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翻译认知模式
浅论翻译认知模式
伍月
中央民族大学蒙文系
摘 要：翻译认知模式是翻译家或翻译理论家从对翻译的直观的认识提高到理性的认识直至升华为理论高度的过程。自东汉末年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各个不同时期逐渐形成了质与文、求真与喻俗、可译性与难译性、忠实性与创造性、科学性与艺术性等自成一体的翻译认知模式。文中着重论述这几种翻译认知模式的主要论点和内涵。
关键词：认知模式；翻译理论；翻译主张
翻译认知模式是翻译家或翻译理论家从对翻译的直观的认识提高到理性的认识直至升华为理论高度的过程。翻译理论的研究应着眼于对翻译的认知开始才有利于确立相应的翻译标准。因此，本文从翻译理论的角度对各个不同时期的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对翻译性质的认知模式初步作了粗略梳理和探索。
1．质与文
我国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家支谦在《法名经序》中明确提出了翻译要“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主张。支谦最初主张译经只要“因循本旨”，也就是说翻译佛经只要转达本意或保存原意就够了，用不着“文饰”或斟酌词语。他对译文的要求，主观上只是顾内容，不顾形式。其实深奥的佛经教义或教理倘若没有生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是难以完整地转达“本旨”，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他根本上忽略了众所周知的“辞能达意”的道理，从而导致了主体对客体认知的失调。译文应是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因此支谦的这一主张有失偏颇。
随着翻译实践的深入和翻译体验的增多，他逐渐改变了初衷，不再忽略“文饰”。因此，后人称支谦译经“辞旨文雅”、 “文而不越，约而不显”。 可见支谦通过翻译实践逐渐提高了认识，逐步把握了翻译的尺度，认清了翻译的性质。
支谦提出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翻译主张经翻译实践证明虽然有些偏颇，但是他所提出的“本旨”与“文饰”的相对翻译概念是值得肯定的，他直观地感悟到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对立统一。他的“本旨”与“文饰”的认知模式代表了东汉末年人们对翻译性质的理解和把握。
东晋、前秦时期的高僧道安（公元312-385年）在汉译梵经的实践中也提出了“胡经尚质、秦人好文”[3]的见解，从原文和译文的角度最后确立了“质”与“文”的翻译认知模式。
道安当时提出的“三不易”论和“五失本”论，[4]反映出他对汉译梵经有了进一步的体验和感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独具慧眼发现了“胡经尚质、秦人好文”的风格差异。事实上道安发现了梵经原文和秦人译文之间的不协调。他的“三不易”论和“五失本”论都是对如何解决不同风格之间难以协调的问题而感发的论点。他的根本出发点是解决好原文和译文的一致性问题。
北朝末年及隋初僧人彦琮（公元557-610年）认为道安的“三不易”、“五失本”之说“译梵典之难易，论译人之得失，可谓洞入幽微，能究深隐"，[5]彦琮深谙道安的翻译主张和见解，恰如其分地评价了他的论点。
后秦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 公元 年 认为：“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
凡觑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6]因此，他主张译文可以加以“文饰”。鸠摩罗什以开阔的视野看到了天竺国俗和文风以及梵秦两文的不同文体，从而主张辩证地实施“质”与“文”的协调关系“依实出华”。实际上从翻译认知模式来看，鸠摩罗什的“实”与“华”基本上与支谦的“本旨”与“文饰”，道安的“质”与“文”同属一个范畴。
2.求真与喻俗
唐朝高僧玄奘 公元 年 总结他多年的翻译实践提出了佛经翻译要“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主张。玄奘从虔诚追求佛教真谛时对通俗语言的依赖这一客观事实出发强调译文既要如实地转达本意又要通俗易懂。从而玄奘对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提出了他独特的见解，既两者兼顾，又不偏颇一方，使两者达到辩证统一的效果。
但遗憾的是，他为达成“真”和“俗”的辩证统一而提出的“五不译”主张实际上削弱了他自己提出的“求真”与“喻俗"的翻译认知模式的力度和缜密性。玄奘所谓“五不译”乃为秘密故、含多义故、此方所无故、顺于古例故、为生善故均不译。如此“五不译”，很难达到他自己提出的“求真”和“喻俗”的翻译主张，这是显而易见的。他的“五不译”主张的确有些偏颇。
尽管如此，玄奘在当时是自成一体地确立了“求真”与“喻俗”的翻译认知模式是肯定无疑的。真可谓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独树一帜。而且，多年的翻译实践证明玄奘的观点是正确而可行的。他准确地确定了原文和译文的关系，既把握了原文，又保证了译文。
3.可译性与难译性
从古代道安的翻译“三不易”论和玄奘的“五不译”论到近代马建忠“夫译之为事难矣”[7]和严复的“译事三难”[8]的感叹无不说明翻译的难译性。到后来也不断有人提出“诗之不可译、[9] “风格是无法转译”[10]的论点，更有甚者曰“皆不可译”。
