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当代《论语》英译的多元化趋势（下）
析当代《论语》英译的多元化趋势
邸爱英
四川省成都市电子科技大学
白氏也有“过犹不及”的问题，他们过于看重历史细节，有时忽视了《论语》文本的文学性，在夸张、比喻等文学语言中寻找历史事实。如他们认为“里仁第四篇”对孔子的住所家宅没有任何提及，推断孔子当时居无定所；而以“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为据，认为此时孔子不仅有了家宅，而且至少有了厅堂与内室的功能区分；然后又以子贡的“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为据，推断孔子此时已享有锦衣玉食、高墙宅院。白氏的目的是通过文本中物质文化发展的具体线索来证明篇章顺序的合理性，但是他们忽视了上面这些文学性语言只能说明当时社会文化中这些住所的真实存在，但不能以此断定孔子因此由穷困潦倒走向荣华富贵。
尽管如此，白氏在对文本进行的微观细节的年代考辨是超乎常人想象的。森舸澜指出，“白氏研究的意义不在于他们的具体结论，而在于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对《论语》的传统认识，迫使我们认真思考研究这样一个多元素、多层次文本时的哲学困难”（Slingerland, 2000:141）。
2.3. 安乐哲/罗思文译本的哲学阐释视角
当代美国翻译家、翻译理论家韦努蒂（Venuti ）将翻译的性质界定为“一种文化政治活动”，认为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背后是文化权利关系。他在对“译者隐身”的批判中旗帜鲜明地指出，英语世界通过归化翻译降低了他文化价值的文化资本，造成文化交流的不平衡。而“异化策略是当今国际事务中的策略性文化干预，是与英语国家霸权和不平等文化交流的抗争。英语异化翻译可以有效抵制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和帝国主义，维护民主的全球政治关系”(Venuti, 2004:17) 。
安/罗的翻译观与韦努蒂上述观点不谋而合。他们认为从哲学视角翻译和阐释《论语》，可以纠正和弥补在此之前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哲学的误读和偏见。他们的翻译宗旨是反拨前译本中表现出的文化化约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和基督教化倾向，尊重中国文化的异质性，力求使自己的翻译为西方读者打开一扇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窗，而不是反射西方社会自身影像的镜。他们的翻译目的是双重的：在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同时，判断其价值，找寻其中能“为我所用”的优秀元素。“我们要做的不只是研究中国文化，更是要设法使之成为丰富和改造我们自己世界的一种文化资源。”（郝大维/安乐哲, 2005: v）
二位译者为自己设定的基本任务首先是在阐释中体现儒学思想的历史性和动态性，体现中国文化和儒学思想的异质性，探寻《论语》中的哲学内涵，同时揭示儒学思想对西方社会的现代关联意义。“今天他（孔子）依然向我们讲述着许多道理”（Ames & Rosemont, 1998:35 ），安乐哲认为这是21世纪人们研究和翻译孔子的基本信念。因此，“阅读《论语》不能仅出于对古代文献的好奇，或为了得到现代经济启示，而应该认真思考这种可能性：《论语》的意义超越了东亚，而走向全世界；《论语》不仅对过去的学者有意义，而且对当今所有希望建立一个更合理、更人性未来的人都有着重要意义。”（ibid, 1998:19）
上述哲学阐释指导思想在关键术语翻译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译者首先在“翻译绪论”中单设“术语”一节，对“道、天、仁、礼、信、义”等含义详细论述。然后在译文中通过提示性的符号［英文对应词+汉语拼音+汉字符号“三位一体”，如filial conduct (xiao 孝)］，提醒读者已经进入了一个陌生的语言和哲学系统中，使他们自觉地探索关键术语的真正含义。例如，原文：“志于道，据于地，依于仁，游于艺。”
安/ 罗译文: Set your sights on the way (dao 道), sustain yourself with excellence (de 德), lean upon authoritative conduct (ren仁), and sojourn in the arts.
