求同”思维，而翻译时，首先要把语言符号转化为非语言符号， 即语指对象，然后要观察、辨析这种语指对象，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差异，然后通过译语恰当转换出来，追求语效一致。因而翻译者的思维结构要比写作者的思维结构复杂得多，其基本思维结构可以概括为“辨异求同”思维结构。
翻译思维首先要辨异，是为了避免望文生义，貌合神离；其次要“求同”，因为翻译的目的就是要寻找两种语言的等值转换，但是面对有语义差异（语指对象及内涵外延差异）的两种语言符号，如何做到等值性转化？这就要“变异”。既然两种语言之间没有完全对等的直接转化方式，就需要根据具体语境，灵活“变异”译语的字词句语法修辞形式，追求语效同值。在这里，“辨异”是对原文“辨义”的手段、途径，但变异不是“无法无天”，而是以语效“求同”为目标。“辨异”越丰富、细腻、周到，译语“变异”艺术越灵活、高超，语效“求同”就越惟妙惟肖。
翻译学的核心，是对语义问题提供出一个科学的解释模式。由于翻译涉及两种语言，语义研究自然涉及两种语言之间语义的对比研究：异同研究。语义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任何话语的意义都包括词汇、句法、修辞、语境（所指和联想）意义几个层次。从多个角度而不是一个角度、通过多个参照系而不是一个参照系来对比剖析两种语言的语言异同，更能揭示语义的本质。因此，翻译必须从多个层面着手，进行语义差别系统研究。只有充分把握了两种语言的各种差异，才可能真正谈论等值或等效翻译。
翻译学中的语义对比研究，核心在“辨异”，没有“辨异”的翻译，最容易犯直接式完全对等式转换错误，只有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表象式、简单式求同，而没有本质性、深刻性求同。翻译中最普遍的现象和最大的危险就是这种“貌合神离”。“pull one’s leg”并不等于“拉后腿”，“eat one’s words”并不等于“食言”，“to wash one’s hands off”并不等于“洗手不干”，“行尸走肉”并不能翻译成“a walking skeleton”，因为后者表达的意思只是说他骨瘦如柴，把“翘尾巴”译成“have one’s tail up”，毫无贬义，反倒有了表扬之意。
翻译错误，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对两种语言的简单直接对应，忽视语义结构本质上是多层次复合结构， 这种结构需要通过“辨异”，才能从语言的表层，跃入到语言的深层，全面把握语义内涵和外延，译语才能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灵活“变异”，实现语效同值。
因为辨异，因而辨义，因为“求同”，所以“变异”，以达到翻译的最佳境界。但要养成“辨异-求同-变异”思维习惯，需要做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和大量地翻译实践。笔者认为，翻译思维结构，本质上是四维性的“辨异求同”结构。
一、 文化辨异，语词变异
一般来说，文化有表层和深层两个方面。在跨文化交流中，表层文化交流比较容易进行，因为它只涉及文化的物质方面；而深层文化则较难沟通与交流，因为它涉及人们的精神生活，包括价值标准、心理习惯、思维方式、观念定势等。比如外国人能够很容易地理解和接受火药和火药制造出来的鞭炮，但却很难理解中国人用鞭炮迎神祝福的观念。英国婚礼在新郎新娘要走的时候，亲友们都跑到门口，朝他们两个扔旧鞋或便鞋。而在中国，朝一个女人扔旧鞋则是对她的极不尊敬。要很好地进行两种文化间的翻译交流， 就一定要熟悉这两种文化差异。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①（郭建中，2003 ）
文化是一种复杂体，覆盖面很广，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具体到翻译工作中，两种文化背景的差异具体体现为写作主体（原文）与翻译主体（译文）的习俗差异，而习俗差异既表现为大的文化背景的意识形态差异，又表现为具体而微的语词语指差异。
在汉语文化中，“东风”的语指即“春天的风”，夏天即炎热，“骄阳似火”。而英国，地处北温带，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雪莱的《西风颂》正是对春的讴歌。英国的夏季温馨宜人，莎士比亚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把爱人比作夏天：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宗教信仰衍生大量语词，具有特定语指，在两种语言中很难直接转换。中国人信佛，相信有“佛主”，与此有关的语词很多，如“借花献佛”等。英美人信奉基督，因而有习语如Go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
历史典故形成大量语词，语指独特，在两种语言中无法完全转换。中国有“名落孙山”、“叶公好龙”等。英语典故多来自《圣经》和希腊罗马神话，如Achilles'heel（唯一致命弱点）、meet one's waterloo（一败涂地）、Penelope's web（永远完不成的工作）、a Pandora's box（潘多拉之盒：灾难、麻烦、祸害的根源）等。
不同语言有不同习语，在翻译时，不得不通过翻译者的学问来对语指辨异求同。汉译英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中式英语”翻译，即所谓的Chinglish，就是因为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不知道通过学问来见微知著，发现两种文化语词的语指差异性。语言的差异归根结底是文化习俗的差异，这种差异有时候凭字典都无法明晰地把握。“对英汉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传统，两种民族心理，要见其同，尤其要见其异，要见其外表的差异，尤其要见其深刻的内在差异。只有这样，才敢于摆脱原文的束缚，以不切为切，浅中见深。” ②（刘学云、杨自俭，1994）
李白于753年写了一首《哭宣城善酿纪叟》：“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怎么翻译？Arthur Cooper的译文是：
Vintner below Fountains Yellow,
“Spring in old age,”still do that vintage?