翻译的难译性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如果没有难度便没有“一名之立，旬月踌躇”、“吟安一个字，拈断数根须”的感慨。从古至今人们无不例外地感到翻译的难译性，但是大多数人未曾否认翻译的可译性。有人知难而行，孜孜不倦，译书不辍，身后成果累累。翻译业已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行业，足以证明翻译的可译性一面。纵观古今对翻译的认识不外乎两重性。人们通过翻译实践逐渐清楚地认识到了翻译既有难译性又有可译性，从而形成了对翻译的一种认知模式。
就实质而论翻译的难译性和可译性对立的统一，是翻译对应的两个侧面，是相辅相成的客观现象，任何片面地夸大哪个方面都是不可取的。
人类思维内涵的共性与人类思维方式的个性是相互对立的问题。人类思维方式的个性所导致的两种语言表达方式的抗衡则是翻译的难译性所在。人类思维内涵的共性决定语际转换的可能性，从而使翻译具有可译性的一面。疾呼翻译三难的严复也在《译例言》第二条里说：“至原文词性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可见严复在翻译中遇到难于处理的词语时用“前后引衬”的方法最终达到达意的目的。人类具有化难为易的能力。严复当时并未因翻译难而退缩，而是积极探索，努力克服翻译的难译性，不断寻找解决困难的具体措施和方法，完成了《天演论》的翻译。
强调翻译的可译性并不等于忽略翻译的难译性，并不等于否认翻译因表达习惯不同而造成的某些缺损。翻译中的某些缺损是翻译可译性的限度问题。
4.忠实性与创造性
1954年我国著名作家茅盾在全国文学翻译会议上所作的题为《论提高文学翻译质量的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翻译的过程，是把译者和原作合二为一，好像作者用另一国文学写自己的作品。这样的翻译既要译者发挥工作上的创造性，而又要完全忠实于原作的意图，好像一个演员必须以自己的生活和艺术修养来创造剧中人物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人物，又必须完全符合剧本作家的原本的意图一样。”茅盾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把文学翻译的主张和对翻译的认知诠释得更为清楚。他后来在进一步说明翻译的风格问题时说：“譬如原作的文章是朴素的，译文却成了浓艳；原作的文字是生硬的，译文却成了流利。要是有了这种情况，即使译得意思上没有错误，可是实际也是歪曲了原作……需要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和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11]
与此同时，我国文学家郭沫若也莅会讲了话。他在题为《论文学翻译工作》的讲话中也认为“文学翻译与创作无异”或“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超过创作"。至于文学翻译的忠实性，他认为严复的“主张翻译具备信、达、雅三个条件。我认为他这种主张是很重要的”。可见他也注重翻译的“信”即翻译的忠实性。在这次文学翻译会上茅盾和郭沫若都肯定了文学翻译既要“忠实性"又要“创造性"的翻译主张。因此，在我国 年代中期基于文学翻译的“忠实性 和“创造性 的翻译认知模式曾经盛行一时。甚至郭沫若的“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超过创作”的论点险些抹杀了翻译的忠实性。翻译过程中必须有机结合忠实性和创造性，不能忽略创造性是置于忠实性的前提下的有限的创造这一事实。把握好忠实性和创造性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这种翻译认知模式的关键。
5.科学性与艺术性
翻译究竟具有科学性还是具有艺术性，翻译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一部分人认为翻译具有科学性，有一部分人认为翻译具有艺术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这种争议和分歧主要来自翻译语言学理论派和文艺学理论派。他们都把对翻译性质的认识和界定纳入自己的理论范畴琢磨和研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各自研究的翻译的一个侧面。语言学理论派用语言学的理论解释和处理翻译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片面强调语言具有可遵循的规律，而忽略语言的艺术性；文艺学理论派过分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再创造性，用文学创作的标准和内涵来描述翻译，从而也强调翻译具有艺术性，而忽略语言翻译的科学性。这种两极化的提法是认知片面的产物，都是只强调了翻译的一个侧面而忽视或否定翻译的另一个侧面，两者都没有把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看待，未能跳出各自学科的狭小圈子，所以两派对翻译性质的认知都出现了偏差。
事实上，缺乏艺术性的翻译作品是没有艺术感染力的，不讲科学性的翻译作品同样不能再现原作的风貌与内涵。所以，两者之间哪一个也不能偏废，实际上两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因文体的不同而其比重不同而已。只有清楚地看到翻译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才是正确全面的认知模式。在翻译理论研究中，只有正确掌握辩证统一的方法论才能全面客观的认知翻译性质和翻译过程中的诸多语言现象。
（2008世界翻译大会论文集）
（编辑:艾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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