安乐哲对维特根斯坦的名言“语言之界限即是世界之界限”坚信不疑（安乐哲 2002：9），因此他的最终理想是，学生和研究者能够掌握一些汉语，直接进入“道”、“天”和“德”的世界，而不是辗转取道西方传统的“the Way ”、“Heaven”和“virtue ”。
2.4．森舸澜的综合阐释视角
森舸澜是当代北美中国思想研究新锐，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和宽阔的学术视野。他曾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无为”（Slingerland, 2003），认为“无为”是贯穿于中国早期思想发展史的一条主线，是孔子、老子等伟大思想家的精神理想，同时也是一种隐喻概念，它并不指人们实际的所为或“所不为”，而是做事人的一种心理状态，认为“无为”涵盖了一系列概念隐喻，如从、顺、安、宜、忘（不知、乐）等。《论语》中的“政之以德”“居于北辰而众星拱之”等都含有明确无疑的“无为”之义，他在术语表中是这样解释“无为”的：“如果一个行为是自发的、无意识的/无自我意识的、完全有效的，那么就是无为的。无为代表着内心秉性与外部行为的完美和谐关系，因此被视为‘毫不费力‘、‘没有压力’；同时无为也是个人与上天之间的和谐，因为一个无为的人是有德之人。”因此，在他看来，“无为”既是“为政”的最高境界，也是“修身”的崇高理想。
然而，森舸澜并没有将《论语》视为某种具体的科学研究对象，而是将其视为历史传统中的鲜活文本，东西方学者共同传递着解读的火炬，使《论语》至今依然展现着生命活力。森舸澜认同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理论，认为自己是一个“现代文本研读者，具有高度的语文学和历史学责任感，精通古代汉语，对孔子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Slingerland, 2003:Appendix 6），而他以下几点前理解及阐释视阈同样体现其综合性：
1） 《论语》的文本结构具有独特的文本逻辑性与连贯性，体现着孟子和荀子之前的早期儒家思想。语篇顺序是编撰者按一定主题顺序集成，这一点从主题结对和组合模式中得到证明。
2 ） 阐释应重视历史准确性：尽量避免使用时间错位表达，运用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历史、思想知识来限定可能的阐释参数。
3） 避免使用时间错位的关键概念和术语，如在《论语》中不可能出现的“理”、“气”和“上帝”等概念。
4 ） 倾向借鉴早期和晚期注经传统，大量依赖春秋战国汉代前的文献资料，排除汉代道学注释、佛教影响的宋明代新儒学、基督教传教士等的影响。
3. 多元的译本风格
当代《论语》译者具有较强的主体意识，有着明确的翻译动机和目的，因此他们的译本不仅翻译策略、关键哲学术语、语言风格等表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特点，同时各具特色的注释也使当代译本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3.1. 译文风格
在典籍翻译问题上，中外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是：通过刻意仿古使用典雅的译本语言来接近原作，再现原作的风貌，还是使用现代通俗语言，接近读者，使读者能够有与当时源语读者相当的反应。
赖斯将《论语》原文本的语言风格定位为2500多年前的对话实录体，具有明显的口语特征，他的译本面向没有汉语语言及文化背景知识的西方普通读者。因此，译文通俗易懂，具现代性，符合现代西方读者的阅读口味，满足了现代读者在快节奏生活中养成的阅读习惯，因此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在全球最大的图书网站亚马逊网（www.amazon.com ）的读者调查中，该译本得到了较高的支持率。正是这种简洁明快的语言风格使孔子在读者眼中既具亲和力，又不失威严。读者几乎感觉不到与原作有任何距离，换言之，读者有阅读原作的感觉。例如：While your parents are alive, do not travel afar. If you have to travel, you must leave an address. (4:19)
Put me in the company of any two people at random – they will invariably have something to teach me. I can take
their qualities as a model and their defects as a warning. (7:22)
但有时甚至赖斯的某些译文会令读者感到过于现代，如：“起予者商也！”Ah, you really opened my eyes!(3:8)将“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译为“I have never seen anyone who loved virtue as much as sex”， 其他译者一般将其译为“beauty ”。
与赖斯译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安乐哲/罗思文译本。后者将挖掘哲学意义为主要目的，力求哲学概念及思想翻译的准确性，在译文语言风格与哲学思想表达发生矛盾时，选择意义而牺牲语言简洁。如“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翻译为：If at dawn you learn of and tread the Way (dao 道), you can face death at dusk. 译者补充的部分点明“闻道”不是孔子所说的目的，真正有意义的是“闻道”并“践行之”，这样，才能从容泰然地面对死亡。再以孔子治国重要思想的12: 7为例，比较几个译本的翻译策略。
原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赖斯: Zigong asked about government. The Master said: Sufficient food, sufficient weapons, and the trust of the people.”
译文简洁明快，干净利落，与原文完美对应，保持了模糊点。
白氏：Dz-gung asked about government. The Master said, Enough food, enough weapons, the people having
confidence in him.
该译文简洁，准确；最后一句句式有变。但将“之”译为him过实，上下文中似无具体所指。
安/罗：Zigong asked about governing effectively (zheng政). The Master said to him, “make sure there is sufficient food to eat, sufficient arms for defense, and that the common people have confidence in their leaders.”