Without Li Po there on night’s plateau,
Which people stop now at your wineshop?
这个译文不说“纪叟”，而说“酿酒的人”，把“黄泉”说成是“黄色的泉水”，“老春”就是陈年老酒，不是“老年的春天”。夜台直译，不能使读者知道这是坟墓的婉转说法，李白是酒仙同义词，这里音译不如意译，后者转换的语指对象更准确。这首诗的翻译没有经由文化辨异，求得深刻的语义之同，译文只译了词，简单求同，没有变异，因而并没有达意，更说不上传情，只能是貌合神离了。
反观翁显良先生的译文，则注重了文化辨异，达到了语义的求同，他是通过灵活变异译语来实现的：
A Dirge
Down there, master brewer, you’d still be practicing your art. But how you’d miss me, old
friend! For where in the realm of eternal night could you find such a connoisseur?
翁译的标题用了《挽歌》一词，把原标题中的“宣城”二字删了，译语“变异”了。但变异的目的是为了求同，或者说因为要求同所以不得不灵活变异。该翻译把“善酿纪叟”这个专有名词变异为普通名词“酿酒大师”，“黄泉”变异为“地下”，把“夜台”变异为“永恒的夜的国土”，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独白中所说的“一死就去了没有人会来的那个从未发现的国土。”在这里， 通过译语变异，达到了更深刻的语义求同，达到了翻译的化境。②（刘学云、杨自俭，1994）
二、语法辨异，语句变异
由于文化的不同，英汉两种语言在句法、词汇、修辞等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翻译时如果只知道死扣原文逐词逐句译，忽视两种语言语义的表层和深层差异辨析，必然掉入翻译误区。因而需要对英汉语言结构和表达习惯的差异有相当的把握，才能通过灵活的译语变异来达到语效等值。
英汉两种语言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在翻译时需要增减一些词、短句或句子，才能准确表达原文意义。英汉两种语言在名词、代词、连词、介词和冠词的使用上差别很大。英语中代词使用频率较高，凡说到人的器官或某人所有的和有关的事物时，在前面必须加上物主代词。因此，汉译英时需要增补物主代词，而英译汉时又需要适当删减。英语词与词、词组与词组以及句子与句子的逻辑关系一般用连词来表示，而汉语往往通过上下文和语序来表示这种关系。比如，马克·吐温《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中的一句话 “everything is ordered when a person has to find some way out when he has been stupid”，这句话是个主从复合句，而且还从句套从句，张友松译作“一个人干出了傻事情，要替
自己找理由，那就什么都命中注定”，原文中的两个when字面上没有译出，而是隐含在译文的逻辑安排中。因此，汉译英时常常需要增补连词。英语句子离不开介词和冠词。另外，在汉译英时还要注意增补一些原文中暗含而没有明言的词语和一些概括性、注释性的词语，以确保译文意思的完整。
研究两种语言的句法差异，有助于译语对语效等值（求同）的追求。汉语强调意合，结构较松散，因此简单句较多；英语强调形合，结构较严密，因此长句较多。所以汉译英时，需要利用连词、分词、介词、不定式、定语从句、独立结构等把汉语短句连成长句；而英译汉时，又要在原句的关系代词、关系副词、主谓连接处、并列或转折处、后续成分与主体的
连接处，以及意群结束处，将长句切断，译成汉语分句。这样就可以基本保留英语语序，顺应现代汉语长短句相替、单复句相间的句法原则。如：
Increase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s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同中国加强合作，符合美国的利益。
没有对两种语言语法的精心辨异，就很难达到对原文的语指意义的准确把握，也就很难通过译语的语句变异来实现语义的精确转换。译者不仅需要具有相当丰富的语言知识储备，还要做到极度认真、一丝不苟，翻译时最好能多请教专家的意见。萧乾翻译好《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得传》后，还专请叶圣陶审阅全书，就修辞和语法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从而保证了译文的质量。
