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翻译家是需要时间筛选的
许钧：名翻译家是需要时间筛选的
许钧，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翻译理论家。身兼我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国际翻译联盟科学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等多个职务。译有《追忆似水年华》第四卷，米兰•昆德拉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无知》；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等作品，著有《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翻译论》等理论著作，以及大量关于文学翻译研究的学术论文。
2003年许钧重译昆德拉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备受文学界关注，激起了文坛对其版本与韩少功1985年的译本《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译文高下的讨论。
以下选自《南方都市报》对其的采访报道。
文学翻译回归本位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很多人认为目前国内的文学翻译质量堪忧，年轻译者跟不上。您认为文学翻译的现状究竟如何？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许钧：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回顾一下历史。我国的文学翻译经历了几个主要阶段：一个是20世纪，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需要通过文学翻译从外国作品中寻找新思想，通过翻译来改造我们的语言。到了战争时期，文学翻译又起到鼓励国民抵抗外侵的作用。老一辈翻译家，像傅雷，就是为了在当时一片阴霾的大地上寻找光明，给人民以鼓舞，翻译了《约翰•克里斯朵夫》。
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翻译重新兴起。翻译的渠道、数量、引进速度都比过去大大增加，翻译所担负的任务也多样化了：文学、科技、哲学、经济，数量非常庞大。我国每年出版图书的百分之三四十都是翻译图书。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翻译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文学的作用和地位发生了变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翻译所承载的功能不光是文学，还承担了政治、改造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重任。现在文学翻译慢慢回归到了文学本体，也就不再那么受关注；另一个问题是受到市场影响，文学翻译的报酬很低，整个社会对翻译人才的重视程度也不够。翻译人才有很多任务，相对可以专心搞文学翻译的人才就少了。
十六七岁可以出来一个写作天才，但一个人不到五六十岁是成不了翻译家的
南都：那它造成的后果是怎样的呢？
许钧：肯定是翻译做不到精雕细琢了。而且一个不正常的市场现象是，优秀翻译家的报酬与一个刚出道的译者的报酬基本一致。都是60元千字，无法体现翻译质量的价值。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名著重译的大潮中出现了很多不良现象。比如拼凑、抄袭别人的翻译作品。罗新璋先生翻译《红与黑》，一天译三百字，才挣十来块钱，而那些抄的人，一天就可以抄一两万字，拿的稿酬却是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确实打击了许多人的积极性。
真正的文学翻译要求不能急躁，而且要有真正的对两种语言的把握能力，有深厚的文学的素养和对文学的一种感觉。好的翻译绝对不是一下两下就能出来。我们可以说十六七岁就出来一个写作的天才，但一个人不到五六十岁是成不了翻译家的。现在中学生可以写小说，而研究生翻译一部小说都被怀疑能力不及。翻译到底有多难？我可以举个例子，美国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研究机器翻译，到今天，科技都可以把卫星送上火星了，但通过计算机连一般的翻译问题都没有解决，何况是文学翻译。
我的一个总体判断是，我们现在翻译的东西很多很丰富，总体而言水平不会比以前差，甚至还有所提高。但由于总量多，其中不好的也相应地多了，就凸现了这种问题。其实现在很多文学名著重译本就比以前的要好。
要有一个好的机制，翻译质量才能有保证
南都：那么您觉得从出版机制的角度来看，怎样才能解决翻译的质量问题？
许钧：以前的老翻译家年轻的时候，当时编辑的水平是很高的，包括傅雷的东西，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做过修改。现在有些出版社本身没有这个力量、这样的编辑人才。甚至有些出版社为了抢占市场，让不懂外文的人去抄译、剽窃名著。这里的问题出在图书出版的整个管理机制上。如果译者这关失守，编辑这关也失守，领导一审二审都失守，到最后大众媒体也失守，那结果就可想而知。
现在比较优秀的大出版社，都会让人试译，试译得好才请你翻译，一本书稿译完，责任编辑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对照一遍原文的。许多责编本身就是翻译家，比如人民文学、上海译文、南京译林等出版社都是这样。但许多小的出版社就没有这样的力量。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翻译质量问题不能去怪译者。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有真正高水平的编辑队伍，编辑本身要精通外语，要有懂外文的领导，要有大众媒介刊登翻译文学批评文章，有一些翻译批评家，这样才能有健康的机制保证。
出版社可以搞签约翻译家
南都：文学翻译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可以说是再创作的过程，但译者在大众心目中却远远比不上作家那么知名。您觉得通过建立译者的个人品牌是不是可以对翻译质量有一个好的保证？此外，老一代的翻译家如傅雷，是以翻译为全部职业的，而现在的译者都是业余兼职。您觉得翻译者的职业化是不是一个可行的方式？
许钧：确实，整个社会对于文学翻译的重视程度一直不够。我觉得品牌化或者职业化都是非常有效的方式。出版社应该去树立一批翻译家的品牌，宣传好的译本。比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在“文革”前就有一批专门的翻译家，一直关照他们，傅雷、草婴都是。现在也有一些老翻译家退休后，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在家专门做翻译的，像复旦大学退休教授徐和瑾重译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目前环境下，职业翻译家的可能性不大，但我觉得出版社可以搞签约翻译家。
未来几年，出版社推出的外国文学作品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翻译本身的质量。出版社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搞签约制，去帮助树立品牌；其次是通过各种奖项和比赛，发现一批有文学翻译天才和功底的年轻人，给他们一些机会，让老翻译家给他们指导；第三是定期召开一些文学翻译研讨会，大家切磋翻译经验；第四，加强文学翻译的比较、欣赏和批评工作；第五是出版社领导要重视翻译质量问题。
好的译者需要培养
南都：您认为现在年轻一代的翻译不会有断层吗？
许钧：我认为不会。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翻译都是做得不错的。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都有一批学习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学生。这些年对翻译问题的研究也在深入。从今年起，我们已经有了翻译研究的博士点，全国还有十多所高校有培养翻译方向的博士点。
比如我的研究生，他们毕业后有的留校教翻译，有的去到像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做编辑。他们在学校受到了良好的理论教育和翻译训练，他们在上研究生的时候翻译出的《流浪的星星》、《第一个人》、法布尔的《昆虫记》等都得到了许多大家的赞扬，有的还得了奖。
我觉得其实只要用心去培养，很多年轻人还是会真正喜欢上这个事业，做出优秀的成绩的。现在很多人会说，年轻人的翻译水平跟不上，我觉得是非常错误的。傅雷当年开始翻译时也不过19岁。很多老一辈翻译家都是中学就开始翻译的。都会有这么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你不能拿老一辈成熟后的高度来要求现在的年轻人。
南都：有人说这个时代出不了大翻译家，您怎么看？
许钧：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或者说群雄时代。而且大家是需要时间积淀和筛选的。比如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好作家，像余华、韩少功、苏童、毕飞宇，你能说他们不好吗？但我们现在是把他们与那些经过五六十年沉淀后剩下的那些人去比较，你怎么能说他们五六十年后一定不能成大家呢？
文学翻译是一个文化积累的过程，它处于不断淘汰的过程中，比如鲁迅当年翻译的很多作品，现在就被淘汰了。真正留下的几个，像傅雷、朱生豪、叶君健等是真正的常青树。这是与他们的文学素养、天才分不开。所以我觉得要有一种发展的目光，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也一定能出现这样的大家。
我认为，中国在文学翻译方面剽窃、抄译的时代也慢慢过去了，就像大浪淘沙一样，到最后它总会回到正轨上来的。当然这最后还是要依赖整个社会对于翻译的重视。
（编辑:艾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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