该译文意义阐释清晰，概念准确：“政”不是政权、政府本身，而是“为政”；“兵足”是为“防御”，“民”为“百姓”，“之”为“统治者”。但译文过于明晰、冗长。
森舸澜：Zigong asked about governing. The Master said, “Simply make sure there is sufficient food, sufficient armaments, and that you have the confidence of the common people.”
译文有增补信息，译文又不失简洁。
3.2．译文外的副文本
当代译者集科研、教学和翻译任务于一身，他们在翻译时尽量考虑到几种因素，尤其是有专业背景的学者、有专业兴趣方向的学生和普通读者等不同读者群。因此，他们的译本提供了大量的译本外信息资料，以满足不同读者群体的需求。其中，安/罗的“定州出土的《论语》版本”和“语言、翻译和阐释说明”，白氏译本围绕“增补理论”的各种说明和森舸澜的集注等都是针对学者和学生的，而其他各类副文本可以为普通读者阅读《论语》提供一些背景知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译本副文本的多元化，及其体现的译者不同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目的。
白氏译本的注释中包含大量珍贵的汉学研究史料。如一般认为没有理解歧义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一句，白氏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中：
“除4:5 中个人的行为之道，应该有这些原则的践行语境，即公众之道。公元前5世纪鲁国国君被季氏家族夺权，虽然孔子效忠合法王室，但在有生之年却没能见到王道的复兴：鲁哀公为对抗季氏四处求援，于公元前468年谥于途中”（ Brooks, 1998：15）。
森舸澜译文尽量简洁，避免过多地干预原文本的意义模糊，但在注释中采用了“集注”策略，译者参阅多达95种的注释版本，尽量为读者提供丰富的阐释观点，意在提示读者《论语》文本言简意赅和微言大义的特点及深刻丰富的文化内涵。
4. 多元的翻译评价标准
中西翻译传统一直以译本与原本的相似度和译本的透明度为依据，以忠实、对等或流畅、自然为标准来评价译本。然而，从英语世界对当代《论语》译本的接受可以看出，学术界及读者没有用同一标尺（如对等）衡量不同风格的译本，也不是孤立地讨论译本翻译问题，而是将译者的研究背景、翻译目的、译本功能、读者定位等因素纳入对翻译评价中，说明目的语文化对有了更为成熟的翻译观。
首先，评论者从译者的翻译目的出发评价翻译实践。如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对赖斯译本的极高评价就是基于译者为翻译设定的目标：“赖斯使孔子说的英语比之前任何译者的都更具说服力，他的卓越成就在于简洁。赖斯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使《论语》中孔子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他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Owen, 1997:36）。
其次，评论者将目标语文化的读者视为评价译本的重要因素。如Alice W. Cheang （2000 ）认为，赖斯译本是《论语》最出色的英译本之一，风格独特，信息量大，面向普通读者，可读性极强，并将赖斯誉为当代汉学界巨人。
不仅如此，评论者尤为重视译本的社会效果影响力。如白氏夫妇的《论语辨》一经面世，即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短短的几年内连印三次（1998，2000，2001 ）。学界普遍认为该书开创了古代中国研究的新时代，大多数的评论者都对其极尽赞美之辞，梅维恒（Victor Mair ）甚至称它是“20世纪，乃至所有时代汉学研究最重要的著作”(Mair 1999)。当然，也有学者，如前面提到的森舸澜和李泽厚（2004 ）等人，对白氏的研究方法和增补理论和《论语》篇章排序的结论提出了质疑。不管怎样，学者们都因该项成果给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及儒学研究带来的震撼而给予其极高的评价。
5. 结语
可以看出，当代译者的多元学术研究背景使《论语》英译多元化趋势成为必然。它使原作在跨文化语境中不仅获得了生命的延续，而且变得更加丰富。就译者翻译动机而言，对原译本的挑战和否定已不再是重译的动力。译者站在巨人肩上的视角使新译本更具现代性和多元性。而读者也同样用更趋多元、更趋成熟的评价标准评判和接受这些译本的价值，体现出英语世界成熟的翻译观。
注释:
[1] 英国人蓝登尔?泰勒（Randal Taylor ）据比利时人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的《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和法国人彼埃尔?萨夫亥（Pierre Savouret ）的法文版《孔子的道德，中国的哲学》（La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e de la Chine, 1688）译成英文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
（摘自2008世界翻译大会论文集）
（编辑:艾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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