三、文体辨异，语体变异
辨析一个词的含义时，要能识别它是概念意义、内涵意义、风格意义、情感意义、联想意义、搭配意义，还是主题意义。要摆脱原文的表层结构的束缚，才能进入其深层次结构，这需要从多角度、多层次去细细品味原语语义。这些层次包括词类、语法、语段与文体层次。有些译者外语水平不过关，就是对这些语义层次差异的辨析能力不足，因此理解原文的能力不够。有些译者的英文水平可能不错，但是文体知识不够，也不能准确理解原文的语指，导致翻译错误。因为任何语言表述都是具体文体的语言表述，翻译者如果缺乏相应文体知识，就很难理解原文。文体知识积累离不开对专业术语与日常话语的辨异，更离不开对相应文体规范的把握， 同一文体写作，使用语言时具有独特性。语体修辞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风格手段。修辞一般不属于语法范畴，属于表现方法的变异。在一种文体中，作为风格手段来加以适当运用的修辞格，其功能都是为了加强语言效果。许多作家的独特风格也在于他们擅长运用独特的修辞格。例如英国剧作家肖伯纳以长于讽刺著称：②（刘学云、杨自俭，1994）
Magnus: Frankly, I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regard your President as a statesman whose mouth was the most efficient part of his head.(The Apple Cart)
用“嘴巴是他脑袋中最有效的部分”（变异）来代替一般性的形容词“哗众取宠”“夸夸其谈”。
在一种文体中，修辞使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是文体特征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对不同文体的修辞使用，辨异不足，相互混淆，容易出现翻译错误。相比而言，两种语言间的语法差异相对显性，容易辨异，而两种语言间的修辞差异，则比较隐性，相对较难把握。朱光潜先生在《谈翻译》一文中说：“外国文学最难了解和翻译的第一是联想的意义……”，③ （p150）“它带有特殊的情感氛围，甚深广而微妙，在字典中无从找出，对文学却极要紧。如果我们不熟悉一国的人情风俗和文化历史背景，对于文字的这种意义就茫然，尤其是在翻译时这种字义最不易应付。” ③（朱光潜，2001）
每一种文体都有特定的文体语法修辞规范，任何翻译都不可没有文体规范知识，否则就会南辕北辙。
译什么文体研究什么文体，译小说研究小说，译哲学研究哲学，译广告研究广告。文体规范的因素，包括语音、词汇、句法、篇章、修辞。弄清楚每一种文体的语法修辞特点并不是翻译的全部工作，写作者也需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翻译者，还需要弄清楚两种语言中同一种文体规范因素的差异。同类文体也有许多不同的因素，比如同为小说，因时代和作家不同，有明显不同的文体特征，中外文体的对比差异是细微丰富的，翻译者需要作详尽的研究才能准确把握，以使译语语体的语法和修辞灵活变异，实现深刻的语效同值。著名文学翻译家施咸荣的“模仿”做法值得借鉴：为了忠实地传达原作的风格，他做翻译时总是找一位与原作者在风格上近似的我国当代作家，对其进行学习和模仿，模仿他的风格，吸收其文学词汇，以尽可能传达原作的风格。通过这种做法，施咸荣成功地翻译了许多英美现代派的代表作，如《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待戈多》等。马克·吐温在我国的最大译家张友松的经验是争取多译同一作家的作品，同一作家的作品译得越多，就会越熟悉这一作家的风格，译品质量肯定会比常常更换作家要强得多。
四、语境辩异，语味变异
大凡不好的译文，不论是误解了原文的字面义还是内涵义，也不管是译文表达欠通顺还是欠地道，大抵可以说是没有把握好原文的语境、功能、关联之故。无论是主体的文化背景差异、还是原语与译语的语言学语法学差异、各种文体规范之间的差异，归根结蒂都要结合具体语境，来追求对语效同值。对语境的辨异，对于翻译者来说尤其重要，因为科学写作追求的是真，艺术创作追求的是美，因而科学文本翻译必须追求真，艺术文本翻译必须实现美。翻译要恰到好处，要把握文本中不同语境对真善美的追求差异，只有对语味（真善美之味）差异把握精准，翻译才能到位。
1、Slab temperature variation entering the mill would be closely controlled, and exposure to air and consequent scalling would be minimized.
由于板坯进入轧机后温度受到严格控制，暴露在空气中的部位极少，因而可将氧化铁皮减少到最低程度。
2、I was curiously affected, without knowing how much, by late events, and my long exposure to fierce wind had confused me.(C. Dickens: David Copperfield)
最近一系列事件，对我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至于严重到什么程度，我却说不上来。加之长时间遭受到狂飙猛烈地吹打和摇曳，弄得我头脑混乱。②（刘学云、杨自俭，1994）
第一句是一种科学表述，因而翻译时尽可能讲究科学性、精确性。而第二句是一种文学性表述，翻译就尽可能传达出作品中的美学意涵。原语中的词、词组和句子在具体语境中具有真善美的潜意识，翻译时就要体会到这种潜意识，并通过译语的灵活“变异”，把这种潜意识显示出来。
这种语词在具体语境中的真善美潜意识的中外差异，在电影字幕翻译时更容易体会。
1. The tea is served，Madam.（选自电影The Princess Diaries）
这是女佣对女主人说的话。电影语言是艺术语境，如果字幕是“茶水端上来了”，似乎太科学、太死板，这是宣告或通知，而原文是礼节性交际（不说话显得不开心不默契），是献茶的邀请，具有相当的人情味，审美性。译文不能出现语言功能的误解或错位。应翻译为：茶好了，太太/请用茶，夫人。
2. Please come here. I beg. In the name of Christ.（选自电影Brave Heart）
原文的末尾是请求或命令的强势语，与基督或基督教没有丝毫关联。如果字幕翻译：“请过来，我求你，以基督的名义。”太过于严谨，死抠字眼。我国的主流文化是非宗教文化，这样的译文也不地道，不审美。叫孩子“小/老祖宗”倒可以，《红楼梦》里贾母等人就是这样叫宝玉的。可翻译为：请过来吧，求你了，快点吧/过来，过来，过来吧，我的小祖宗！
翻译贵在理解语指，理解贵在辨异。只有完整理解了原文语指，才能经由译语变异忠实于原文。而理解原文的钥匙，便是把原文的语境、功能、关联诸要素产生的中外语义差异辨析出来。
文学无所不包，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在文学作品里得到具体、生动、有来龙去脉的描绘。
而从语言的使用上讲，文学作品里什么文体都有，各种表现手段齐现。所谓直译还是意译离开具体的文体形式难于界定。一个段落，一篇文章，一部书，并不是所有句子的语法结构、修辞使用、文体风格、语效追求都一样，不可能全部直译或意译，因地制宜，灵活变通，而不是以偏概全、一概而论，才切合翻译实践。
本文提出“辨异-辨义-求同-变异”翻译思维，目的就是要摆脱长期以来，我国翻译界纠缠于“直译- 意译”、“信达雅”停滞不前的状态，赋予翻译思维更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到底怎样才算“信”？有人认为要逐字逐句地移译才算“信”；有人认为必须尽可能保持原文的语言形式，以至句法结构；有人认为可以完全脱离原文的语言形式，只要传达意思就行；有人认为必须“形神兼备”方为信；有人认为“遗貌取神”是为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纠缠于“信达雅”的虚幻标准，对于翻译实践并没有可操作性，并不能起到指导作用。
“辨异-辨义-求同-变异”思维，试图探寻翻译思维的独特规律，使翻译理论更具可操作性。
（2008世界翻译大会论文集）
（编辑:艾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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